多丽丝·莱辛
1984年7月 好邻居日记 这第一部分总结了大概四年的生活。那会儿我还没记日记，要是记了就好了。我只知道，我现在对当年那些事的看法，与当年身处其中时已不一样。 我的生活在弗雷迪罹患绝症前是一回事，之后是另一回事。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不错的人，和我认识的所有人一样，差不多所有人，主要是我的同事。我现在明白，那时我根本没有自省一下，看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只想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 弗雷迪病入膏肓，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不公平。对我不公平，我暗暗地想。我是有些知道他活不长了的，但我当没这回事。我那样做太冷酷无情了。他那时一定觉得很孤独。我当时很自豪，因为我一直在工作，“保持有钱进账”——哎呀，他不工作，我不得不这样做。不过我很庆幸我得工作，这样我就有理由不陪着他难过。现在我知道了，我们的婚姻不是那种有着真正相互交流的婚姻。我们根本不算真正成了婚。如今人们的婚姻多半是这样的，双方互相想占便宜。我总觉得是弗雷迪占了我的便宜。 癌症这个词被提过一次。医生对我说，癌症。现在我明白，我那时的反应阻止了他们继续和我讨论该不该把事实告诉他。我也不知道他们告没告诉他，他又知不知道。我觉得他是知道的。他住院以后，我天天都去看他，不过我微笑着坐在那儿：你感觉怎么样？他看起来糟透了。蜡黄蜡黄的。蜡黄的皮肤下瘦骨嶙峋，像一只拔了毛待煮的鸡。他在保护我。现在我知道了。因为我那时是无法承受的。长不大的妻子。 他终于死了，一切都结束了，我才意识到自己当初待他多糟。他的姐姐有时会过来，他们大概聊过吧。她待我如同他待我一样。很温和。可怜的简娜，不可以指望太多。 他去世以后我就没有见过她了，他家的人一个都没再见过。终于滚蛋了，谢天谢地。我是说，他们是这样看我的。我倒不介意和弗雷迪的姐姐聊起他，因为我对他没什么了解，没什么真正的了解。不过想重新认识他，那会儿为时已晚。 他去世后，我发现自己十分想念他，我很想知道在他很少提起过的那些年月里他是怎么过的。比方说参军打仗。五年。从十九岁到二十四岁。那几年对于我来说是美好的时光。1949年我十九岁，开始忘掉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业起步。 不过我们又很亲密。我们的房事很是欢畅淋漓。也许别的方面不行，但在这个方面我们和谐得很。但是我们没法交流。不对，是不交流。不对，是他没法和我交流，因为每当他尝试的时候，我就会逃避。我觉得事实是，他是个严肃内敛的人。正是我如今求之不得的那种人。 十年以来，我一直要什么有什么；他死后，我想云雨之欢想得发狂，那会儿我到处滥交，我不愿想到底有多少人，或者是哪些人。有一次办公室聚会，我环顾四周，发现我和在场的半数男人都上过床。这吓了我一大跳。我其实一直痛恨那样的性爱，一顿好饭后有点醉醺醺的，我还有事情急着去办，那种情况下的性事。不是他们的错。 乔姬姐姐来看我，说是轮到我照看妈妈了，那些事情也就随之结束了。我当时又自怜自惜起来。现在我倒觉得，她的确早该开口了！丈夫、四个孩子、一栋小房子——而自从爸爸去世以后，妈妈一直住她那儿，八年了。我没有孩子，而且我和弗雷迪都工作，所以不缺钱。但他们从来没提过妈妈该来和我们住。或者说，我反正是记不得有过这种提议。不过我也不是那种会照顾孤寡老母的人。妈妈以前说，我花在脸上和衣服上的钱都能养活一家人了。的确。我也没法违心说对此我很后悔。现在有时想想，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刻，就是早上走进办公室，知道自己看起来不错。大家都留意观察我穿了什么衣服，怎么穿这些衣服的。我每天都对这一刻翘首以盼：我打开门，穿过打字室，姑娘们羡慕的笑容。然后穿过一间间行政办公室，那儿的姑娘们羡慕欣赏，希望也能有我这样的品位。嗯，就算我别的没有，品位的确是有的。以前我经常一周买三四件新衣，只穿一两次，然后就扔一边堆着。我姐姐把它们拿去做好事，所以倒也没有浪费。当然，这都是在乔伊丝接手了我，教会我如何真正地打扮——风格，而不仅仅是时尚——之前。 妈妈来和我住时，我才意识到我是个寡妇了。 一开始倒也不太糟糕。她身体不是太好，不过她会自娱自乐。我要是看上了哪个男人，也没法带他回家了，不过我暗自挺高兴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我的老母亲在家呢，可怜的简娜！ 来我这儿一年后，她生病了。我对自己说，听好了，这次你不能装作没这么一回事了。我陪她去医院。他们告诉她，她得了癌症。他们讲了好久，告诉她会发生什么。他们和蔼可亲，通情达理。以前医生没法和我谈我的丈夫怎么了，但是他们可以直接和妈妈谈她怎么了。因为她是那样的人。生平第一次，我想要和她一样。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她让我难为情，她的穿着，她的发型。以前我和她一起外出的时候，我会想，不会有人相信我是她的女儿，过度古板、讲究体面的她与我，我们是两个世界。我坐在她身边，听她和医生说起即将来临的死亡，那样优雅，那样庄重，我感觉糟透了。但是那时我吓得六神无主，因为吉姆叔叔死于癌症，现在是她——父母两家都有病史。我想：下一个是不是就轮到我了？那时我的感觉是，这不公平。 妈妈临死前那些日子，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不像弗雷迪那会儿我压根就不想弄清楚。但我还是没做到，问题就在于此。我那会儿时时刻刻觉得难受和恐慌。她很快就垮了下去。垮了下去——就是这样。我痛恨身体的痛苦。那会儿出门上班前我会去看她。她穿着睡衣在厨房里慢条斯理地做些琐碎事情。她的面色蜡黄，泛着不健康的光亮，皮包骨头。不过至少我没说：你是不是感觉好些了，那太好了！我陪她坐下来，喝咖啡。我说，要不要我去药店——她有那么多的药丸、药片、药剂要吃。她会说，嗯，买点这个那个。但我没法亲吻她。唉，我们这家人不是喜欢身体接触的那一类！我根本记不得好好地拥抱过姐姐。面颊上轻吻一下，就差不多了。我想要抱住妈妈，也许再轻轻地摇摇她。到了最后，她那么勇敢，病得那么厉害，我觉得我应该伸开胳膊好好抱着她。但是我没法碰她，没法好好碰她，没法温柔体贴地碰她。那味道……他们尽可以说这不会传染，但他们知道什么？根本不知道多少。以前她常常那样坦诚地直视我，但我根本没法直面她的眼睛。倒不是她的眼神里对我有什么索求，而是我深以我的情绪为耻，为自己感到惊慌。不，不像当初对待弗雷迪那样，我不冷酷无情。但是对于她来说，一定感觉不到什么——我的意思是，感觉我算不上什么。每天早晨几分钟而已，然后便赶着去办公室。我一般回家都迟，和同事，一般是乔伊丝，吃过饭才回来，那会儿妈妈已经上床了。她还没入睡，要是睡着就好了！我走进她的房间，坐在她身边。她经常疼得死去活来。我总把她的药准备好。她喜欢这样，我看得出来。这算是一种鼓劲支持吧。我们稍稍聊聊。后来乔姬姐姐开始每周来两三个下午，来陪她。我没法一直陪她，我要上班，而她的孩子都上学了。我走进房间，会看见她俩坐在一起。我常常嫉妒得难受，她们这样亲密，母与女。 等妈妈住院以后，我和乔姬轮流去探病。那时乔姬得从牛津来伦敦。我没法去得更频繁。每隔一天，在医院里待两三个小时。我痛恨那每一秒钟。我想不出来讲些什么。但乔姬和妈妈总是时时刻刻有话可聊。都聊的是些什么呀！——我那时听着，完全难以置信。她们会聊乔姬的邻居，乔姬邻居的孩子，她们的丈夫，她们朋友的朋友。她俩聊得一刻也不停。她俩对这些话题是如此投入，真是有趣。 妈妈去世了我很欣慰，当然了。乔姬也很欣慰。不过我知道乔姬这么说与我这么说是大不一样的。她有资格这么说。因为她的所作所为。妈妈去世前的那个月，乔姬日日夜夜分分秒秒地陪着她。那个时候，我终于学会不过于反感肉体层面的东西，妈妈几乎已是一具盖着蜡黄皮肤的骷髅。但她的眼睛还和原来一样。她痛得很。她没假装不痛。她抓住乔姬的手。 关键是，乔姬的手是合适的手。 然后我们的公寓里只剩我孤身一人。那些男人里有的来过一两次。不怎么样。我一点都不怪他们，我怎么能？那会儿我已逐渐明白我变了。我懒得烦。如何！倒不是我不需要性事了。有的时候我想得发狂。但这里头有些乏味、重复的东西。而且那屋子里到处是弗雷迪。我能看见自己变成一座弗雷迪的纪念碑，不得不铭记他。那有什么用？我决定卖掉这套房子，寻一处自己的地方。我仔细考虑了很久，好几个月。就连在当时我也知道，这于我而言，是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在杂志社工作，我的思想方法不同，迅捷果断，就像一直处在一股水柱的顶端。这些都是我如今的拿手好戏。这也是为什么当初他们给了我这份工作。说来好笑，那会儿我可没料到会这样。其他人都知道他们要给我副主编的职位，我自己不知道。原因之一，我沉浸于我的自我形象中，拘泥于自己对自己的定位和表现。我的形象一开始是无忧无虑、风趣滑稽、衣着怪诞的简娜，聪明伶俐，永远得力的女秘书。然后，经乔伊丝一番指点后，奢侈、完美、聪慧、可靠，办公室里的老资格，背后有一个潇洒时髦的丈夫——弗雷迪听到这形容肯定认不出自己来。然后，突然地（好像是这样）就变成了一个中年妇女。机敏精明，大气端庄。这让人难以接受。现在依然困难。 一个大气端庄、在杂志界有一份好工作的中年寡妇。 与此同时，我一直在考虑我应该如何生活。在我和弗雷迪的套房里，我觉得自己像一小团绒絮或者一根羽毛，随风飘荡。下班回家以后，我好像指望能在那里找到秤砣或锚之类的东西，但那东西根本不存在。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单薄、多么不独立。发现自己不独立，这很叫人痛苦。当然，不是指经济上不独立，而是作为一个人不独立。长不大的女儿，长不大的妻子。 我没打算再婚。我无法想象自己再婚。但是我又对自己说，你必须结婚，必须，趁着还不迟。而就连现在，我有时也还这么想，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自己不像以前那么糟糕了。但当我认真考虑时，我就知道我不应该结婚。说来说去，反正也没人向我求过婚！ 我卖掉了原来的房子，买了现在这套。一个房间睡觉，一个房间起居，一间书房。很大的豪华公寓区。不过我很少在这儿，而在的时候，我常常在思考。 这种思考方式……其实算不上是思考，只是把事情放在脑子里，让它们自行归拢整理。如果你真能这么做，慢慢地，会有出乎意料的结果。比方说，你的想法会与你原以为该是的样子大相径庭。 有些事我需要思考，但我还没来得及思考。 比方说乔伊丝。我们的那间办公室，顶楼，可以看阳光普照，风雨变幻。她坐在她的长桌后，我坐在我的长桌后，两张桌子面对面。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地坐了好几年了，保证杂志运转。然后这一边是一张长桌，上面放着所有我们需要的东西，机器、绘图板、照片。另一边是一张小桌子，秘书们进来做记录，或者有人进来谈话时，就坐那儿。想到这一点我就很高兴，因为这一切是如此恰当、合适，和这儿做的事正相配。但是我必须思考，思考……总觉得不舒服，好像有什么不大对劲。 我搬进新屋后，很快就发现我的生活全在办公室里。我在家里根本没有生活。家。好一个词！那不过是我为去办公室做准备的地方，或者是下班后休息的地方。 我在思考的事情之一，是如果我丢了工作的话，我就不剩下什么了。我看着那些聪明的姑娘们一路奋斗，向上爬。我发现自己会看着其中某一个，比方说菲丽丝，心里琢磨，嗯，她是块好料子，会遣词造句，能采访任何人，可以胜任编辑工作，她的大脑好似剪刀，她从不惊慌失措。 她知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我这话是指什么？指很多很多东西。一切。她急于求成，毫无耐心，而你得知道怎么顺其自然。 我思考得最多的，是我让弗雷迪失望了，让妈妈失望了，我就是这样的人。如果再发生什么，发生什么需要我面对的事情，比方说疾病或死亡，如果我需要对自己说，“现在，你得像个成人，别再像个小姑娘似的了”——我做不到。这不取决于你有没有意志，这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要学些别的本事。 我在报纸上看到这则广告，“你想和一位老人交朋友吗？”一张可爱老太太的照片，一个可亲可爱的老太太。大家最喜爱的奶奶。哈！我打了电话，去看望她们。斯诺小姐，慈善家。我和她一起去拜访了约克太太。我们三人一起，在肯辛顿的一座小公寓里喝了茶。整个过程我觉得假惺惺的，糟糕极了。我觉得斯诺小姐显得有点屈尊纡贵而不自知。约克太太是一个身材庞然、动作迟缓的病人，面色苍白，脸庞浮肿，像个面团，小眼睛里满是牢骚。我看得出来她不喜欢斯诺小姐。我坐在那儿，心想，我他妈到底在这儿做什么？这对约克太太能有什么好处？我难道要每个星期天都来看她一次，带蛋糕给她，问她风湿有没有好些？斯诺小姐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我们在人行道上道别的时候，她对我很敷衍。嗯，好，要是你觉得自己想做这事的话，到时候给我打电话，萨默斯太太。然后她钻进她的Mini Copper，开走了。失败。嗨，不足为奇，她是这么想的。 他们得找别人陪约克太太。不过这次我没有自觉无用。约克太太只是不适合我罢了。那时我会看着照片里那可亲可爱的老太太，想着糟糕的约克太太，心生几分讥嘲。 与此同时，在我对面的楼上，有个彭妮太太。她七十岁了，孤身一人，十分渴望我能与她结交。这我心知肚明，但我不想去。她也知道。她会全面介入我的生活。想到我得听她使唤，我就觉得喘不过气来，心慌得很。 可是那天我在药店里，这事就发生了。 我看到了一个老巫婆。我瞪着这老东西，心里想着，巫婆。这是因为我整个一天都扑在一篇专题上：《过去和现在的女性形象模式》。文章没有具体说过去是什么时候，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吧，优雅的妇人，一大帮孩子的母亲，羸弱的老处女姑妈，新女性，传教士的妻子，诸如此类。我有四十多张照片可以选用。那其中就有一张巫婆，不过我没选她。可她现在就在这里，站在我身边，在一家药店里。一个弯腰驼背的小个子女人，鼻子几乎能碰到下巴，穿着灰扑扑、厚厚实实的黑衣服，头上是顶无檐软帽样的东西。她看见我在瞪她，就塞给我一张药方，说：“这是什么？帮我买一下。”灰色的粗眉毛下，是凶巴巴的蓝眼睛，但是那双眼睛里却有些无比亲切的东西。 莫名其妙地，从那一刻起我就很喜欢她。我接过纸，知道我接过的不止那张纸，而是更多。“好。”我说，“但是为什么呢？难道他对你态度不好？”开玩笑呢，而她立刻有了回应，使劲地摇着苍老的脑袋。 “不好，哎呀，他没用，我就没听懂过他在说什么。” 他是年轻的药剂师，站着，手撑在柜台上，等着接单，面带微笑。他和她很熟悉，我看得出来。 “这张方子上开的是镇静剂。”我说。 她说：“这我知道。”我把方子靠在我的手袋上，她伸出手指戳着纸头紧贴手袋的地方，“但不是阿司匹林，是吧？” 我回答：“这东西叫安定。” “我就知道。那不是止痛剂，那是麻醉剂。” 他大笑。“没那么糟糕啦。”他说。 我说：“这药我也一直在吃的。” 她说：“我告诉医生，阿司匹林——我要的是阿司匹林。但是他们是些笨蛋，那帮医生。” 气势汹汹、声音颤颤的，又有些快乐活泼。我们三人，站在那里，放声大笑，但她又很生气。 “那你要我给你拿点阿司匹林吗，福勒太太？” “是啊，是啊。我才不要麻醉人的东西呢。” 她从一个又大又破的包包深处掏出钱来，慢慢地一个硬币一个硬币地数。他把阿司匹林递给她，接过她的钱，然后又接过我的钱——我买了指甲油、腮红、眼线、眼影、口红、珠光唇膏、化妆粉、睫毛膏。一大堆：这些东西我都存货不足了。她站在边上看着，现在我知道她那时脸上的表情是她特有的，拼命思索的样子，真正地想要理解。想要领会一切。 我放慢脚步，合上她的步子，和她一起走出店门。我们站在人行道上，她没有看我，但是能感受到她在请求。我走在她身边。慢吞吞地走路真难。那时我才知道，原来之前我走路都是在飞。她迈出一步，停下来，打量打量路，然后再跨另一步。我想到自己天天都在这路上来去匆匆，可从没见过福勒太太，但她就住在我附近，我仔细打量着大街，突然看见——老太太们。也有老先生，但还是老太太居多。她们慢吞吞地走着。她们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谈天说地。或者她们坐在街角法国梧桐树下的长凳上。我以前从没见过她们。那是因为我害怕自己会变得像她们。走在她身边，我很害怕，害怕她的味道，一种泛甜带酸、尘土般的味道。我看着她苍老瘦弱的脖子上的污垢，她手上也有。 她住的房子有一面破破烂烂的矮墙，豁了口的台阶。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因为她不准备开口邀请我。她小心地走下老旧的台阶，站在一扇门前，门已关不太拢，一块粗糙的木板拦腰钉在上面。这扇门连一只下定决心要进去的猫都拦不住，不过她还是摸来摸去地找钥匙，好不容易找到以后，又眯着眼睛找锁孔，然后把门打开了。我跟着她进了门，屋里的气味让我心里不舒服，胃里也不舒服。那天屋里是一股煮糊了的鱼的味道。我们站在一条昏暗的长走道里。 我们沿着走道走进“厨房”。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房间，除了在我们的“贫困档案”上，诸如拆迁的房子之类。这房间是走廊的延伸，摆着一个陈旧的煤炉，油腻腻、黑乎乎的。还有一个陈旧的白瓷水池，裂痕纵横，被油渍糊成了黄色。一个陈旧的水龙头，上面裹着破破烂烂的布，滴滴答答地一直在漏水。一张好看的旧木桌，上面摆着陶器，都“洗过”，但是还是脏兮兮的。墙上污渍斑斑、潮湿。整间屋气味很重，难闻极了……她把面包、饼干、猫粮一一放好，自始至终没看我一眼。商品包装和罐头上干净鲜亮的色彩，放在那么可怕的地方。她很难为情，不过不准备表达歉意。她口气随便却又透着些恳求地说：“你到我房里去，自己找个地方坐下来。” 我进的那个房间里有一个陈旧的铁炉，燃着火。两把古老得难以置信的结实的扶手椅。有一张好看的旧木桌子，上面铺着报纸。一张堆满衣服和包袱的长沙发。地上有一只黄色的猫。到处都肮脏、昏暗、阴森、可怕。我想起来，每当我们写到装潢风格、家具和色彩，都会说品位在变化，说我们会把旧东西扔掉，说我们对一切都感到腻烦。可世上还有这么一个厨房，如果我们把它的照片刊登出来，读者会寄钱来捐助的。 福勒太太端来一只棕色的旧茶壶，两只挺漂亮的瓷杯和茶托。用那脏兮兮的杯子喝茶，这是我做过的最困难的事情。我们没怎么说话，因为我不想问些直截了当的问题，而她正哆嗦着显示自尊、自傲。她一直在抚摸那只猫——“我的小可爱，真漂亮”，生硬又讨好——然后她头也不抬地说：“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有自己的店，后来我们在圣约翰森林[4]有一栋房子，我知道好日子应该是怎么回事。” 我告辞的时候，她说：“那你是不会再来了吧？”说话时还是不看我。而我回答：“如果你请我的话，我就来。”她没有看我，但是脸上微露笑意。于是我说：“我周六下午来喝茶，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 “哦，合适，真的，我觉得合适。”那一刻，我俩很亲近：就是这个词。但她依然骄傲，不想开口邀请，转过身背对着我，开始抚摸猫咪：哦，我的小东西，漂亮的小东西。 当晚回到家，我满心恐慌。我做了承诺，把自己卖了。我满心厌恶。我的衣服和头发里满是那酸臭肮脏的味道。我洗了澡，洗了头，打扮一新，拨了电话给乔伊丝说：“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吧。”我们在阿尔弗里多餐馆吃了一顿不错的晚餐，聊了天。我当然没提福勒太太，但我一直在想她：我坐在那儿，打量餐馆里周围的人，大家都衣冠楚楚、干净整洁。我想，要是她走进这家餐馆……不，她进不来，她连清洁工或洗碗工都当不上。 那个周六，我给她带了玫瑰和康乃馨，还有一个抹了真正奶油的蛋糕。我自我感觉很好，这也传染了她——她挺高兴，但是我其实做过头了。她那儿没有可以装花的花瓶。我把花放在一个白搪瓷缸里。她把蛋糕放到一个裂口的大盘子上。她故意摆出一副冷淡的姿态。我们各自坐在铁炉的一边，炉子上放着只棕色的茶壶，在加温，火苗太热了。她穿着一件丝质衬衫，白底黑点。真丝。她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漂亮的、带花纹的伍斯特茶壶，但是有裂痕。她的裙子是质量很好的厚毛料，但是污渍点点，皱巴巴的。她不想让我看她的“卧室”，但是她在“厨房”里时，我偷偷看了一眼。有一些家具很不错：书架，五斗橱，然后是一个廉价的梳妆台，还有一个衣柜，像只刷了漆的货箱。床上有一条老式的被子，鼓鼓的，是印花布质地的。我看出来，她不在这张床上睡觉，而是睡在隔壁，在我们坐着的这个房间里的长沙发上。房里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垃圾，看上去应该是破布、成捆的报纸，你能想到什么那儿就有什么：她不想让我看见的就是这些啦。 我们吃蛋糕时，她说：“噢，这是真奶油。”然后她告诉我，以前每到夏天的时候，她和姐妹们就会被送到埃塞克斯郡的一个老妇人那里去。 “夏天时，我们整天待在屋外。热辣辣的、可爱的夏天，不像现如今的夏天。我们个个晒成咖啡色，跟太妃糖似的。那老太太有一间小木屋，但是没有厨房。她在院子里搭了个尖茅草棚子，下面支一个三脚架。她还有一口用链子拴着的大铁锅，我们的饭就全用那口锅做。她先放一块牛肉，然后在周围铺上胡萝卜和土豆。她把布丁包在一块撒了面粉的布里，放进去一起热。我以前总是很纳闷，为什么布丁尝起来是果酱和水果的味道，却没有肉的味道，当然啦，这全是因为那块布上的面粉。她会给我们每人一只大汤盘，让我们坐在台阶上，我们先吃肉和蔬菜。然后她把布丁上的布剥下来，里头的布丁结了硬壳，厚实甜香。她给我们一人一块，就放在刚才吃肉的盘子里——不过我们已经把盘子舔得干干净净，和洗过的一样。然后她说，走吧走吧——然后她用那口锅烧水洗盘子，之后再清洗自己。我们则跑到田野里去采花。哎呀，我喜欢坐在这儿，回想那些事。” “你那会儿多大？” “小孩子。我们都还是些孩子。我们每个夏天都去——好几个夏天。这都是我可怜的母亲去世前的事了，嗯。” 整整一个下午，她就在和我说那位老妇人，慈祥和蔼的老妇人，还有那小木屋，没有自来水，厕所在屋外的一个小砖棚里，还有那些个炎热的夏日。她说，我听。直到七点我才离开。回到家里，我生起火来，心里想着该打扫下卫生了。我一个人坐着，想起福勒太太，独自一人，敞口的壁炉前火光闪闪。我开了一个菜汤罐头，看电视。 接下来的那个周六，我给她带了一小盆非洲堇，又带了一个蛋糕。 一切都还是原样：炉火、黄猫、她脏兮兮的白底黑点丝质衬衫。 她不想说话，我以为这是因为上周六她一连说了三个小时，几乎没停歇。 但其实不是因为这个。一直到我起身要走的时候，那原因才冒了出来。 “你是个好邻居吧？”她说。 “我希望自己或许能成为一个。”我笑着说。 “啊，那他们是不是在试用你？” 我不懂，她也看出来我没懂。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市政府会雇佣一些妇女，一般是上了年纪的，让她们到街上随便找个老人，然后去和他们喝杯茶，或者去看看他们过得好不好：她们不用做太多，只需时不时照料他们一下。这些人叫“好邻居”，她们所得的报酬很少，因此根本不是因为钱才做这事。我特意让办公室查过才知道了这些。第三个星期六，我给她带了些水果，但是发现这东西带错了。她又什么都没说，过了一会儿，才提起她牙不好，没法吃水果。 “你能吃葡萄吗？香蕉呢？” 她幽默地回答，退休金不包括葡萄。 然后她就打开了话匣子，说退休金的事，说煤要多少钱，食物要多少钱，还有“市政府那个说话不通过大脑的女人”。又一次，我做了听众。我还没把事情都拼到一起。我意识到，一时半会儿，我是无法看清她的全貌的，在做到这一点之前我得越过我的无知，我的经验缺乏，以及她的沉默，她的愤怒——现在我看清了，她目光灼灼，一开始你会以为一定是因为欢乐，甚至是一丝戏谑，其实是她胸中燃着的怒火——阻碍我的还有她感受如何，她的秉性，以及我感受如何，我的粗鄙。 “市政府的那个女人”，一个叫罗杰斯太太的，让她，福勒太太，找个家务女工。但是那个家务女工是个骗子，什么活都不干，不肯给她洗地板。那个家务女工和现在的年轻姑娘是一个德性，懒骨头，太了不起，不屑于干活。她，福勒太太可没太了不起，得自己干活。她自己把煤从走廊的这头扛到那头，她每周自己清扫一次烟囱，一直扫到她那些刷子够不到的地方，因为她怕会失火。她就这么絮絮叨叨地讲着，讲那些社工，家务女工，还有——一个“好邻居”，那人大发慈悲来过一次，然后说我该找家养老院住着了，我对她说，好走不送。 “但是，福勒太太，我俩是在药店里碰上的。我怎么会是个‘好邻居’——我是说，那种公务员呢？” “她们还有啥事不干？”她说，口气很凶，也有点不安，她怕我觉得受了冒犯，再也不来了。 我离开的时候，她送我到门外，手里做着件事，这样的事我见人在舞台上演过、小说里写过。她当时系着一条破旧的条纹围裙，是煮茶的时候围上的。她站在那里，用双手给它打褶子，然后松手让它自己展开，接着再打褶。 “要不要我平常日子也来？”我问。 “要是你有时间的话，”她说，然后忍不住加了一句，“而且你也能多赚点。”但是她说这话的时候自己也几乎倒抽了口气，因为她并不想这么说，她想要相信我不是公务员，不是拿钱办事，而只不过是一个喜欢她的人。 周三下班后我去看她，给她带了一份我们的杂志。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它是那么的光滑平整，那么的精明——这就是它的形象定位。但是她从我手上接过杂志，脸上有着小姑娘般狡黠的笑容，脑袋稍稍一扬——当初是姑娘甩发，如今只剩这个姿势——说道，“哦，我可喜欢这些了，我喜欢看他们想出来的那些东西。” 因为那会儿已经七点了，我有点不知所措，怕打乱了她的日常生活习惯。她什么时候吃晚饭？或者上床睡觉？桌上有报纸，上面摆着一瓶甜黑啤，还有一只玻璃杯。 “那瓶我已经喝过了，不然我就请你喝了。”她说。 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发现拉上窗帘，点上电灯后，这房间看上去挺温馨，不再那么脏兮兮、阴森森的了。可是我为什么总是揪着污垢不放？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评判人？她不觉得污渍、灰尘，甚至馊味贬损了自己。我下决心不去注意，但是我忍不住，也忍不住地要评判她，我一直在评判她，拿脏兮兮的房子评判她。我看见电源开关是破损的，找了个理由去了下“厨房”：老旧的电线铺在墙上，整个房间只有一个开关，在电灯上面，她很难够到。 她读着那本杂志，满脸愉悦满足的微笑。 “我在那家杂志社工作。”我说。她一松手，杂志啪地合上。她坐在那儿瞪着我，又是那种眼神，好像是在理清头绪，弄明事理。 “是吗？那你为什么……”但是她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我没法开口说自己是副主编。我说：“我负责打字，还有各种其他事情。”这话也不假。 “这是很要紧的啦，”她说，“就是训练。你和一无所成之间隔着的就是它了。它，还有一栋自己的房子。” 那晚她讲的是自己费了多大劲才住进这房子。一开始她住在顶楼的背阴角，是一个房间，但是她看中的是地下室这一套，一心想要，便耐心等待，精心谋划，最后终于把它拿到了手。他们赶不走我，想都甭想。她说起这事时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但其实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会儿的事了。 她讲到那会儿她没钱付房租，如何一便士一便士地攒，却被人偷走，两年省吃俭用攒下的啊，偷钱的是住在一楼的那个坏女人。于是她再攒钱，终于有一天，她去见房东，说，你让我住到下面去吧，我现在有钱交租了。他对我说，可是以后的房租呢？你不过是个女帽店打工的，不是吗？我说，那事你让我自己来操心。什么时候我交不出租金，你就赶我出去。“我从来没有拖欠过房租，一次都没有过。但是我饿过肚子。我老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只要你有自己的房子，你就拥有一切。没有，那你就是条狗，什么都不是。你有自己的房子不？”——我回答说有，她狠狠地点头，愤愤地，说道，“这就对了，好好守住它，这样啥都奈何不了你了。” 福勒太太的“套房”要交租，每周二十二先令。按新币制的话大概是一镑，当然了，她脑子里是没有新币制的概念的，她算不过来。她说这房子是“那个希腊人”战后买的——后来那场大战，你知道的，不是之前那场——花了四百镑。现在它值六万镑。“他想撵我搬出去，这所房子的肮脏钱就到手了。但是我也是有一两招的。这地方一直是我的，一直是。如果他不来，我就去电话亭，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说，你怎么不来收房租？” 我太无知了，我对她说：“但是福勒太太，二十二先令根本不值得他跑一趟来收啊。”她眼里唰地燃起怒火，脸色惨白，看起来可怕极了。她说道：“你这么看吗，是这样吧？是不是他派你来的？但租金就是这么回事，法律就这么规定的，我会付的。啥都不值，是吧？它就值我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上面三层的住户都是爱尔兰人，小孩子，进进出出的人，纷杂的脚步声：福勒太太说，“她”晚上故意把冰箱门弄得砰砰响，让她睡不着觉，因为“她”想要这间房子……福勒太太生活在噩梦之中，时时想象着自己在遭难受苦。她和我说了她那场十年保卫战，就在一战之后，不是新的这场大战，“那个诺丁汉来的婊子”想抢她的房子，而她……她好像什么方法都用上了，没有什么没做过，故事听上去就像真的一样。但是现在住在楼上的是一对爱尔兰夫妇，有四个孩子，我在楼梯上见过那位主妇。“老太太怎么样？”她问，她那对蓝蓝的爱尔兰眼睛看上去疲惫而孤寂，因为她的丈夫要抛弃她，显然是因为另一个女人。“我总想下去拜访，但是我去了她却一点都不高兴，所以我就不去了。” 我给福勒太太看有“女性形象”的那期《莉莉丝》。她礼貌地接过来，把它摊在膝上。杂志准备交付印刷的时候，我才想起那些“形象”里少一个老妇人。我和乔伊丝说了看到她后的一系列反应：首先，惊讶。然后是震惊，脑袋和眼睛的一系列动作说明，她在提醒自己，有危险。然后，她好像，这么说吧，关了自己的电源，神情茫然，眼睛不看我。她叹了口气：“哦，但是为什么呢？那不是我们读者年龄段的人。”我在她身上看着我自己，说道，“她们都有母亲或者祖母啊。”我们有多害怕年老：我们都不敢正眼瞅瞅！“不。”她说，还是有些茫然，有一丝出神，好像她是要恰如其分地处理一个她琢磨过很久很久的极其复杂的难题。“不，总的来说，不要吧。不过或许我们以后可以做一个关于老年亲戚的专栏。我来把它记下来。”然后她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多复杂啊：愧疚，松了口气，还有——还在那儿呢——惊讶。她脑子里有一处一定在想，简娜这是怎么了？那笑容里还有一丝恳求：不要威胁我，不要！然后，她本来是要坐下来，和我讨论再下期的杂志，顺便喝杯茶的，但是她说，我得赶紧走了。然后她就赶紧走了。 我刚刚想到一件有趣的事。 我们两人中，乔伊丝是创新者，是打破旧习的人，她会把我们才编排好的一期杂志扔进字纸篓，从头开始，熬个通宵，要搞成那个样儿；乔伊丝表现的像是——她就是——一个冲动、锐气逼人、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我，简娜，传统而谨慎，保守而小心——这是我的形象，我也是这么看自己的。 但我们之间却经常碰上这样的情况，一直有这样的情况。乔伊丝说：“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读者不会喜欢的。” 我呢，我一直相信我们的读者——其实也包括所有其他的读者——所能接受的要比给他们的多得多。 我会说：“乔伊丝，要不我们试试吧？” 但往往，不管我要建议的是什么，最后都进了我标着“太难”的档案夹，我会把它留在我桌上，希望乔伊丝能看到，然后能——我是这么希望的，但一般都落了空——让她再考虑考虑。 那些“形象”。（a）十二三岁的女孩。在她身上我们花费的功夫最多。我们否决了上百张照片，最后让迈克尔去拍了乔伊丝的侄女，她实际上十五岁了，但是看上去挺孩子气。我们要的是一种健康、率真的性感，绝无性感少女洛丽塔那样的挑逗意味，我们特意避开了那种。这是希望小姐。（b）十七岁左右的姑娘，强调的是独立和自信。你仍然依附父母，但是已经做好了离巢的准备。（c）有你自己的生活。二十五六岁。按我们自己的经验，那些独立生活、与人合租公寓、努力保住工作的女人们总感觉如履薄冰，因此我们选择了一个漂亮又脆弱的形象。需要一个真命天子，但是没有的话自己也能过。（d）年轻的已婚妇女，有一个孩子。突出孩子。（e）已婚妇女，有兼职工作，两个孩子，既要管家又要管丈夫。 就这些。 几周前，我的眼里根本就看不见老年人。吸引我目光的，我眼睛看得见的，是那些年轻的、有魅力的、衣着考究的、英俊潇洒的人们。而现在，好像以前那张图上覆盖上一张透明胶片，年老的、体弱的，一下都显现了出来，都在那儿。 我差点就对乔伊丝说：“可总有一天我们都要老的。”但这是陈词滥调，显而易见，枯燥无味。我都能听到她说：“哦，简娜，我们非要这么乏味、这么毫无城府吗？他们买咱们可不是为了这个。”她总是说，他们买咱们，我们必须让他们想买咱们。有一天我去加油站，开了很长时间的车，很疲倦，开口就说：“把咱灌满。”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说：“女士，我很乐意把您的车灌满。” 福勒太太进厨房去拿饼干的时候，我也跟了进去，看着她拉过一张凳子，站上去打开吊灯。我打量着那些破损的电线，潮湿的墙壁。 后来我对她说：“我会让我的电工来一趟，不然你会送了自己的命的。” 她呆呆地坐了几分钟，然后抬眼，看了看我，叹了口气。我知道这是个重要的时刻。我说了一句她梦想有人会对她说的话，但此刻这对于她来说有点难以承受，她希望这一个时刻，还有我，能消失。 她说：“我一直过得挺好。”怯怯的，似在哀求，带点愠怒。 我说：“让你忍受这样的居住条件真不光彩。你的电源，那就是个死亡陷阱。” 听到我的话，她扑哧一笑。“死亡陷阱，是吧？”我们哈哈大笑。但是我很心慌，心中有个东西挣扎着要奔，要逃，逃离眼下这个状况。 我觉得被困住了。我是被困住了。因为我给了她一个承诺。没明说。但那就是个承诺。 我回到家，开门的时候，对面的门轻轻打开：彭妮太太，特地等着呢。“打扰一下，”她喊道，“我一直等着你回来。我只好向你求助啦。” 我没好气地说：“怎么啦？” “我出去的时候忘了买黄油，那个……” “我去给你拿，”我说着，猛地一下冲进我的屋子，拿了半磅黄油，塞进她手里，说了句：“不用谢。”然后我又冲回自己家，嘭地把门摔上了。我是故意摔门的。她有黄油，我知道。我心里想的是，她有儿有女，如果他们不愿意照看她的话，该她倒霉。又不是我的责任。 我心生烦躁，需要甩掉点什么——福勒太太。我把浴缸放满水。我把今天穿的所有衣服收好，准备拿去洗衣店，一根线头都不放过。我能闻到我的皮肤上、头发上净是福勒太太家的馊味。 那晚我意识到，我其实是住在我的浴室里的。或许它就是我家。搬进这里的时候，我照抄了原来那个套房里的浴室设计，不差毫厘。但是起居室和卧室，还有书房，我却没有特意打理。弗雷迪以前开过玩笑，说他的情敌是我的浴室。 我的油漆是特别调制的，象牙白，泛着一点粉红。我铺了西班牙瓷砖，十分精致亮丽，珊瑚红，绿松石青，还有赭石黄。浴缸是蓝灰色的。有的时候一间房是完美的——不需加一丝，也不需改一毫。乔伊丝看到我的浴室后，想要拍照登上杂志。我说不行，这简直就像给人拍了裸照。我每天早晨都泡澡，还有每天晚上。我躺在浴缸里，一泡就是好几个小时。我在浴缸里读书，脑袋和膝盖搁在防水枕头上。我有满满两架子的浴盐和泡沫浴块。那晚我躺在浴缸里，水冷了就添热的，我看着自己的身体。身体结实白皙。没有肥肉。千万别有！但是结实。现在还没开始松弛下垂。嗯，没有孩子。我从来没有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那次我对弗雷迪说，好，我现在安排要一个吧，可是没怀上。对这件事，他乐呵呵的，挺不错。我不知道他心底里到底怎么想的。我知道他想要孩子，但是不知道他有多想。我那时是刻意不去弄清楚的，我觉得。 我走出浴缸，裹着浴巾，站在门口，看着浴室，想着福勒太太。她从来都没有过热水。一直住在那肮脏的洞窟里，只有冷水，一战开始前就那样了。 要是当初我没有回应她就好了，我一整晚都在想如何脱身。 早上醒来时，我觉得自己好像面对着什么可怕的劫难。因为我知道我要照顾福勒太太了。至少，从某种程度上。 我给电工打了电话。我向他解释了一切。我去上班，消沉，甚至恐惧。 当晚电工打来电话说福勒太太冲他尖叫，你想要干什么？他就走了。 我说明天晚上我在那儿等他。 他是六点钟到的，她打开门，臭气污秽扑面而来，我看到了他的表情。然后他有些放肆，但是很友好地对她说：“哎呀，你昨晚给了我好一通臭骂，是不？” 她缓缓地审视他，然后像看陌生人似的看着我，让开路，进了她的“起居室”，留我在外面告诉他要做些什么。我本该留下来陪她的，但是我带了活儿回家的，便这么告诉了她。 “我没让你惹这个麻烦事。”她说。 我挣扎了一番，然后抱了抱她。“哎呀，好啦，脾气别这么坏嘛。”我说，然后就走了。她眼里有泪。而我，我正拼命忍住不作呕，她那馊味。还有其他的味道，一股刺鼻的甜味，不知道是什么的味道。 吉姆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他能修的都修了，换了新电线和几个开关，高度是她够得到的，还给她加了盏床头灯。 他告诉我要多少钱——我就知道不会便宜的。我说我会给他寄支票。沉默。他想要现金：考虑到我可能还会请他去给福勒太太做事——这个想法很吓人，好像我承认自己将永远肩负什么可怕的负担——我说：“要是你现在过来一趟我就给你现金。”“没问题。”他说。一个小时后他到了。他接过钱，站着等了会儿，然后说：“她怎么不住养老院？她不应该那样过。”我说：“她不想进养老院。她喜欢现在这样。” 吉姆是个好孩子，不笨。他为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愧，就像我一样。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我不知道还有人是那样过日子的。” 我，世故、阅历丰富的长者，说：“那你知道得太少了。” 他还是逗留着，困扰，羞愧，但固执，“那么老的人有什么用？”他说，然后，飞快地加上，“哎呀，我们有一天也要老的。那就再见啦！”以抵消他刚才所说的，抵消他所想的。 然后就走了。出于周到的考虑，他说了我们会老，不是我会老：因为对于他来说，我就是老的，已经老了。 然后我坐下来，开始思考。他说的就是人们都会说的：他们怎么不去养老院？把他们放到一边去，别碍手碍脚的，弄到视线外去，让健康的人不用看到他们，不用总记挂他们！ 他们在想——我一直在想——我以前这么想，这些人干吗还活着？ 然后，那一刻，我开始想，我们如何估量自己的价值？工作？电工吉姆没问题，电工绝对是第一类的人物——如果你能叫得动他们的话。那妇女杂志的副主编呢？没有孩子的副主编？乔伊丝呢？主编，有一个女儿，不和她说话。她说她都懒得鄙视乔伊丝，因为什么理由我忘了。还有一个儿子，难相处。我真烦透了这些被宠坏了的家伙，矫情，唯我独尊，这些青少年。 乔姬姐姐呢？嗯，她挺好的，有孩子，有丈夫，参加慈善工作。但是十五年后的乔姬姐姐会怎么样？统计数据表明，她那时将是个寡妇，子女不在身边，住公寓，对谁都没用。那时人们又如何评价她呢？ 我的弗雷迪（如果他还活着）呢？绝对是个圣人，能容忍被宠坏了的、长不大的妻子。但是十五年后呢？我能看见一个老头，瘦削、幽灵似的、灰头土脸，或者肥胖、皮肉松弛、头发灰白，拎着买来的东西从这条街晃到那条街，或者站在街角，一脸茫然。 我们应该根据人们拥有的美好想法来评判他们？ 如果我现在的想法不美好，十五年、二十年后会变成什么样的呢？ 莫迪·福勒有什么用？按人家教我的衡量标准和测量方法，毫无用处。 彭妮太太呢？招儿女、全楼的人，特别是我的厌烦——我根本没法搭理她这种人。蠢女人，那种“当初我是在印度待过的”装腔作势的口音，偷偷酗酒，故作“文雅”，不诚实。 是啊，彭妮太太怎么说？她若死了，世上也没一个人会为她掉一滴眼泪。 我付钱把吉姆打发走以后，又泡了那种长澡。这样泡过以后，好像以前的我就漂走了，淹没了，从松针香油泡沫、爽肤沐浴液、海风离子水里浮出的是一个崭新的我。 那晚上床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为了福勒太太的幸福生活伸了一回援手，她不会指望有人会帮她这么大的忙。这也就足够了。我以后根本不会靠近她了。 因为如此左右为难，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感觉难受极了。我回想了我是怎么长大的，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很有趣，你可以说我们家很讲道德。宗教呢，是温和的那种。但是家里绝对洋溢着一种自我陶醉的气氛：我们做的事都是对的，我们是好人。但在实际生活中，这又有什么用呢？没人教过我要自我约束、自我控制。没人教会我什么是战争，但这是家庭之外的事。没人教我饮食要节制，我得自己教自己。也没人教过我早上该怎样才能起床，我工作后，在我需要做的事当中这是最困难的。我也从来不知道，在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如何对自己说不。我们想要什么，父母从来不会拒绝，只要这东西存在。战争！是不是因为战争，因为物资如此匮乏，所以孩子们想要什么父母就会给什么？但是有一点我是要感谢妈妈的，只有一点。那天早上我躺在床上，对她说：“这个要谢谢你。至少你教会了我，如果我答应了什么，就一定得遵守诺言。如果我说我会做什么，就一定得做到。这不是什么多了不得的人生发展基础，但也算是点什么了。” 谢谢你。 于是下班后我去了福勒太太那儿。 一整天我都在想我那美妙的浴室，沐浴，我对这一切的依赖。我在想，我一个月里花在热水上的钱就足够让她的生活焕然一新的了。 但是当我带着六瓶甜黑啤、几只玻璃杯去找她，站在门边喊：“嗨，我来啦，让我进去吧，看我带来了什么！”然后穿过那糟糕的走廊时，她却站在一边，脸皱成一团，充满怨恨。因为她的新电路和新享受，她想要惩罚我，但我才不会给她机会呢。我大步走来走去，粗手粗脚，发出砰砰的声音，把甜黑啤倒出来，给她看玻璃杯。等到我坐下来的时候，她也坐了下来，欢快，面带微笑。 “你看到我的新靴子了没？”我问她，把脚伸出来。她弯下腰仔细打量，嘴笑得直打战，狡黠得很。 “啊，”她声音低低的，几乎是在说悄悄话，“我真喜欢你的打扮，我觉得它们真好看。” 于是那晚就是这么过的，我把身上穿的一样一样地展示给她看。我脱掉我的毛衣，站住不动，这样她就可以绕着我转，呵呵地笑。我那天穿着我的新背心式胸衣，中国绉纱。我撩起裙子，给她看里面的蕾丝。我脱掉靴子，好让她拿在手里。 她哈哈笑着，十分尽兴。 她跟我讲她年轻的时候穿过的衣服。 她有一条特别喜欢的裙子，灰色的府绸，上面有粉色的花。她去看姑妈的时候就穿它。这原来是她父亲情妇的裙子，对她来说也太大了点，但她还是收了下来。 “我可怜的母亲在世的时候，我的东西那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但后来，我就只能捡人家不要的了。但是这件衣服实在漂亮，实在漂亮，我喜欢自己穿上它的样子。” 我们聊了五十、六十、七十年前的裙子、衬裤、衬裙、背心式胸衣、凉拖、披肩、紧身衣。福勒太太都九十多岁了。 她讲的最多的还是关于她父亲的那个女人的事情，她自己拥有一家酒吧。福勒太太的母亲去世后……“她是被毒死的，亲爱的！她给她下了毒——嗯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脸上都写着呢，但就是她毒死了她，还差点毒死了我。她搬到我们家来。就是圣约翰森林的那栋房子。我就是家里的用人，从早累到晚，他们就寝前，我还要给他们送里面掺了威士忌和奶油的麦片粥。她会坐在壁炉的一头，穿着点缀着羽毛的时髦红睡衣，我父亲坐在另一头，穿着丝绸浴袍。她会对我说，莫迪，你今晚有劲儿吗？然后她会脱掉那些满是羽毛的东西，扔开，只穿着紧身胸衣站在那里。现在他们不做那样的紧身衣了。她是个大块头的漂亮女人，十分丰满，我父亲就坐在那里，笑容满面，扯着胡子。我得给她松胸衣系带。苦差事啊！不过比起她出门前梳妆打扮时，把她又是拉又是塞地弄到那胸衣里头去，还是轻松多了。而他们从不会问我，莫迪，你自己不想来一勺粥吗？不，他们自己吃得喝得和国王一样好，他们什么都不缺。她要是想吃螃蟹或者鳎鱼或者龙虾，他就会派人去买。但从来不会问，莫迪，你要点吗？但是她越来越胖，结果便是：你想要我那件旧的蓝色丝绸裙吗？我当然想要！她的一条裙子够我做一条连衣裙和一件衬衫，有的时候还够再做一条围巾。不过我从来不喜欢穿她的衣服，不是真心喜欢。我觉得那都是从我可怜的母亲那儿偷来的。” 我很迟才回到家。我躺在浴缸里，思考我们是不是可以就那些老式服装做一篇专题。我和乔伊丝提了这事，她看上去很感兴趣。 她好奇地看着我。她不想问问题，因为那会儿我的某种神情在警告她住口。不过后来我向她描述一件粉色丝绸便宴服，那衣服是一战前一位酒吧女老板的——这位女士，据福勒太太说，毒杀了她情人的妻子，还试图毒杀她情人的女儿——还有那件点缀着黑色鸵鸟羽毛的紫红色绸缎晨衣，这时她还是说了一句，“这些老式服饰，你是从哪儿听来的？” “噢，我还有个秘密的生活。”我对她说。“看起来的确是。”她轻描淡写，心不在焉地应道，我已经渐渐开始熟悉这种口气。 昨晚我又去了莫迪那儿。我问她：“我能叫你莫迪吗？”但是她不喜欢这样，她讨厌乱套近乎，不讲礼数。于是我就不提这事了。我走的时候说：“那至少叫我简娜吧，拜托了。”所以现在她叫我简娜，但别人得称她福勒太太，以示尊重。 我请她给我描述所有那些老式衣物，好登在杂志上。我说我们会为这些专业知识给她付酬的。但这是个错误，她十分震惊，很受伤，叫道：“哦，不，你怎么能……我喜欢回忆旧时光。” 于是这事我也不提了。我想把事情办得合乎规矩，到头来却犯了多少的错啊。 我遇事做出的第一反应几乎都错得离谱，比方说为我的浴室感到羞愧，还有我们的杂志。 昨晚，我花了一个小时仔细地向她描述我的浴室，再小的细节也没放过，而她坐在那儿，笑容满面，满心欢喜，不时提问。她不嫉妒。不。但有的时候她脸上一副阴郁愤懑的表情，没有明说，但我知道过会儿她会有话说给我听的。 她说起更多关于圣约翰森林那栋房子的事情。我都能看见！结实的深色家具，舒适的设施，上好的食物，还有饮料。 她父亲有一栋小房子，正好位于“他们”要让帕丁顿铁路穿过的那块地上，或是别的什么这一类的事。于是他从中大发了一笔。她父亲以前在贝尔街角有一家小店，卖五金，还免费给穷人煤和面包，天冷的时候店里会有一大锅为穷人准备的汤。“我以前特别喜欢站在那里，满心为他感到骄傲，接济那些穷人们……”然后就是好运降临，转瞬间，大房子、温暖舒适，然后父亲几乎夜夜不归，父亲喜欢去纨绔子弟聚集的地方，去赴宴，去剧场，去音乐厅，在那里遇到了她。莫迪的妈妈伤透了心，然后被毒死了。 莫迪说她有一个美好的童年，说那是最好的童年，连女王本人的都不可能更好了。她滔滔不绝地讲花园里苹果树下的秋千，未修剪的草地上长长的草。“我会坐在秋千上，自己荡，一荡就是几个小时，荡呀，荡呀，嘴里唱着我会唱的所有的歌，然后可怜的妈妈出来叫我，我冲进她怀里，她给我水果蛋糕和牛奶，亲亲我，然后我又跑回秋千那儿。或者她会把我姐姐波莉和我打扮好，我们一起上街。我们有一便士，一人买一块巧克力。我会一小口一小口地舔着吃，心里想着千万不要碰上熟人，不然就得和人分享。但是我姐姐总是把她那块一口吞掉，然后就缠着要吃我的。” “你荡秋千那会儿是几岁，福勒太太？” “哦，我应该是五六岁……” 这些根本说不通。贝尔街五金店的后面肯定不会有一个芳草萋萋的花园吧？而当到了圣约翰森林时，她那会儿就过了听着鸟儿歌唱、荡荡秋千、在草丛中玩耍的年龄了吧？还有她父亲去参加时髦的宴会，上剧院，那是什么时候？我提问，但是她不想理出事情的先后顺序，她脑中有色彩鲜艳的图像，这是她自己描绘的，这几十年一直沉浸其中。 不知是在哪栋房子里，她父亲走进来，对她母亲说：“你这邋遢黄脸婆，除了啜泣还会不会做点别的什么？”然后打了她。但他后来就再也没这样做过，因为莫迪冲向他，拼命打他的腿，于是他哈哈大笑，把她高高举起，对妻子说：“你要是有点她的脾气，就不会是个窝囊废了。”然后转身找他的情妇去了。接着母亲会叫莫迪捧着罐子去那酒吧，站在众人面前，说要散装的健力士黑啤。“没错，我必须站在那儿，让大家都看到我，这样她就会惭愧了。但她才不惭愧呢，她才不会呢，她会叫我钻过吧台，去后面的小屋，屋里暖和得不得了，我们的脸都和烤牛排似的。那是她毒害我母亲，然后因为懊悔而开始憎恨我之前的事了。” 到这里为止我上面写的都是扼要的重述，是个小结。从现在开始，只要有可能，我每天都要记。今天是礼拜六，我上街采购，回家后又工作了两小时，然后去看F太太。我敲门的时候没人回应，于是我顺着她那陈旧的楼梯走上来，回到街上，看到她弓着背走过来，推着她的购物筐。在我眼里，她就和我第一天见到时是一个样：驼背的老巫婆。挺吓人，鼻子几乎碰到下巴，浓密的灰眉毛，脑袋上趴着一顶没形状的黑帽子，帽子底下露出乱七八糟的几撮白发。她喘着粗气走到我面前。我向她问好，她不耐烦地晃晃脑袋，一言不发地下了台阶。一言不发地打开门，然后进了屋。我差点就转身走人了。但还是跟着她进屋，也不等她邀请，走进生了火的那间房。我听到她东忙忙西忙忙，过了好久，大概半个小时吧，才进来。她的老黄猫跟进来，蹲在我脚边。她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摆着她的棕色茶壶，还有饼干，很友好，面带微笑。然后她拉上脏兮兮的窗帘，打开灯，给火里添上煤。桶里没有煤了。我从她手中接过桶，沿着走廊走到贮煤的地下室。那里黑咕隆咚，没有灯。一股猫骚味。我把煤扒进桶里，拎了回去，她伸手来接桶，没有道谢。 事后总结、扼要重述的缺点在于，你会漏掉两人见面时的各种细小摩擦。我可以说，一开始她不高兴，然后不生气了，我们很快乐地喝了一顿茶，然后她和我讲了……但我们两人之间那些喜乐、愤怒、烦躁等情绪的转换呢？——哦，好多的愤怒呢。 我站在台阶上，她一言不发地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很生气，很有可能她也挺来火，心里想着这人还有完没完！后来和猫在房里枯坐时，我简直怒火中烧，心想，好呀你就是这样感谢我的！但是望着炉火一明一暗，听着窗外的雨声，怒气也就渐渐化成了欢喜。另外，每次拿起脏兮兮的杯子，还得把嘴巴靠上去的时候，我都感觉糟透了；闻到她身上那一阵阵刺鼻的甜味时，我也没好气；还有看见她有时候看我的表情，以前的怒火就又会燃起来……每一次见面，情绪都是好一番上上下下。 她和我讲了她的一次夏日假期。 “当然了，你们这些姑娘现在的那种暑期度假我没福气享受。你们现在觉得那都是理所当然的！女帽店停了我的工作。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还会再要我。我疲惫不堪，筋疲力尽，那个时候我吃不上好的，因为他们付给我的薪水实在少得可怜。布莱顿海边的一家宾馆登了广告招女佣，我就去应聘。广告上说，第一流的宾馆。请附推荐信。我没有推荐信，我从来没在别处做过仆佣。这种事我母亲想都不会想的。我给他们写了封信，然后收到回信叫我去，说是路费已付。我收拾收拾我的小包袱，就上路了。我知道没什么问题，这能从她的信里读出来。那是一座大房子，离大路有点远。我穿过门前小道，心里想，哎呀，我现在还不是在这儿干活的呢！女管家开门让我进去，她是个很好的女人，她说皮维特夫人这就见我。嗯，我告诉你，她是我这辈子认识的最好的人之一。最善良的。我常常想起她。你明白的，当一切都糟得不能再糟了，你觉得走投无路时，但总会有人，总有那么一个人……她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说，喏，莫迪，你说你没有经验，我欣赏你的诚实。但是我们是有教养的人，所以我要有教养的姑娘。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干活？现在就行，我说。我们都笑出声来，后来她告诉我，对于我她也有一样的感觉，知道我来了以后不会有什么问题。女管家把我带到顶楼。那里有一个厨娘，一个厨房里干粗活的女工，一个跑腿的男孩，两个女服务员，还有四个负责客厅和卧室的女佣。我就是女佣之一。我们住在那所房子的一间阁楼里，里面摆着两张大床，两人合用一张床。我要到第二天早上才上工，于是我就跑到海边沙滩上，脱掉鞋子。那片海真是可爱。自从母亲去世以后，我就没见过大海了。我坐在沙滩上，看着深色的大海上下起伏，真是快乐极了，快乐极了……然后我往回跑，穿过夜幕，什么都能吓我一跳，因为勒脖杀手嘛……” “因为啥？” 于是这里她给我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那是当时报上登的恐怖新闻，有一个男人，一碰上孤身一人的姑娘，就会把她勒死……这与她和我说的其他事完全不搭调，但莫迪那会儿——现在也一样——就是这样，有一种叫人毛骨悚然的受虐欲，倏地冒了出来，然后又消失了。不管怎么说，她哆嗦着跑啊跑，穿过夜幕，穿过黑乎乎的花园，勒脖杀手那热呼呼的鼻息就喷在她脖子上，然后管家打开房门，说着，啊，莫迪你回来了，我还为你担心来着呢，不过夫人说，不用担心，我知道她会在哪儿……“你知道吗，我经常经常想这事，为善这么容易，干吗人却要为恶？那大房子里的一切都是和善的，里面的所有人，包括宾客们，无人不友好、不耐心、不温和。这都是因为她，皮维特夫人。所以说，人为什么不善待彼此呢？ “她给我留了晚饭，可好的一顿晚饭呢，我吃饭的时候她就坐着陪我。然后我上楼睡觉。房子里光线昏暗，楼梯平台上点着煤气灯，不过天顶上还有光亮，屋里另有三个姑娘，啊，我们玩得可开心了。我们大半个晚上没睡，躺在床上互相讲故事，鬼故事啦之类的，我们讲勒脖杀手吓唬对方，我们吃糖果蜜饯，哈哈大笑…… “第二天早上我们六点就得起床。等到早餐的时候我都饥肠辘辘了，不过她，皮维特夫人，她给我们的早餐和旅馆客人吃的是一样的，更可贵的是，我们吃早饭的时候她来厨房了，她要确认我们吃到了早餐。我们有大盘的麦片粥，真正的牛奶，然后如果想要的话，可以挑熏鲱鱼或者黑线鳕，或者鸡蛋，是煎是煮是炒是蒸全凭我们喜欢，还可以放开肚皮吃吐司、橘子酱、黄油，有的时候她和我们坐在一起，说，我喜欢看年轻人吃东西。你们可要吃饱了，不然就干不了活啦。那里每一餐都是这样的。在那之前和之后，我都没有吃得那样好过。然后……” “那你都干些什么？是重活吗？” “嗯，大概算是重活吧。不过那会儿我们都知道该如何干活。我们六点前起床，把楼里的壁炉都清扫一遍，生上火，接着我们把大餐厅打扫得窗明几净，然后把茶和饼干给客人们端到房里去。接下来我们打扫各个公共休息室，所有东西擦得明亮锃光。做完这个我们吃早餐。然后打扫一间间卧房，彻头彻尾地清扫，不放过一个地方，皮维特夫人可不允许打马虎眼。然后我们和她一起插花，或者擦银器和玻璃。然后我们吃午饭，食物棒极了，客人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午饭后我们回阁楼做些缝缝补补的活，做针线的时候我们会嬉笑打闹。她不介意。她说她喜欢听我们嬉闹，只要我们不误了活计就行。然后我们下楼，安排下午茶，一托盘一托盘的面包、黄油、蛋糕、点心，我们四个给客人端茶送水，女接待员们下午轮休。之后轮到我们休息，我们去海边，在沙滩上玩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客人们去剧院或者别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四个女佣会看着他们的婴儿和孩子。我可喜欢做这个了，我喜欢小孩子。我们都喜欢这个差事。然后很晚的时候，十点左右，有一顿丰盛的晚餐，蛋糕、火腿，应有尽有。我们都是周日或者周六下午休假。哦，真是美好的时光。我在那里待了三个月，心情愉快，长胖了好几斤，衣服都穿不上了。” “后来呢？” “后来，秋天将要来的时候，旅馆就停业了。皮维特夫人找我，对我说，莫迪你留下来吧。冬天的时候我都在另一处海边做生意，在尼斯，法国。她想要我和她一起去。但是我说不，我是一个制帽女工，我是干那行的。不过不能和她走，我可伤心了。” “你到底为什么不跟她去？”我问道。 “你真够机灵的。”她说，“没错。是因为劳里。我离开伦敦，去了布莱顿，没说我在哪儿，这样他就会更在乎我了，他也的确如此。我下火车的时候，他就等在那里，不过我一直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听到的。他说，你回来啦？如你所见，我说。明天你来同我散步，他说。哦，是吗？我说。 “于是我就嫁给他了。嫁给他，没有嫁给那个德国人。我嫁错了人。” 听到这话我皱了皱眉头，她说：“你是不是也嫁错了人？” “没有，”我回答，“他娶错了人。” 这话逗得她好开心，她倒进椅子里，一双棕黄色皱巴巴的老手攥着膝盖，大笑不止。她的笑声年轻、鲜活，完全不是老太婆的笑声。 “哦，哦，哦，”她大声说道，“我还从没这么想过呢。嗯，劳里觉得他娶错了人。但谁是他该娶的那个女人？他和我们谁也没待久过。” 这就是今天下午了。我到六点才告辞。她把我送到门外，说：“谢谢你帮我拎煤。千万别介意我，亲爱的，别介意我的行为方式。” 周日 我去看了《白鸦》。我发现我和莫迪，以及那些女佣是一样的——我喜欢被惊吓。电影结束以后，我回到家里，做我周日晚上一贯做的事，确保下周要穿的衣服都准备好了，做美容护理。我发现我一整天都是一个人过的，我周末一般都是这样。独来独往，隐士一般。直到弗雷迪去世后我才意识到我是这样的。他喜欢我们差不多每周办一次正式的晚餐会，于是我们邀请他的同事以及他们的太太，我叫来单位的姑娘们，一般还有乔伊丝和她丈夫。我准备的食物堪称完美，弗雷迪调酒。我们宴会办得好极了，很是自豪。现在这些都烟消云散，一去不复返了。葬礼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同事和朋友。我有时想自己能不能再办几场完美的小晚宴，又觉得实在懒得操心。在单位，在大家眼里，我是一个自信独立的能干女人，生活充实。朋友，周末，娱乐活动。我每周都去参加三四场午餐聚会，酒会，为杂志办的招待会。我不喜欢这样，也不讨厌这样，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认识几乎所有人，我们都互相认识。然后，如果我不和乔伊丝一起吃晚饭讨论问题的话，下班后我就回家，买外卖，接下来——我的夜晚就开始了。我去浴室，在那里待上两三个小时。然后看会儿电视。周末我独自过。你该怎么形容这样的人呢？但是我不觉得寂寞。要是弗雷迪还在世的时候，有人对我说我能这样过日子，不想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一定得想要有点什么不同的吧？我要去和乔姬一起过个周末。我会再尝试的。今天我没去找莫迪，我觉得要去的话就有点太过了。我坐在这里，坐在床上，写这些，心里在想不知她有没有指望我去，是不是觉得失望。 周一 我下班后去了她那里一会儿，带了点巧克力。她似乎有点冷漠疏离。我昨天没去，所以生气了？她说昨天天太冷，她没出门，感觉不好。我回家以后，在想她是不是想要我去帮她采购。但是，毕竟在我闯进——撞进——她生活前，她也一直过得挺好。 周二 乔伊丝说她和丈夫闹了矛盾，孩子们又添乱，不想去慕尼黑参加服饰博览会，我能不能去？尽管我通常挺喜欢出这种差，这次却有点犹豫：我意识到这是因为莫迪。我觉得我这想法实在有点疯狂，于是我说我能去。 我下班后去看莫迪。炉子里火苗蹿起老高，她浑身发烫，怒气冲冲。是，她是不舒服，但是不，不用麻烦我照顾她。她好无礼，不过我还是进了厨房，厨房里一股馊饭馊菜、馊猫粮的味道，我发现她没什么可吃的了。我说我去帮她买东西。我现在看得出来哪些情况下她其实很高兴我做这做那的，但又觉得有伤自尊。她低下自己瘦削的小下巴，嘴唇有一丝颤抖，无言地盯着炉火。 我没问她要买什么，但是我出门的时候她在背后喊要给猫买鱼。我买了一大堆东西，摆在厨房桌子上，煮了一点牛奶，端给她。 “你应该在床上躺着。”我说。 她说：“那接下来你就该把医生叫来了。” “哎，那很可怕吗？” “他会把我送走的。”她说。 “送哪里去？” “医院啊，还能有什么地方？” 我对她说：“你把医院说得好像是什么监狱似的。” 她说：“我有我的想法，你保留你的意见。” 就那一会儿，我看出来她真的病得厉害。我不得不努力说服她，安排她上床躺下。我四处看看，想找件睡衣，然后终于意识到她不用睡衣。她穿背心和内裤睡觉，裹一件旧羊毛开衫，用一枚漂亮的石榴石领针别住领口。 她很难受，因为我看到了她的床不干净，内衣也弄脏了。那股甜腥味非常浓烈：我现在知道那是尿骚味。 我把她在床上安顿好，给她泡了杯茶，但是她说：“不用了，不用了，我会全尿出来的。” 我环顾四周，发现房间角落的一把椅子其实是个便桶，就把它挪到床边。 “谁来倒？”她质问道，火冒三丈。 我走出厨房，去看卫生间是什么样的：一个窄小的水泥小屋，老式无盖马桶，一根破损的金属链子，下面接了截绳子。那地方干净，但是很冷。怪不得她咳得厉害。现在的确冷，二月份——但只有想到她，想到莫迪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天有多冷，我去的其他所有地方都暖气充足，密不透风。如果她离开那么旺的炉火，出门去上厕所…… 我对她说：“我上班前会来一趟的。” 我坐在这里，在床上，泡了澡，把身上每一寸都搓过了，也洗了头发，一边写一边琢磨我怎么就和莫迪走到了这一步。 周三 我订了去慕尼黑的票。下班后去看莫迪。医生来了。思林医生。一个老先生，烦躁，没耐心，站在门边，我知道他这是想离屋里的热气和臭气远些，屋子正中间站着个怒气冲冲、冥顽不灵的小老太，好像是站在行刑队前一样，他正在和她说话。“我不去医院，我不去，你不能逼我去。”“那我就不来看你了，你不能逼我那么做。”他大声喊道。当他看到我时，语气变了，放松了些，做最后的努力，他说：“你要是她的朋友，就告诉她，她应该住院。” 她惊恐万状地看着我。 “福勒太太，”我说，“你为什么不肯去医院？” 她背过身，谁也不理睬，拿起拨火棒，猛劲地捅炉火。 医生看着我，屋里的热气和心里的怒气烧得他满脸通红，然后他耸了耸肩，“你应该去住养老院，”他说，“我和你说了多少次了。” “你不能逼我。” 他怒气冲冲地大喝一声，走到过道里，叫我跟上。“和她说呀。”他说。 “我知道她应该住院，”我说，“但为什么该去养老院？” 他又气又——我看得出来——累，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你看这事，”他说，“看看这档子事。我会给政府社会服务处打电话的。”说完便走了。 我回到房里，她说：“我看是你和他安排好的吧。” 我把我的原话复述给她听，我说话时，她一直在咳嗽，抿着嘴，胸部上下起伏，眼里泛着泪光，用拳头后部在捶胸。我看得出来，她根本不想听我说。 周四 上班时我弯去了她那儿。她已经起床了，穿戴整齐，坐在火炉前，发烧，满脸通红。她的猫饿得直嚎，没人给它喂食。 她的便桶满了，尿臭扑鼻，我把它端出房倒了。我拿了一只干净的碗，给猫喂了食。我给她泡了茶，烤了几片吐司。她坐在那儿，别过脸不看我，又羞愧又难受。 “你应该装部电话。”我说，“没有电话，这实在荒唐。不然我可以从办公室给你打电话。” 她没接话。 我去上班。今天没有我需要参加的社会活动，没有午餐会之类的，和摄影师的会议也取消了——铁路上闹罢工，火车停运。我对乔伊丝说不如回家工作，她说她就留在办公室里，没问题。她告诉我她家里日子现在不好过：她丈夫想要离婚，她不知道该做什么，正在和律师们谈。但是她在办公室里很高兴，虽然以前日子好的时候她有很多工作也是在家里做的。 回家的时候我去了莫迪家，发现她房里坐着一位叫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的人，来自她所谓的“老年医学会”。 第一眼我们就互相了解了：我们是一样的人，一样的风格，一样的服饰，一样的形象。她坐在裹了一身黑衣服的莫迪对面的椅子上，身子前倾，面带微笑，风度迷人，幽默风趣。 “但是，福勒太太，有好多事我们能够帮助你的，可你不合……”不过她咽下了“合作”，换了“让我们做”。 “您是哪位？”她问我，用的还是一样可爱，甚至有些逗笑的口气，但是她一听到自己的声音，便换了我们这类人之间使用的亲密、民主的说话方式（但今天以前我从没想到过这些语气上的不同），对我说：“您是个‘好邻居’吗？可没人和我说过这个。” “不是，”我说，“我不是‘好邻居’，我是福勒太太的朋友。” 这简直是骇人听闻，从大概十个不同角度来看都是如此，但最主要的是我说朋友时没用双引号，直到那时我才想到我们这种人不和劳工阶级交朋友。我对于福勒太太可以是很多种东西，包括“好邻居”，但不是朋友。 她坐在那儿，抬头看我，眨巴着眼睛，火光映在她的头发上。浓密柔软的金发，满头的大波浪，小鬈发。我知道得花多少钱才能弄出那精心设计的凌乱感。她粉嫩的脸，大大的蓝眼睛，抹着灰色和蓝色的眼影，搽了粉。她绒绒的白色毛衣，她灰色的麂皮裤，她深蓝色的麂皮靴，她……我心想，要么是“救济业”的薪水比我原以为的多，要么是她还另有收入。我站在那里，那是完全不和谐的一刻，因为我刚才说的话很突兀，无法被轻易消化。我突然意识到我是以一个时尚业女编辑的眼光在审视她，谁知道呢，她说不定和她的“形象”其实相去甚远。 这期间她一直在思考着。“福勒太太，”她说着起身，脸上挂着好看的微笑，散发出友爱和圣灵之光，“好吧，你不肯去医院。我自己也不喜欢医院。但是我可以安排一个护理员每天早上来一趟，还能派一个家务女工来，还……” “这些我都不要。”莫迪说道，别开脸，恶狠狠地捅火。 “那好吧，记着你都能得到什么。”她说着，向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叫我跟着她出去。 那时我面临着一个选择，是背后议论莫迪，还是对赫米奥娜说：“不，我们就在这里谈。”我很懦弱，我跟着赫米奥娜走出了房间。 “我叫……”诸如此类的信息，她向我介绍了她的身份资历，等着我说我的。 “我叫简娜·萨默斯。”我说。 “或许您是她的邻居？”她问道，口气中有些恼火。 “我是后来喜欢上福勒太太的。”我说。这总算是说对了，这话让她情不自禁地长舒了一口气：这下子类聚群分规则恢复正常了。 “是的，”她声音很大，“你说的没错，有些老人家，他们可爱得很，实在……”但是她的脸在说莫迪可一点儿也不可爱，正相反，是个毫不随和的老厌物。 我们站在那条可怕的走道里，周围是沾了好几层煤灰的油腻的黄色墙壁，鼻腔里是贮煤室飘来的猫尿味，眼前是通往外面世界的那扇颤巍巍的破门。她的手已经放在门把上了。 “我有时候来看看福勒太太，”我说，“帮她做点我力所能及的事。”我这么说，好让她知道别指望我会帮她做她那份工作。 她又舒了一口气。“唉，幸运的是，很快这里就要拆迁，会给她安排新房的。” “什么！她不知道这事！”我发现我的声音透着恐慌，莫迪听到这话会有的那种恐慌。 “她当然知道了。这地方已列入计划好几年了。” “但是这房子属于某个希腊人什么的。” “啊，不，不可能！”她刚开口的时候挺斩钉截铁的，但是我看得出来她又想了一下。她胳膊下夹着鼓鼓囊囊的一个文件夹。她把手袋挂在门把上，抽出文件夹，翻开。一张列着待拆或重建房屋的清单。 我已经知道她搞错了，想知道她是会承认，还是会掩饰。如果她承认，那我就给她打满分——因为这是两个职业人士间的较量。我们较量，不为福勒太太——可怜的莫迪——而是为了争谁更有权威，尽管我已明确拒绝了权威。 她漂亮的双唇叼着一支圆珠笔，单腿站着，文件摊在抬起的那条腿的膝盖上，皱着眉头盯着那些纸张。 “啊，我要回去再好好查查。”她说。我知道，这事就这样被扔开了。哦，她那表情我再清楚不过了！暗自做了决定，再不管某事，脸上却要摆出一副自信干练的样子！ 她准备离开。 我问：“如果我能劝得动她，她可以接受什么样的照顾？” “家务女工，当然啦。但是我们之前已经试过一次，黄了。‘好邻居’，但是她不想要……”她飞快地瞥了我一眼，狐疑的眼神，然后接着说，“她没有资格接受上门送餐服务，因为她自己能行，我们又人手紧张……” “她都九十好几了。”我说。 “其他好多人也九十好几呢！” “但是你可以安排一个护理员来？” “可是她说她不想要护理员。我们不能强人所难。他们也得合作啊！”她很得意地甩出这话，扳回一局。 她三步并作两步爬上台阶，钻进一辆红色的福特Escort，走的时候还朝我挥了挥手。很高兴终于摆脱我了。大大的笑容，她的肢体语言在说，这帮外行，真是烦人！ 我懊悔地回到莫迪身边，因为我在背后谈论她了。她坐在那儿，别过脸，一言不发。 终于：“那么，你们最后怎么决定的？” “福勒太太，我觉得你的确应该享受几项他们的照顾服务，为什么不呢？” 她的脑袋在颤抖，那张脸简直可以去演“邪恶巫婆”了。 “我想要上门送餐，但是他们不给我那个。” “不要家务女工？” “不要。他们给我派过一个。她说，你的真空吸尘器呢！大人物啊，不能用地毯清扫器。她坐在那儿，喝我的茶，吃我的饼干。我派她去买东西，明明多走一步就能省一便士，但她就是不肯，别人要多少钱她就付多少钱，我买东西花的钱比她少多了，所以我叫她不用再来了。” “啊，不管怎么说……”我听到自己的语气有点不同了。因为之前我可惭愧了：看着赫米奥娜，也就是看着我自己，摆出那种刻意谦恭的优雅姿态，就好像她——就好像我！——边做还边欣赏着自己的表演：我做得多好！我多么讨喜，多么善良……我努力不要让语气掺上那种味道，努力保持直率、质朴。“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你应该考虑考虑，接受提供给你的服务。你不舒服的这一段时间，每天早上那个护理员就可以要，先从这个开始。” “我要护理员做什么？”她问，还是别过脸。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既每天来两趟，我为什么还要她？还有：但是你为什么要来呢，这又不是你的工作。还有，这个是最强烈的：求你，求求你了。 如果我面对的是赫米奥娜那样的人，我丈夫，乔伊丝，乔姬姐姐，我会说：“真是个感情敲诈犯，这个罪名你可别想逃掉。”我们这种人鼻子灵，能嗅到好处，不管是获得还是给予。 离开的时候，我已经答应继续早晚各去一次。还答应给“他们”打电话，说她不要护理员。我们道别的时候，她冷冰冰、气鼓鼓的，她气急败坏是因为她软弱无助，因为她知道自己不该指望我做太多，还因为…… 现在我坐在这儿，自己也觉得抓狂。给困住了，这是我的感觉。我一晚上都泡在浴缸里，思考。 思考我真正在乎的。我的生活，我真正的生活，是在办公室，是那份工作。我从十九岁就开始工作了，而且一直在为同一份杂志工作，就因为这个，我习以为常了，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我的生活。杂志还没改版的时候我就在这儿了，经历了三次变动，而且我可以说第二次变动的起因部分在我。乔伊丝和我做成的。我在这儿的时间比她还长：她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来做制作经理的，那时我已经在那儿干了十五、二十年了，每个部门都待过。如果这杂志社里还有谁能配得上杂志化身的称号，那个人就是我。 而我居然对这一切习以为常视而不见。我不能就因为莫迪·福勒而置我真正在乎的于不顾。我会去慕尼黑的，不像我今天说的，只逗留两天，而是要按惯例待满四天，而且我要告诉她，她必须同意让护理员过来。 周五在慕尼黑 今早去看莫迪。她坐在椅子上，瞪着没生火的炉子，裹着一身黑色破布，缩在那黑壳子里。我给她弄来了煤，煮了茶，喂了猫。她看起来浑身发冷，但是烧得脸通红。她咳了又咳。 我对她说：“福勒太太，我要去慕尼黑，要去四天。”完全没有回应。我说：“福勒太太，我得走了。不过我会给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打电话，说你必须要一个护理员。就干到我回来。”她继续瞪着冰冷的炉子。于是我开始生火——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做。她只好强迫自己爬出温暖的小窝，慢慢地、慢慢地放进一片一片的纸头，一根一根的木柴，一个引火物，生起火来。我看看周围——没有报纸，没有多余的引火物了，空无一物。 我出门去商店，回来的路上发现她门外的街边有一辆建筑废料倒卸车，里面有不少小木条，拆除的墙上卸下来的旧板条——她就是收集这些做引火物的。我装满了一购物袋的木条，明知自己这一身时髦打扮，这么做该有多奇怪。我做这事的时候，偶然抬了抬头，发现好几个窗户里都有人在看我。年老的面孔，老太太们。不过我没时间细细观察，只能拿着木板和买回来的东西往回冲。她又是那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坐在如今燃得正旺的炉火前。 我不知道护理员生不生火。 我问：“护理员会不会给你生火？” 她不回答。我有点生气了。和她一样苦恼。这局面实在是荒唐透了。但又没法改变。 我起身离开的时候说：“我会打电话请护理员的，求求你不要把人家赶走了。” “我才不要什么护理员呢。” 我站在那儿，忧心忡忡，因为我已经迟到了，今天是开会的日子，而我从来没有迟到过。我也为她忧心。而且生气。而且愤恨。但是她又叫我牵挂，我很想张开双臂把那团脏兮兮的老东西搂在怀里。我想扇她一巴掌，使劲摇她。 “为什么这么抵触医院？”我问，“为什么？你以为你受到什么威胁啊……它到底有什么可怕的？你有没有去过医院？” “嗯，两个冬天以前。圣诞节。” “怎么了呢？” 她现在腰板挺得笔直，瘦削的下巴扬着，一副好斗的样子，她的眼睛里有恐慌和愤怒。 “不是，他们挺和气的。但是我不喜欢。他们给你塞药片，塞了又塞，塞了又塞，你感觉你的思想给弄没了。他们待你像小孩子一样。我不想要……”然后加上了一句，口气间似乎想表示一点公平，偏偏这么做却流露出更多意思，她原本不想表示出来的意思，“……那里有一个小护士。我咳嗽的时候她会按摩我的背……”她飞快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掉转眼光，我知道她想让我给她按摩背部。我没有想到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做！ “哎，”我说，“没人会逼你去医院的。” 她说：“有了上次那事，他们哪还会再收我。”突然她哈哈大笑起来，一脸机灵，很享受的样子。 “你做了什么？”我问，很高兴可以和她一起大笑。 “我自管自走人了！”她咯咯笑，“是的，我受够了。在那儿吃得太好我都便秘了，他们倒没少给我吃的，这我得承认。吃了那些药片，我觉得自己越来越不是自己了，每分每秒都在变。我说，我的衣服呢？他们说，福勒太太，天气太糟糕了，你不能回家，会要了你的命的。外面是在下雪。我说，你们把我的衣服拿来，不然我就穿着你们的病号睡衣走。于是他们只好把我的衣服拿来了。他们气得不肯看我，也不和我说话。我走到大堂里，对看门的人说，给我叫辆出租。我那几个钱在病房里被偷了。但是我准备对司机说叫他看在上帝的分上送我回家——如果现在这年头还有人知道上帝的话。但是接待台有个女人，她对我说，你搭我的车吧，亲爱的。于是送我回了家。我现在还时不时想起她来。那些对我好的人我都会想，真的。”然后她朝我展颜一笑，欢乐的笑容，灿烂极了，小女孩般的笑容。 “就算这样，我还是得去慕尼黑。四天都不能来，而你很清楚你根本没法照顾自己。我要听到你说，直截了当地说，你不需要护理员。我待你很认真的，没把你当小孩！如果你说不要护理员，那我就什么也不做了。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让我叫一个护理员来。护理员又不是世界末日。” “那还有那些药片呢？” “好吧。但你得明说，说你不要我打电话叫护理员。”然后，我实在不顾一切了，加了一句，“看在上帝的分上，莫迪，理智一点吧。”我意识到我喊了她的教名，但是她没发火。 她耸了耸肩膀。“看来我别无选择了。” 我走到她跟前，弯下腰去吻她，她把脸凑过来，我亲了一下。 我出门，在门口挥了挥手，但愿没有显得“讨喜可爱”。 我开会迟到了。 头一次。在我看来，正是这种例会赋予了这本杂志生命力。这是我的主意。待会儿我会写一份分析，这能帮我理清思绪，因为我知道我的思绪需要理清，关于杂志社、工作、一切一切。今天下午这儿只有我一人：乔伊丝在家，因为我在德国期间她得时刻坐镇办公室。我试着去查政府社会服务处的信息。那些分发给消费者的宣传手册，《养老抚恤权利》之类的东西，我手里都有。不，我想要知道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过了一会儿，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我要找到“那个人”。如果这条规则对我们这类工作管用，十有八九它就哪里都适用。（莫迪说世上总有那么一个人，但是她说的是另一回事。）乔伊丝和我一直在运用这条规则。很久以前，我们发现，如果你想要做成一件事情，你就得找到一个部门或一个办公室里的“那个人”，或者负责此事，或者是了解此事，或者——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名副其实。唉，赫米奥娜肯定不是这样的人。绝不是。赫米奥娜这样的人也是少不了的，哪怕就只因为另一类人实在太少呢：倒不是他们什么工作都不做，或者是百无一用，而是他们不重要。想要搞清如何给莫迪弄到她真正需要的，真能帮上她的是什么，我不能靠赫米奥娜。但是今天下午我给她打了电话——她不在——留了言说福勒太太要一个护理员，要用五天。然后我心里莫名其妙地忽然一惊，于是我叫秘书给赫米奥娜打电话，后来叫乔伊丝的秘书也给她打电话。可不能留下她无人照看，四天呢。 周三 首先，我去看莫迪前的精神状态。我中午从慕尼黑飞回来，直接回到办公室，重新充足了电，精力充沛，状态良好。我实在喜欢出这样的差。我喜欢的是我的雷厉风行。我喜欢让事情运转起来，知道该如何做。我喜欢他们认得出我，给我开我的房间，记得我的喜好。周末一直在见朋友。呃，“朋友”，其实是工作上打交道的人。然后周一和周二，博览会。我喜欢的是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吃只吃到适量，喝便多一口都不喝，几乎不睡觉，整天东奔西跑。我完全清楚应该如何展示自己，如何利用这个形象。我看到自己去观看时装表演，周一早上，坐下，人们微笑着互相打招呼：与此同时，我回到了十五年前，用那时的那双眼睛，以我现在，我三十岁时的方式，看着那些事业有成、多年来一直在做这些工作的女人们。我羡慕她们，希望成为她们中的一员。我审视她们，细致地审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这时我找的是她们忽视了什么，有什么迹象显示她们最终将被别人取而代之，我便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认真打量过的这些女人里，最终只剩下一个，不过也还有一些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留在圈内。四天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我身上有没有什么会导致我最终被踢出局，或者留在办公室里做些简单的活儿，换了别人——谁？——来出这种差。我看不出有什么。只是年纪渐渐大了？和这可不相干！是我终将对这一切感到厌烦？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暂时这么觉得。 我回到办公室时，乔伊丝正等着我，好换班回家：虽然没有正式这么安排，但是我们总保证其中有一个人在办公室。她看上去很疲惫。她说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她过得糟透了，是丈夫的缘故，她改日再和我细谈，今天就不了，然后她就走了。有一条来自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的留言，说是她周一才看到我关于护理员的留言，还有福勒太太拒绝让护理员进门。这砰地一下让我跌回到伦敦时的我。我一下午都在工作，大部分时间在打电话，还和摄影师讨论了明天的工作。但与此同时我又在想乔伊丝的事。我明白，她丈夫那档子事意味着我们合作的日子到头了，或者至少意味着以后会不一样了。对此我十分确定。这让我在离开办公室前就又沮丧又焦虑。我还明白了另外一件事，以前我从没这样想过：乔伊丝是我唯一真正的朋友。我的意思是，朋友。我和她的关系同谁都没有过，从来没有。和弗雷迪的绝对不同。 我疲惫不堪，本来是准备直接回家的。但还是让出租车停在了莫迪·福勒家门口。我站在那儿，在门上又是敲又是砸。快冻僵了。什么声音都没有。我惊慌失措——她是不是死了？——我也注意到，而且是颇感兴趣地注意到，我的反应之一竟是松了一口气。终于，她从来不用的“前厅”那窗户上，窗帘动了一下。我等着。什么都没发生。我狠狠地捶门，捶了又捶，那时我已是怒不可遏。我恨不得掐死她。然后门向里被拉开，磕磕巴巴，吱吱呀呀，她站在那里，小小的黑黑的一团，露出一张惨白的脸。哎呀那气味。我告诉自己不要在乎这些细枝末节，但是没用。我在乎得很。那气味……难闻，那种泛着酸带点甜腥的浓烈臭味。但是我看得出来，她是勉强站在那儿的。 我一点都不“讨喜可爱”，我实在太生气了。 “你干吗把我关在外面受冻？”我问道，走进门，从她身边挤过，逼她让道。然后她在我前面，顺着走道往前走，一只手扶着墙，防止跌倒。 里屋，火炉上一堆熄灭了的煤渣。不过屋里有一个电暖炉，单炉条，正发出刺啦刺啦的噪音，说明它不安全。房里冰冷、肮脏、臭哄哄的。那只猫走进来，在我的腿上蹭着，直打转，喵喵地叫着。莫迪瘫坐在椅子里，瞪着火炉。 “那么，你为什么不让护理员进门？”我朝她吼。 “护理员，”她尖酸刻薄，“哪门子护理员？” “我知道她来过。” “到周一才来。整个周末我都一个人，谁都没有。” 我差点对她尖叫：“她周一来了你为什么不让她进来？”但是我知道说了也白说。 我浑身又充满了力量——愤怒。 “莫迪，”我说，“你真绝了，不可救药，自己让自己不安生。哎，我去烧水。” 我烧了水。我拎了煤上来。我发现便桶里满是尿，不过没有更糟的，谢天谢地。那会儿我想的是谢天谢地，但是我意识到人啊真是什么都能习惯。然后我提了购物袋上街去。阴沉沉的雨夹雪。看我，刚从慕尼黑回来，一身光鲜，在卸料车里刨木板木条。又一次，窗后的一张张脸，注视着我。 回了房以后，我把炉里的灰扒了出来，一团团灰尘乱飞，然后生了火。用了一个引火物。木柴和煤。很快就火焰熊熊了。 我把污秽的杯子用沸水烫了，给我们两人泡了茶。我必须把什么礼貌礼节都扔掉。脏杯子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有关系，有，有，就有。 她一动不动，坐在那儿看火苗。 “猫。”她说。 “我给她喂过吃的了。” “那就放她出去玩。” “外面是雨夹雪呢。” “她不在乎。” 我把后门打开。一阵冷雨直朝我袭来，而那只胖黄猫，原本一直闹着要出门，现在喵的一声转身冲进房里，钻到贮煤室里去了。 “她去贮煤室了。”我说。 “那看来我得自己动手去料理了。” 这话气得我七窍生烟，胸中好似炸开了锅！同以往一样，我想揍她或者拼命摇她，还有，同以往一样，想展臂抱住她。 不过幸运的是，我的理智还在，于是我做了一切我该做的，谢天谢地，既不“风趣”，又不讨喜，也不和善。 “你这些天吃没吃饭？” 没回答。 我又出门去采购。街角小商店里空无一人。那印度人坐在收银台后，看起来面色苍白，浑身发冷，也难怪他这样，可怜的家伙！ 我想知道她来没来过这儿，于是说我是来给福勒太太买吃的。 他说：“哦，那个老太太，她身体可好？没生病吧？” “生病了。”我说。 “她怎么不去养老院？” “她不想去。” “她没有孩子吗？” “大概有，但是他们不在乎。” “这真糟糕。”他对我说，这话是希望我能知道，他们这个民族是不会就这样丢开这么一个老太太不管的。 “是的，这真糟糕，你说得对。”我回答。 我回到屋里，再次想到了死亡。她坐在那里，闭着眼睛，纹丝不动，我觉得也没在呼吸。 过了一会儿，她睁开了她的蓝眼睛，望着炉火。 “把你的茶喝了。”我说，“我去给你烤点鱼。鱼你能吃吧？” “嗯，我要吃的。” 在厨房里我想找一个不油腻的容器，但是最后放弃了。我把鱼放在烤架上，然后开了一会儿门，放点新鲜空气进来。顾不上雨雪了。 我把鱼端给她，她坐起来，把它全吃了，慢吞吞的，手颤抖着，但是她还是吃完了，我知道她饿肚子了。 我说：“我前些日子在慕尼黑。去看秋季新装了。各种新款式都看了一遍。” “我从来没离开过英国。” “喏，等你好一点了，我全都说给你听。” 她对这话没做回应。但是终于，当我想着该走了的时候，她开口说：“我需要些干净衣服。” 我不知道该如何解读这话。不过我能看出来这至少不是一个简单的请求——如今这点敏感我还是有的。 她想要我给她买衣服？ 我看着她。她不情愿地看着我，然后说：“隔壁房间，你能找到些什么的。” “什么呢？” 她颤颤巍巍地、泄了气似的耸了耸肩膀。 “背心。短衬裤。衬裙。你为什么要问，你不穿内衣吗？” 再一次，就好像有个按钮给按了下去，怒火油然而生。我进了隔壁那个房间，我知道她本不想让我进去。 铺着上好羽绒被的床，衣橱，放着瓷器摆设的梳妆台，质量很好的书架。但到处一堆堆一叠叠的——都是垃圾。难以置信。五十年前的报纸，一碰就碎；破破烂烂的小片布料，泛黄，污渍斑斑，小段的蕾丝，脏兮兮的手帕，小条的缎带——这样的景象我还从来没看过。我想，她从来没扔过东西吧。抽屉里，一片狼藉，塞满了——要描述一下，几页纸都不够。要是我把摄影师带来就好了！习惯性思维。衬裙、背心式胸衣、短衬裤、背心、旧连衣裙或者是连衣裙残片、衬衫……所有这些东西起码都有二十年历史，有些能追溯到一战时期吧。现在和过去衣服的不同在于：这些料子都是“货真价实”的，棉布、丝绸、毛料。没有人造纤维。但是所有的衣物都有破损，或者有一两块污渍，或者整件都脏兮兮的。我拽出成捆的衣物，一样一样细细地看过来，一开始是出于好奇，后来就是想找有没有能穿或是干净的。最终，我找到一件羊毛背心，一条羊毛保暖裤，还有一条不错的粉红衬裙，然后一条羊毛裙，蓝色的，以及一件羊毛开衫。这些是干净的，还算干净。我在房里忙活着，冷得直哆嗦，心里想着过去的日子里我多么喜欢自己，我有多喜欢自己，就因为我能掌控局面，身处高位；我还想到，想要体会莫迪的无助，我只能回想小时候的感觉，那会儿心急火燎地去厕所，心里祈祷着千万不要憋不住尿在裤子上，这是我的经历里和无助最接近的感觉了。 我把衣服拿到隔壁房间，房里现在很暖和了，炉火熊熊。我问她，“你要我帮你换衣服吗？”她脑袋一偏，不耐烦地晃着，我现在知道这是在说我又犯傻了。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于是我在她对面坐下，说：“趁着茶没结上冰我得把它喝了。”我发现我喝茶的时候没觉得反胃。我颇感兴趣地意识到，我现在已经对拿脏杯子喝水习以为常了。曾几何时莫迪也像我一样，时时刻刻都在洗澡，洗杯子、盘子，打扫卫生，洗头发。 她在说她以前住院的事，我觉得她就是随便找点话说说。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心里想着那些医生护士真该听听莫迪这样的人是怎么看他们的医院的。监狱。管教所。但是突然我意识到她在说当时她身体太差，没法坐进浴盆洗澡，两个护士就在床上给她擦了澡，然后我懂了。 “我去烧水，”我说，“然后你得告诉我该怎么做。” 我烧上两壶水，找到一个搪瓷盆，我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它，我好久没见过这种盆子了，平时见到的都是塑料的。然后我去找肥皂和擦澡布。它们放在水池上方的一个墙洞里：墙上抽掉一块砖，凹槽里刷了漆。 我把盆子、水壶、擦澡布、一大罐冷水端进隔壁房间。莫迪正在脱最外层的衣服，颇艰难。我帮了她一把，然后意识到根本没配合好。我赶紧四处乱翻，找来报纸，收拾开桌子，拿厚纸把它整个铺上，安置好水盆、水壶、水罐、沐浴用具。没有毛巾。我冲进厨房，只找到一条又潮又脏的毛巾，又冲去前厅乱翻乱找，心里觉着像是花了一整天似的。其实不过才几分钟的事。我很担心站在那儿的莫迪，半裸着，生着病，还咳嗽。终于，我找到一块还算干净的毛巾。她站在水盆边，上半身光着。她身上根本没肉。满是褶子的蜡黄皮肤，裹着脆弱的胸腔，她的肩胛骨像是骷髅，瘦骨嶙峋的胳膊顶端是一双强壮的劳动者的手。瘦长的乳房垂着。 她笨手笨脚地往擦澡布上打肥皂，那擦澡巾，不用说，脏得很。我应该先把它洗一遍的。我又冲进隔壁房间，从一块干净的旧毛巾上撕下一小块来，拿回房。我知道我撕了毛巾，她很想骂我，如果不是想着省点力气，她早骂开了。 我慢慢地擦洗她的上身，用足肥皂和热水，但是她脖子上的积垢实在是太厚了，想洗清爽就得狠狠地搓，她又受不住。她虚弱不堪，浑身发抖。我比较着这个羸弱苍老的躯体和我妈妈的身体：我只偶尔瞥过几眼她的病体。在住进医院之前她一直是自己洗澡——现在我才想到那有多艰难。而乔姬来的日子，她给妈妈洗澡。但是她长不大的女儿没给她洗过，我没给她洗过。我这会儿一边给莫迪·福勒擦身，一边想着弗雷迪，他骨头看上去扁平，好像也在日益消瘦，肉紧紧地贴在上面。莫迪虽然瘦得一把骨头，但她不是身上的肉深陷骨头之中，给摧垮了的样子。她浑身发冷，疾病缠身，虚弱无力——但是我能感到她身体内勃勃的生机：生命力。它是如此之强大，生命。我从来没这样想过，从没像我给莫迪·福勒擦澡时这样地感悟过生命，这凶猛愤怒的小老太。啊，有多愤怒：我意识到，她所有的生机都源于她的愤怒，我万不能，万万不能恼恨它，或是试图反击。 接下来就是擦下身的问题了，我等着她给指导。 我给她套上“干净”背心，裹上“干净”羊毛开衫，看见她正脱下层层叠叠的厚裙子。然后，恶臭，扑鼻而来。唉，没用的，我做不到不在乎。因为她太虚弱，也许太疲惫，走不动，她屎尿都在裤子上，在身上，到处都是。 短衬裤，肮脏不堪……啊，我不说了，就算是纯粹发泄也罢，实在恶心。我当时看着她脱下来的背心和衬裙，上面是黄一块棕一块的屎。罢罢罢。她站在那里，光着屁股。我朝她脚底塞了报纸，于是她站在厚厚的几摞报纸上。我给她擦了又擦，擦遍下身。她的大手撑在桌上，支住身子。擦到屁股的时候，她把它一撅，和小孩子的行为一样，我认真清洗，连皱褶里也擦了。我倒掉脏水，水盆里换了水，然后飞快地把水壶放上炉子。我给她洗私处，第一次琢磨起这个词来：因为她正经受折磨，这个陌生人正侵犯着她的隐私。然后我擦洗她的腿，擦了一遍又一遍，因为脏东西流到了她腿上。我让她站到水盆里，给她洗了脚，蜡黄衰老、皮粗筋绽的双脚。熊熊炉火上的水又烧滚了，我帮她换上“干净”的灯笼裤。这会儿，看过了肮脏到底能到什么程度，这条裤子对于我来说已经够干净的，不就是多沾了点灰嘛。然后给她套上那条不错的粉红衬裙。 “你的脸。”我说，我们还没洗那里，“还有你的头发呢？”脏兮兮的蜡黄头皮上一束束、一绺绺的白发。 “以后再说吧。”她说。 于是我给她洗了脸，小心翼翼的，用的是旧毛巾上撕下来的干净的一角。 然后我让她坐下来，找来剪刀，给她剪脚指甲，简直和锯牛角一样，然后换上干净长袜，她的连衣长裙，她的紧身套衫。她正准备再穿上外头那层黑衣服，我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哦，别——”随即十分内疚，因为她很受伤，抖得更厉害了，闷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像个坏孩子。她已筋疲力竭。 我倒掉脏水，拿滚水烫了水盆，又烧了一壶水好重新泡茶。我到后门那儿朝外头望了一眼：雨连绵不断，夹杂着片片浅灰的雪花，风正紧——水从厨房门下渗进来；至于想到她得出门，顶着冷风冷雨，去上厕所，那个冰冷的小房子——但是她以前也出去过，想来以后也能。 我不断对自己说，她九十多了，多年来一直就是这样过的：她挺过来了！ 我给她又端了茶，还拿了些饼干，让她坐在烧得正旺的炉子前喝茶。 我把她脱下来的外衣全都放在报纸里，叠起来，扔进垃圾桶里，没请示她。 然后我对抽屉里的衣物一番挑拣，选出一批来，接着扯掉她床上的脏被单、枕头套，抱着这些东西冒雨去了趟洗衣店，留给那里的姑娘处理干净。 我把房里收拾成我能收拾出的最整洁的模样，给猫食盆里添了吃的，那猫靠着莫迪的腿，任她抚摸。我把所有东西都收拾了一遍。我做这些事的时候，莫迪就坐在那儿望着炉火，我看她的时候她不看我，但我四处忙碌时她的眼睛就盯着我，还有她认为我不知道的时候。 “不要以为我不懂好歹。”我正忙着，她说道。那时我已经开始扫地板了，用手持短刷和小簸箕。我找不到别的工具。她说这话的口气，我没法解读。没精打采的。我想，甚至是绝望的：就像我刚才瞥到一眼的那种表情，那会儿我在回想自己的孩提时代。她大概感到另一种形式的无助。很明显，以前从来没有人为她做过这种事。 我又去了洗衣店。店里的那个能干的大个子爱尔兰姑娘，刚才我把东西交给她的时候，我们匆匆建立了平等的同志情谊。现在她把一大包干净床单被套递给我，盯着我的脸，说：“腌臜。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腌臜。”她恨死我了。 我说：“谢了。”我懒得解释，转身离开。但是我——羞得脸发烧！唉，我多么在乎别人对我的钦佩、喜爱、赏识啊。 我冒着雨雪，把东西送了回去。那时候我已是又冷又累。我想回家…… 但是我还是开始收拾某个大柜子的一个抽屉，把干净的衣物放了进去，告诉了莫迪我把它们放哪儿了。 然后我说：“明天晚上我再来。” 我很好奇她会怎么回答。 “到时见。”这是她的回答。 现在我一个人待着，洗过了澡，不过那个澡我洗得简单利落，没有泡上好几个小时。我应该收拾房间的，但是我没收拾。我纯粹是累坏了。我没法相信，昨天的这个时候我住在一家酒店里，是受宠受纵的贵客，和我所欣赏重视的同行卡尔一起用晚餐。鲜花、牛肉、美酒、奶油——全套的。 我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世上有那些东西——在那里，然后又有莫迪·福勒，在这里。也许不可思议的是我？我的确是晕头转向了。 我得好好把这些事想明白。我要怎么办？我可以和谁讨论这个？乔伊丝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朋友？ 周四 乔伊丝来办公室拿要带回家做的工作。她看起来糟透了。我对她说：“怎么样了？”她说：“他要我和他一起去美国。”我问：“不回来了？”她说：“不回来了。”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我们就是这样交流的：缩略表达法。她说：“我得赶紧走了。告诉约翰封面我弄好了。注释我也做好了。简娜，我明天再来。”然后她就走了。这就是说：有某个学校想聘她的丈夫为教授，他打算接受，他希望她放弃这里的工作和他走，她不想去，他们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孩子们不想去美国——而这个下午我感觉乔伊丝很可能会去美国。这就算是结束了。 回家时我顺道去看莫迪。门闩着但是没上锁。炉火很旺。猫在床上睡大觉。莫迪也在睡，椅子把手上放着只空茶杯。我把杯子放到安全的地方，给她留了张字条：明天见，然后就逃了，心里想着她千万不要在我走之前醒过来。 我现在穿着睡袍坐在电暖炉前。我应该好好整理整理这间公寓。我还真的应该洗个头。 我在想，莫迪·福勒一定是有一天忽然不想打扫前厅，因为那里垃圾太多，于是这事她就一拖再拖；后来再进屋，她有时心里就想，哎，也没那么糟嘛。而与此同时，后屋和厨房她打扫得纤尘不染。就现在她还每周自己清扫一次烟囱呢。然后清理壁炉，把煤灰、煤渣扫起来——不过做得越来越马虎。她身体不舒服，于是就又懒得打扫了，一次不做，两次不做——然后房间也不怎么打扫了，只偶尔扫扫房屋正中那块地，渐渐地不去看墙角旮旯和床下。最后放弃的是她的厨房。她擦洗屋子，清洗架子，但也慢慢地每次漏掉点什么。虽然逐渐忽略了房子的清扫，她还是坚持个人卫生，站在厨房桌边，用水壶烧热水。她也保持头发干净。她有的时候去公共浴室，她和我说过她喜欢去那里。然后她两次洗头之间的间隔越来越长……然后她不洗衣服了，捡脏衣服里最干净的穿，穿脏了又放回去，直到它们又成了最干净的，再拿出来穿，如此这般，周而复始。终于，她昂首挺胸，毫不惭愧地穿一身厚厚的黑壳，短衬裤不干不净，但也还说得过去。她的脖子不大干净，不过她根本不往心里去，头发也不洗。他们送她进了医院以后，从上到下把她洗了个干净，头发也洗了。她有时会饶有兴味地想，等他们再把我打包弄去医院的时候，我就又可以好好洗一次澡了！但是她，莫迪·福勒，神志是清楚的，十分精明，神志清楚得很，躲在那老巫婆的壳子里，小心戒备。她还在，神志还清楚，周围的一切却已经坍塌，一片狼藉，那太困难、太过分。 而我，简娜，正坐在这里，穿着我干净的、熏了香的睡袍，刚沐浴过。我应该再去做次指甲，还琢磨着要给我的公寓大扫除一次，或者雇一个人来做。今天我只在浴缸里待了几分钟。 明年这个时候，我的生活将完全不一样。这我知道，不过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 下周末我要去看乔姬，如果我敢把莫迪晾一边的话。荒唐。那么，“那个人”在哪儿呢？ 周五 上班的路上，我弯去看她。她好一点了。自己出去买过东西。她看起来不错，相当神清气爽——因此现在我看着她时，看见的不再是那老巫婆。我说我要去看我姐姐乔姬。她听到这名字哈哈大笑。她说：“嗯，我想，哪天我也去看我姐姐。”我听懂这话了，于是说：“到时候我带你去，莫迪。”“简娜和乔姬。”她说，“我和我姐姐，我们是莫迪和波莉。以前我们出门，穿着白色的大衣，戴着小帽，简直是一幅画。”我说：“我想，乔姬和我，我们那会儿也是一幅画，我记得穿过粉红的连衣裙，还戴过贝雷帽。我星期天晚上回来后再来看你。”“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她说。我意识到我想好好甩她一巴掌，不过只是大笑着说：“到时候见。” 周日晚 火车进站的时候已经很迟了。我没有去看莫迪。现在已是午夜。我已经把周日晚上例行的事做完了，检查过我下周要穿的衣服是否妥当，头发，妆容，指甲。 唉，这周末过得真糟。我到的时候家里只有乔姬一人，汤姆和孩子们去别的地方了。我很满意，我可受不了她那几个屁小孩。汤姆倒挺好，但是夫妇总归是夫妇。我想和乔姬聊聊。我的想法是：现在我已经长大了，也许她从此不再会把我当孩子了？好几年来，我真去成了她那儿的时候，总是把自己弄得和公主巡访似的。可爱的老乔姬和可爱的老汤姆。她从来不对她的衣着打扮和诸如此类的事情太上心。我以前总是穿上我最堪称奇装异服的衣饰，带些我们的杂志去，喜欢和她说我是怎么过日子的。她听着，不作评价，她一向如此。聪明的简娜小妹妹。不对，是简。她不会叫我简娜，以前叫我简，将来也叫我简，一直这样叫到最后。我和她说过多少次了，乔姬，没人叫我简，谁也不，我想做简娜。我记不得改口，她说。也有道理，这事就不了了之了。她觉得简娜是个时髦的名儿，配一个时髦的工作。那些周末，当我真的去看她时，我坐在那儿，一直在想她怎么这样顽固不化，当然了，她心里也在这么琢磨我。倒也不是她鄙视我，尽管她的确是觉得我做的事无足轻重。她只是没法想象哪个精神正常的人会做这样的事。 以我目前的心态，我那天走进她的房子时对一切都很敏感——对比明显啊。这是因为莫迪·福勒的缘故。乔姬的房子和我父母一辈子住的房子完全一样。我管它叫乡村化城郊屋，舒服、传统、保守，从墙上的风景画到床头柜上的书都是一个风格。我现在的公寓，以及弗雷迪和我住的那套公寓，都是现代国际化的。难得乔姬在我那儿过一夜，她特意告诉我她很喜欢我的东西。它们真的有趣，她说。 乔姬给我们上了冷餐，而且看上去好像不知道之后应该干什么。我们坐在她的起居室里，窗帘放下来，外面下了小雪。要按我的喜好来说，雪不够大，不过在她看来则是够大的了。她说这样就够她忙一阵的了。乔姬，她的活儿很多，打理房子、烧饭、照顾丈夫、照看四个孩子，这儿的主席，那儿的赞助人，本地读书俱乐部的秘书，做慈善工作。我坐在壁炉的一头，她坐在另一头。我试图和她聊聊妈妈的事。我需要了解她。我从来没和她谈过心，稍稍和爸爸聊过几次。但是乔姬已经把我归了类，划进了不负责任、不顾家的那一类。就这样了。我不断挑起话头，甚至有一次开口问，不知道妈妈会怎么看？ 最后，我谈起了我去慕尼黑出的那趟差。她喜欢这个话题。你那些光鲜绚丽的活动，她用了这么个形容词。她想知道酒店如何，我的朋友是怎样的，时装表演是怎么组织安排的，这个是怎么弄的，那个是怎么搞的。在这些问题里，我看到了我。关于风格和时尚她一个字都没问，全是它是怎么运作的。所以说到底我们还是很相像的嘛。突然，那时我已经躺在床上了，我想起一件事，坐了起来，开了灯。那件事是这样的。外婆去世前一直病着，病了两年还是三年的，记不得到底多久了（这一点本身就很说明问题）。那时她一直和妈妈待在家里，妈妈照顾她。那个时候正值杂志的第一次复兴，我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认定外婆的病与我无关。不用我管！我记得当初听她们说过这事，但当时就把它扔到脑后了。但是妈妈把她接到家里，爸爸那会儿身体也不好。外婆有糖尿病，心脏病，视力在白内障手术后每况愈下，还有肾方面的毛病。这些情况我以前都知道，是妈妈写来的那些短信“转达”的。那些信我没留下，而且我记得当时我压根不想读它们。现在我知道照顾高龄老人和无助的人要花多大的劲。我一两个小时就筋疲力尽了，只想逃出去，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但是妈妈跑到哪里去了呢？谁帮了她呢？不是我！我没有去过她身边，一次都没有。 周日早上，乔姬和我，两个人单独吃早餐。窗外下着些小雪。很漂亮。树木和灌木丛上盖满了雪，小鸟在吃乔姬挂在树枝上的鸟食。她说汤姆和孩子们要回来了，他们那边的天气太糟糕。我知道他们一回来，就没什么机会了，于是急切地问：“乔姬，外婆快不行了那会儿你经常回家吗？” 她很惊讶地看了我一眼。她说：“不经常，我没怎么回家。那期间我怀了两次孕，凯特也还太小。”她现在有些不耐烦地看着我。 “我想知道那时候的事儿。”我说，“我最近一直在想，我那时候什么忙都没帮。” 她终于说道：“是的，你是什么忙都没帮。”多一个字都不肯再说。我不得不领悟到，她和汤姆对我、对我所作所为的看法已经确立，不会改变，简就是这样一个人；很有可能那也是妈妈的看法，还有爸爸的。 我说：“我最近才意识到，外婆病重去世前那段时间，我一点儿忙都没帮。” “是的，你没帮忙。”她说。还是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 “哎，”我说，“最近我和一个老人稍微扯上点关系，现在我知道那时候妈妈不得不面对的是什么了。” “迟知道比永远不知道要好吧。”乔姬姐姐说。 这比我想象的还要糟。我的意思是，我在她心中的形象太糟，弄得我脸上火辣辣的，因为——不是，唉，不是因为羞愧，而是尴尬。真不想被人看得那么糟糕，我问她：“你能和我说说那时的事吗？” “哎呀，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她气急败坏。这就好像她刚才拿锤子时砸到了拇指，而恰好一个小孩问她，疼不疼呀？ “喏，乔姬，”我说，“好吧，我最近明白过来……我那会儿应该能够多出点力的。行了吗？你要我下跪求饶吗？迟知道的确是比永远都不知道好。我想多知道一点妈妈的事。” “她去世前可是在你那公寓里住了两年的啊。”乔姬说，口气中显得困惑不解、十分诧异。 “是，我知道。但正是自那时起我才……” 乔姬说：“听着，简。我很抱歉，但是……在那一切结束之后，你突然这样跑过来，说，我想好好聊一下妈妈的事。简，这根本就不成。”她说。她真是气极了，话都说不流畅了。而我，我很惊讶。我意识到这里头有积聚了多年的怒气，对小妹简的责怪。 我做了最后的努力。“乔姬，”我说，“对不起。当初没有帮妈妈照顾外婆，真的对不起，不过我真的很想谈一谈当初那些事。” “我猜过几天到某个周末，我会接到你的电话，你那会儿百无聊赖，要跑到我这儿来，你身体不错，心情很好，无牵无挂，头发丝都不乱一根，然后你对我说，哦，乔姬，我很好奇，那会儿是怎么回事呢，把妈妈接到家里，一住十年，还带着四个孩子，没个帮手，她日渐衰弱……”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她去接电话。我坐在那里，茫然无措。就是这个词。对于妈妈一直住乔姬这儿这件事，我并不是从未感到过惭愧，但毕竟那时我是在工作，而我们，我和弗雷迪，也的确只有一套小公寓，而且……而且……而且。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周末乔姬会拒绝和我谈这些事，也许她根本就不会想谈。她当时生过我的气，现在还在生气，她一直心怀怨恨。 她接完电话回来，说：“我要去火车站接汤姆和孩子们。”她对我说：“对不起，简。但是如果你终于开始产生一点责任心了，也许你应该想到，人很难接受你就这样跑来，轻描淡写地问一两个问题：谈谈外婆垂危好吗？那是怎么回事？让人痛苦吗？那一切太可怕了，简。你懂不懂？那简直恐怖。我能过去时都会过去，挺个大肚子，再不就是带着宝宝，看到妈妈忙得团团转。到最后外婆起不来了。那有几个月时间。你能想象吗？不能吧，我打赌你没法想象。成天的看医生。进出医院。所有的事都是妈妈在做。爸爸帮不了多少忙，他自己也是个病人……不管怎样吧，我得去火车站了。” 于是她就走了。 我差点就追上去，让她把我捎去搭火车回家，但还是留了下来。汤姆和孩子们一回来就把家里搞得乒乓乱响，自然先是打开唱片机，再开录音机，喧闹声震得房子在抖。汤姆走进房来，说了一句，你好！——然后转身又走了。我在厨房里，孩子们跌跌撞撞地闯进来，吉莉，鲍勃，贾斯珀，凯特。转着圈儿打招呼，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觉得乔姬的孩子都糟透了，都是被宠坏了的小混账，我这个观点已经根深蒂固了，不过也许他们长大以后会变好的。我则是从伦敦、从上流社会来的小姨，光彩照人。圣诞节的时候给他们寄钱作礼物。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觉得他们糟透了，一无是处。他们告诉我这是因为我不理解他们。这互相中伤是个开心的游戏。但是我的确觉得他们很糟糕。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的父母允许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没听见乔姬或者汤姆说过：不，那不行。从来没有过。整栋房子里塞满了他们的东西，衣服，玩具，设备，多半从来没有用过，或者只用过一两次。我不断想起在战争年代长大、一无所有的经历。我最近还在想，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无所有。当然，乔姬会说，现在时兴想这些，但是，就像她会说的，迟想到总比永远不想好。 不管怎么说吧，我坐在厨房里，听着孩子们满屋子的喧嚣。乔姬回来了，我看得出来，如果我想聊的话，她准备开口了，但不知怎么回事我突然开口说：“乔姬，你说起我来倒是想都不用想，但是你看看你那些孩子。” “是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说时，把背对着我。我立即明白，这是她的痛处。 “告诉我，”我对她说，“他们什么时候肯做一件自己不想做的事？你和汤姆有没有试着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不是个仙界冰激凌店，永远都有奶昔和奶油，只要按个按钮就能出来？” “你也许是对的。我没说你不对。”她说，想要幽默一把，“现在我要准备午饭了。如果你想要帮忙，就待着。不的话，就去和汤姆聊吧。” 我听了她的话，去找汤姆，但是他正忙什么呢，不想和我聊。我觉得房里实在吵得难以忍受，于是套上我的大靴子，雪中散步去了，午餐时间才回来。和往常一样，场面是四个孩子的，父母两个只是配角，父母要是胆敢引起个话题，他们会插进去打断，或者隔着他们自顾自相互聊天，根本就是把乔姬和汤姆当作有用的仆役，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如今家庭怎么都变成这个样子？在起居室里，下午，还是这个样子。吉莉，十七岁，喋喋不休地抱怨着，她原本想去一个朋友家，但是出于什么原因没能去成，于是闹脾气，惩罚全家。鲍勃，十六岁，模样不错，就是太胖了，旁若无人地练他的吉他。贾斯珀，十五岁，鬼哭狼嚎，对他爸纠缠不休，要他陪着去什么本地足球赛。凯特，十三岁，双颊通红，披头散发，穿着乔姬的衣服，从这屋走到那屋，搔首弄姿，某种强制性神经病发作，就是那种十几岁姑娘常发的毛病。这样子是做给我看的，因为她想来伦敦“做模特儿”。可怜的姑娘！汤姆坐在一个角落，想要读书，但一边还得回答孩子们的话，声音听起来心不在焉、烦躁不堪，而乔姬则在伺候所有的人，心平气和，耐心耐烦，偶尔扯起嗓子说话，好让别人听得见。嗯，好的，凯蒂。好的，吉莉，我明天弄。是的，贾斯珀，那在客房的床底下。诸如此类。 我最终开口：“好啦，这个坏小姨要走了。别，不用费事，我自己去车站。” 我转过身，把这快乐的现代家庭生活场景撇在身后，走出大门，好一阵轻松。乔姬送我出来。 “唉，”我说，“别说啦，我是不懂小孩，我又自私又幼稚，也没有资格多嘴，但是我能说的就是……” “而且你大概没错。”她说，还是和孩子们说话时的腔调，心平气和、忘我克己。 地上的雪已是泥浆一般，我踩着泥雪去火车站，在那儿稍微等了一会儿。我喜欢火车站，喜欢不为人知，喜欢独处人群之中的那份自由。我喜欢独自一人。就这样。 现在我就是一个人。我应该去看莫迪。 我应该，赶紧地，把这一切想清楚。 但是我知道的是这一点。人们去世以后，我们最后悔的，就是从前没和他们聊够。我没有和外婆聊过天，我不了解她。我基本记不得外公。还有妈妈。我知道她认为我自私、愚蠢。（我也是这么看乔姬家那些小混账的。）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她对周围一切的看法。她怎么看汤姆？怎么看乔姬？外孙、外孙女们？照顾外婆，还有她自己的丈夫，一连忙了——我想恐怕是四年，这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我现在也永远没法知道了。当然了，还有弗雷迪：有的时候我睁着眼躺在床上，我所渴望的，不是他来和我做爱，尽管我也极想要那个，但我渴望的是和他谈一谈。为什么他在的时候我不和他谈呢？ 我那时不想，这就是答案。我那时不想知道。 周一晚 今早我醒来时一阵心慌，心脏怦怦直跳，眼睛刺痛，口干舌燥。我对自己说，做了个噩梦，仅此而已；但是那可怕的感觉却一直萦绕在心头。上班的路上，我意识到我这样是因为乔伊丝很可能要去美国。除了会想念她外，工作上的事都要有所变动。他们应该会提拔我做主编，但是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我穿过秘书室的时候，菲丽丝直盯着我看，然后跟了过来，问道，你没事吧？这种观察力，满分。我当然明白，她知道我在为乔伊丝要离开而心焦。但是当我一屁股在办公桌边坐下，菲丽丝给我端来黑咖啡，说如果我愿意的话，她可以负责召集摄影师的会议时，此刻我看出她已经都盘算好了。她从我的桌上抱走一沓文件，我看到她看了一眼乔伊丝的办公桌，乔伊丝的位子，长而冷静的一瞥，她心里在想，那将是我的了。 为什么不呢？ 因为她不是乔伊丝。我的意思是，具体地说，她三十岁，强势、聪明、敏锐，但是她并不——成熟。我很清楚，我不喜欢她是因为她让我想起我以前的样子。但原因不止这个。我试图公平公正，问自己，不要管你需要什么，《莉莉丝》需要的，她有吗？ 我坐在我们的办公室里，乔伊丝和我的办公室，决定不去想菲丽丝，我现在还没心思烦这个。我在想乔伊丝：我到底忽略了她身上的哪一点，弄得仅仅一个月前我还认定她不会去美国！不过我是以我的婚姻来猜度她的。当然了，她有孩子；但不，这个不是原因。他是个还不错的男人。我不了解他。从来没和他好好聊过：我们也就只是能开开玩笑的关系。 我希望乔伊丝能早点来，但是她进来的时候已经快到午餐时间了。她看起来真糟糕，一脸病色，仪容不整。她坐下来，又站起来去端她的咖啡，拿着杯子回来，伸开四肢瘫在椅子上，点了烟又放着不抽，胡乱做点事，给窗台上的植物浇点水，什么都做了，就是不抬头看我。 然后她按了铃，菲丽丝走进来，乔伊丝说：“我对酒那部分不满意。问题我写下来了，请去找我们的品酒专家，那个叫什么的。他到底叫什么名字来着的——还有他的地址，在哪里？” “别担心，”菲丽丝说，“我知道在哪里。” 她接过乔伊丝写的问题，摆了一个恰到好处的笑脸，然后出去了。 现在，乔伊丝终于朝我飞快地笑了一下，其实是做了个鬼脸，终于正眼看我了。我们都笑出声来。 我们一起透过门，打量档案室里的菲丽丝。我们在审视她的衣着，她的发型，她的妆容，她的鞋子。这是习惯。然后乔伊丝对她没了兴趣，又出神想自己的事去了。 菲丽丝现在还没有自己的风格。不像乔伊丝和我，我们有。我坐在那儿，想我是不是可以帮菲丽丝建立起个人风格，就像当初乔伊丝帮我那样。现在坐在这儿写这个，我才想到，我当时因为乔伊丝满心忧苦，难过得要发狂，非常想说，天哪，说话啊，就那个时候我居然还有心思分析菲丽丝，考虑她可以有什么样的形象，这真是奇怪。我知道乔伊丝下定决心要离开了，而她因为我而心里难过：我需要两人好好谈一谈。 乔伊丝是我这辈子唯一与之交心的人。但大部分时候，我们是通过微笑、沉默、示意来交谈，无言的音乐，不用多说。 终于，我实在受不了了，开口说：“乔伊丝，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你肯定也清楚。” 她侧着身子对着我，手托着腮。她不耐烦地做了一个“别烦我”的手势。 我坐在这儿，凌晨一点，把这些事都写下来。我的大脑清晰敏锐，思绪纷纷。我刚想到一件事，是这样的：写作就是我的职业，我时时刻刻都在写，给自己写的随笔记录，备忘录，文章，一切用来展示想法的诸如此类的文字，不是写给自己看，就是给别人看。我抓住每一个想法，不让它们飞了，我把它们记下来，我展示它们，我假定有外人在看它们。而我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这个。我意识到我写这些日记的时候，心里是想着有人在审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想要出版这个？我刚开始写的时候绝对没有这个想法。这很滑稽，我这个需要把东西写下来的习惯，好像如果我不把它们记录下来，它们就会不存在。展示出来。我听莫迪说话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感觉，赶紧，抓住它，不要让它消失了，记下来。就好像不白纸黑字写下来，它就不成立。 哦，我的想法在脑中打转，抓住它们…… 我和乔伊丝坐在那里，两人都又冷又难受，凄惨悲苦，而我在打量我们，出于习惯，就像我打量菲丽丝一样。两个女编辑，一流的女性杂志（不少男性也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即将走进八十年代。 当我读过去人们的日记的时候，让我着迷的是他们穿什么，吃什么，所有那些细节。要推断出那些人大概在想什么不难——我相信，和我们现在没太大不同——但是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中产阶级家庭，英国乡村小镇上，那时的妇女是怎么铺床叠被，怎么摆放餐具，或者怎么浆洗内衣，早饭吃什么，滑铁卢大战那天，在英格兰北部，某个农夫的妻子，她的这一天又是怎样的？ 当初乔伊丝来这儿工作的时候，她让我们都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寒酸、庸俗！六十年代中期——庸俗！但她的风格，按她所说，是上流吉卜赛，乍看上去显得凌乱随意。她个儿高，苗条，一头厚厚的黑卷发，刻意的凌乱感，一张瘦削苍白的脸。或者说，她的脸看起来瘦削苍白，是那一头头发的映衬。她的黑眼睛很小，但是上了妆，就变得大而有神。她的衣服价格不菲。今天她穿的是黑色和铁锈红条纹的裙子，同色的马甲，一件黑色的真丝针织衫，戴着又粗又重的银链，上面缀有琥珀块。她的珠宝总是上乘的，从来不戴那种花哨的准垃圾品，而我只戴得起这种，因为我的风格。她很美：但那是年轻女子的风格。她一直让头发保持乌黑。很快她就得改换她的风格，以适应渐长的年龄。 乔伊丝接手我的时候，我还穿着迷你裙，挂着珠链和俗艳的廉价饰品。自那以后，我就一直走经典而昂贵的风格。我穿丝绸裙，丝袜，不是尼龙袜，穿的衣服粗看上去似乎没有经过刻意选择。我找到一个真正的裁缝，此人对每个针脚都十分讲究。我还上市场找特别的纽扣，手工的蕾丝，定制针织套衫和外套。我的风格是这样的：人们第一眼不会注意，然后他们会转过头来再看，细细打量每个细节，领子上的绣工，一排珍珠纽扣。我不瘦，而是结实。我是直发，发型总是完美，泛银光的金色。灰色的眼睛，天生就大，化了妆更大。 乔伊丝和我，我们要多不同有多不同，只有在衣着打扮上下了大功夫这一点上是一样的。不过乔伊丝，因为有家庭的缘故，费的功夫没我多。 菲丽丝纤小，强壮，有魅力。浅色头发，白皙皮肤。她总是追逐最新时尚，因此没什么引人注目的。我见过她仔细观察乔伊丝，然后并没有照抄她那种风格，做得对。我也见过她仔细观察我：她怎么做到的？如果她问我的话，我会向她展示的，带她去见裁缝和针织女工，给她挑发型师……我和乔伊丝两人坐在那儿，坐在那儿痛苦悲伤，而我脑子里就想这些：我在精神上已经放弃了，通过衣服啦、风格啦表现出来！ 但在我可没有明确放弃的打算。 午饭的时候我们喝了咖啡，抽烟。然后她说：“我得回家了。”我叫道：“乔伊丝！”她说：“你看不出来吗？我做不到，做不到！”我则说：“乔伊丝，你不能就这样回家去，我得有个答案。” 她叹了口气，坐下来，振作起精神，居然肯正面看着我了。 “答案？” “理解。我不理解你怎么能把这一切都放弃……为了什么？” 她说：“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突然发现你以前根本就没弄懂自己？” “我还真有！” “我原以为自己会很爽快地答应离婚呢。” “他外头有了人吗？” “嗯，还是原来那个，这你知道。他预备带她而不带我走。” “那么，这一直以来，他实际上娶了你们两个人？” “可以算是吧。有一阵子，他总对我说，你有你的工作，我只好去找我的费莉西蒂。” 我坐在那儿，小心翼翼地，因为我不想让她逃回家去，而我知道一不小心她就会那样。 我在想我称之为女性解放的那些想法。他是有工作的，这理所当然，但当她也有工作时，他就要再找一个姑娘来支撑自己。不过这些想法我已经厌烦了，它们不是问题的关键，它们从来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对于我不是，对于乔伊丝也不是。菲丽丝才真是参透了女性解放、女权意识提升，而她很明白地告诉我和乔伊丝，我俩没有解放。乔伊丝和我讨论过这个，不过不常讨论——因为它不是问题之所在！有一次乔伊丝，出于好奇而非挑衅，对菲丽丝说，我有一份报酬丰厚的好工作。我有丈夫和两个孩子，家归我管，家人也归我管。这样，你还会说我不是一个解放了的女性？这还不够吗？菲丽丝没有反驳，一脸“我就是懂得多一点”的笑容：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之后我和乔伊丝大笑了一通。就是那种突然爆发，止也止不住的大笑，无言的音乐，这是我们的友谊中最好的东西之一。 “你不去美国的话，他就带费莉西蒂去？” “他会娶她。” “你介意的是这个？” 她摇头。她又不看着我了。我困惑不已，不知她为什么害怕直视我。终于，她开口说：“你是那么的自信自立。” 我再也不会想到我会有这么个评价——我这长不大的妻子，长不大的女儿——我说：“我，自信自立？” 她只是摇头。哦，这一切实在让我受不了。她弯着腰，双手撑着桌子，眼睛望着前方，嘴边叨着根香烟。在我看来她就是一个干瘪的丑老太婆，福勒太太：小脸轮廓分明，鼻子几乎碰到下巴。她看上去苍老不堪。她又叹了口气，回过神，转身面向我。 “我无法面对独自一人的生活，”她直截了当地说，“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 如果现在我说我当时心乱如麻，当时我的确就是心乱如麻。 我想说，但是，乔伊丝——我丈夫死了，现在觉得似乎是一夜之间就没了的——你在指望的到底是什么？我可以对乔伊丝说，如果你抛弃这份工作和他走，你可能最后发现自己是竹篮打水。我可以说……但是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在哭，又惊又气，这一切实在难以置信。不，比这还糟，因为我在想我原来根本就一点都不了解乔伊丝！在这以前我不可能认为她会说那样的话，有那样的想法。不仅如此：我还知道我没法对乔伊丝说，你对死亡的态度实在蠢，是错误的，你简直就像个小孩！根本不是这样的，你怕什么？独自一人——那算什么！ 因为我发现，就短短的一会儿，我已经和乔伊丝相距很远。我的丈夫死了，我的母亲死了：我以为这些变故对我没有影响，以为我披了盔甲，刀枪不入。但其实我内心中某样东西发生了变化，相当深刻的变化。再说还有莫迪·福勒的事情。 我坐在那儿，一边哭一边努力想止住眼泪，咬着我的（绣了姓名首字母的上品亚麻）手绢，心里觉得乔伊丝是个孩子。是的，说到底她还是个孩子，我不能和她说我学到了什么，也不能说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人。我哭是因为这个。 “别，”乔伊丝说，“我不是故意——揭开旧伤疤的。” “你没揭开旧伤疤。不是这个。”但是我也只说得出这么多了。“说”是指说出心中所想。因为后来我们的确是说话了，理智地，干巴巴地，谈了这也谈了那，我也不是不珍惜这样的谈话。我们好久没有这样聊过了。女性之间的交流——招手、点头、暗示、微笑——这很好，令人愉快，是一种享受，是我拥有过的最好的东西之一。但是到了关键时刻，我还是没法告诉乔伊丝我为什么要哭起来。 她说：“你和我不一样。我一直在看着你，你看得出来。但是如果他去美国的话，我就孤身一人了。我知道我不会再结婚了。不管怎么说，如果你嫁了一个男人，你就没法把他扔一边再另找一个——他们做得到……” “或者说他们以为做得到。” “是的，或者说他们以为做得到，我的意思是，可以做了而不受惩罚。所以我没法想象我另找一个人结婚。孩子们，他们不想去美国，但是如果他去了，而我留在这儿，他们就得两边跑。而我知道，很快他们就会更乐意待在那里，而不是这里，那里有更多机会，或许更适合年轻人。我就会孤身一人了。我不知道如何独自一人过，简。” 而我没法对她说，乔伊丝，你的丈夫已经五十五了，还是个工作狂…… “你准备好要当师母了？” 她听了后愁眉苦脸。“像现在这样的工作我是不可能找到的，当然找不到了。但是我想总能找到个活儿吧。” 她离开的时候，说：“不，我没有做好准备。我知道我会多怀念这一切——还有你，简。但是我别无选择。”说着她就走了，不看我。 到头来我就得到这么一句话，我别无选择。我不知道她那婚姻里都有什么，有什么——我从没想过会有什么——让她不得不说我别无选择。 乔伊丝是这本杂志有过的最好的编辑。她从来都不把家和家人放在第一位……但是……我想起来，是她来了以后才开始实行大家都欢迎的弹性工作制的，如有需要，工作可以在家做，通过电话做，留下加班，提前下班，都可以。我们那时都说，不理会办公时间，按需工作，这是女人做事的方式。而现在我在想，那个“需”其实是乔伊丝的婚姻需要她在家。 她会很爽快地下班后和我一起吃晚餐，在办公室里吃，在餐馆吃，都是工作餐。但也有的时候她必须回家。实际上我们能这样全因为我，我从来没说过，不行，我不能像平常那样在办公室久留，我得回家。要有也仅仅只是我和弗雷迪要开晚餐派对。我从来、从来没有说过，今天弗雷迪下班早，下午我得早点儿走。但在我看来，乔伊丝一直是这样的：她的婚姻，她的孩子，她的工作。她用一种非凡的灵活方式，把这一切整合到一起。“简，今天下午你坐镇办公室行不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她婚姻的一部分，就像那个叫费莉西蒂的姑娘一样！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实际上如何运转，这些都是整体，而我们都是这整体的一个部分……这一直对我特别有吸引力，我对它特别感兴趣。可是这个想法，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乔伊丝婚姻的一部分，这想法是刚冒出来的。 乔伊丝的确要去美国了。她将放弃一份很好的工作。能有这样一份工作的女性可没有几个。她将放弃子女，朋友，家。她的孩子差不多都已成人。她将住在一个她必须学着去喜欢的国家，独自陪着一个男人，一个原本乐意带上另外一个年轻一点姑娘的男人。她别无选择。 唉，女性解放，唉，菲丽丝，对此你有什么话可说？ 你那些小宣言里，那些毫不客气地把男人拒之门外的举动里，你的雄辩言辞里，可有一丁点触及这种状况的说法？据我所知，压根儿没有。这大家大可相信我，因为菲丽丝总是确保让我拿到所有的宣传，把它们摊在我桌上。 现在的姑娘三人扎堆、四人抱团、成群结队，完全排斥男人，或者最大限度地排斥男人，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她们害怕——男人的威力，不论那是一种什么威力，它就可以让乔伊丝说，我别无选择。 我可以独自一人生活，喜欢这样的生活。但是话说回来，我很难算结过婚。 我回到家以后，电话铃响了：乔伊丝，喘息着，小声地。我知道这是因为她哭哑了嗓子。她说：“简，人的决定总是在自己明白之前，好久之前，就做出了的！老天，这太可怕了！你懂我的意思吧？” “嗯，”我说，“我懂你的意思。” 我的确懂。它的确可怕。我已经做了些什么我还没意识到的决定呢？ 自从周五晚起，我就没去过莫迪·福勒家了。 周二 乔伊丝没来上班。我和菲丽丝坐镇。下班后我去看莫迪。她半天不来开门，开门以后又花好长时间站在那儿瞪着我，没有笑容，不开心；最后才往边上挪了一步，让我进去，在走道里走在我前面，一言不发。她在火炉边她那一头坐下来，火炉里火烧得正旺，她等着我开口。 我已经生气了，心里在想，好嘛，她没有电话，这是我的错吗？ 我说：“周日晚上我很迟才回来，昨天晚上我很累。” “很累，是吧？”然后，“星期天晚上我等你的。我给我们准备了一点晚饭。” 我注意到自己心中涌过一连串的情绪，和往常的顺序一样：一种被困住了的感觉，然后是逃跑的欲望，再然后——当然了——愧疚的心情。 “对不起，莫迪。”我说。 她转过脑袋，盯着火，嘴唇微微张开，喘着粗气。 “你这两天身体还好吗？” “不坏。” 我在想，喂，我从头到脚地给你擦洗，把你臭气哄哄的屎尿洗掉，而你现在……但我也不得不想到，我说好了的事，却没有做到。这种事我绝不能再做了。 花了一个小时她才稍稍消了气，起来给我俩泡了茶。我不得不又多待了两个小时。到我走之前，她又无所不谈了。讲了她父亲情妇的一个故事，说在她母亲“恰当而稳妥”地死去以后，不仅把她，莫迪，当用人使唤——“不过这个我和你说过了，我记得的”——还着手要毒死她。 “她毒死了我母亲，就算别人不知道，我是知道的，而且我玛丽姑妈相信我。姑妈说去警察局没有用，他们不会信我的话，不会对我父亲不利的，他和警察是一伙的，所有对他有好处的人，他都和他们一伙，圣诞节的时候他会请巡官来家里喝威士忌，吃蛋糕。他和他的情妇还会送一桶麦芽酒给警察局的小伙子们，外带火腿和布丁。我，一个小姑娘，我那会儿怕得要死，被毒药弄得病歪歪的，如果我跑去和他们说，我父亲的情妇毒死了我母亲，现在她又对我下手了，是毒药啊——哎，他们会听吗？我玛丽姑妈说，听好，你找个机会，只要不惹出麻烦，离开那个家，来我这儿吧。我不想和我那个哥哥正面冲突，他那个人可惹不得，他会报复的。不过只要有了机会，你就来找我，会有你一张床一口饭的。唉，我病得越来越重，越来越虚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我想办法不在家里吃，我会跑到我妹妹那儿去，已经去世了的那个妹妹——没有，我以前没提过她，提起她让我心里不好受。她一直身子弱，让他们心烦。她十五岁就嫁了人。那桩婚事父亲反对，对她说，别再进我的门来了。她男人不行，养不起她。她生了三个孩子，我妈妈以前会派我给她送一个馅饼或是一点面包，这类东西少了也没有人会发现。我看到她，那么苍白虚弱，孩子们嗷嗷待哺。她会咬一小口，好长点力气，然后剩下的给孩子们吃。我母亲死了，她家就一点吃的都没有了。我去找我父亲，说妹妹饥寒交迫，快要不行了。他说，我告诉过她不要嫁给那个人，这是他唯一的回应。她死了，他没去参加葬礼。那个丈夫带着还活着的那一个孩子，我后来再没听到过他们的消息。她死前，我会去陪她坐坐，我因为不敢吃家里的东西而饿得要晕倒，她因为家里没有吃的而在慢慢饿死，我们同病相怜。那段时间糟糕透了，糟糕透了——我不懂为什么人们要说‘美好的旧时光’，旧时光糟糕极了，除了对我父亲那种人来说……”莫迪没完没了地说她的父亲。 我问：“你另一个姐妹呢？”她说：“她嫁人后就离开了家，我们不怎么有她的消息，她躲着父亲呢，父亲也不喜欢她的男人。有一次我去她那儿，说，波莉，缪丽尔妹妹快饿死了，她的孩子也快饿死了，而她只是回答，啊呀，我没有多余的东西可以分给她。但是她的橱子里塞满了肘子、馅饼、蛋奶沙司。 “缪丽尔死后，我就无处可去坐坐了，我能不吃就不吃，因为我知道食物里有毒药。她会上楼到我的房里来——他们把我安排在楼上的阁楼里，就好像我真是个用人一样——端着牛奶和肉汤，说，喝掉，喝掉，我把这些东西倒在痰盂里，然后蹑手蹑脚地下楼倒痰盂，这样她就不知道了。我能吃出那些汤汤水水里的毒药味，我知道那里面加了毒药。有的时候我出去捡人家喂鸟的面包，不过我怕被人看到。是这样的，我们家算有点名望，父亲有各种往来，买得起马车，行为潇洒，而她有她的酒吧，大家对我们看法不差。我是留在家里的大小姐，大家都羡慕我过得舒适。但实际上我睡的是房子顶层阁楼里的一张薄床，没有一丝暖气，从来没有一件新衣服，没有一件我自己的衣服，有的都是她的旧衣服改的，而且不敢吃东西。后来，有一天晚上，这一切终于维持不下去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病得太厉害，太虚弱，爬不起来。她端来满满一杯甜牛奶，说，我就在这儿等你喝完。我不想喝，我说。我不想喝。但是她说，我就坐在这儿。 “她穿着一件粉色的丝绸睡袍，上面缀着羽毛，领子是灰色的天鹅绒荷叶边，脚上是粉色的高跟拖鞋。她爱吃好喝，长了不少肉，脸色通红，一边叹气一边说，哦，我的天哪，那些楼梯，哦，我的天哪，这上头真冷。可她从来没想过我天天都要在那些楼梯上爬上爬下，也没想过我就住在这冰冷的地方。而他们卧室所在的那层明明还有两间空卧房。后来我玛丽姑妈和我说，他们当然不会让你和他们住一层了，他们可不想让你听到他们那些破事。哪些破事？我说，因为我从不在乎那一切，我痛恨那一切，我像我母亲，对那些事干脆不闻不问。再说，他们又没有结婚：她还有个丈夫躺在哪家医院，因此她没法嫁给我父亲。现在我回头看看，对那时的状况啧啧称奇：那时的人们循规蹈矩，但是她和我父亲非婚同居，我却记不得她因此受过什么苦。当然了，就算有我也不会注意到：因为我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想办法不在家里吃东西上。那天晚上，我最终还是不得不把那牛奶喝了，尽管那味道令我作呕。然后我装作睡着了。她终于行动迟缓地下了楼。我把手指伸进喉咙催吐，把牛奶吐了出来。然后我把衣服装进母亲的小包，悄悄地离开了那所房子。 “我身无分文，尽管我帮他料理家务，给他打扫房子，什么都做，他却从来没给过我钱，从来没有过。我去了姑妈居住的村庄。那个地方现在算伦敦的一部分了，你不会知道不久前它还是个村子，比尼斯顿还远。我到那儿的时候，街上满是车马，一片喧嚣。我走着，几乎就要瘫倒。我到了她家门口，按门铃，按了又按，她出来时正好抱住我，没让我倒下。她说我可以和她住，等我身体好了能挣钱了再回报她。她给我父亲写信，说莫迪来和她住一阵子。她是这么写的。而我父亲什么都没说，尽管我等了又等，希望能听他哼一声。好几年他都当我不存在。姑妈给我补身子，让我吃东西。她自己也穷，没法给我吃她说我该吃的那些东西，奶油啊，红酒啊，诸如此类吧，但她尽力而为。我那会儿又瘦又小，走几步路就会发抖，但是我身体渐渐好起来了，姑妈给我在西区一家女帽店找了个当学徒工的机会。她从我父亲那儿拿到了钱。我不知道她说了什么，但是她拿到了钱。” 我回到家已接近十点，一肚子都是莫迪喝的那种浓红茶，现在觉得有点犯恶心，吃不下东西。感同身受，这显然是针对那厌食症，我觉得莫迪母亲去世以后，她得的就是这个毛病。我洗了个快速而高效的澡，写完了这些，现在我得上床睡觉了。但是我真的想把我关于杂志社事务的想法写下来。 我告诉莫迪我明天晚上不去，但是我周四晚上绝对会去和她喝茶。 周三 乔伊丝不在办公室，也没有留言。这种事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杂志社里的气氛有些令人不安，有一点让人想咯咯傻笑，就像面临什么不测事件的学校一样。一整天，菲丽丝和我两人都在一起工作，关于该做点什么让大家平静下来，我们啥也没说。我们的对话一直保持简短、有效。但是，啊，她是那么年轻，那么年轻，那么黑白分明，那么非此即彼，那么不取即舍。酷酷的、俏生生的小嘴。俏生生的、干练的微笑。菲丽丝买了自己的公寓，我们——杂志社——帮了忙的。她为工作而活，除了我外，还有谁更清楚如何做到这一点？她认定自己就该当杂志主编。为什么不呢？ 我写下这段，为此觉得很惊讶。 现在我准备写写我的职业生涯，这几天我先是因乔伊丝的事而震惊，而紧张，后来又因和菲丽丝在一起，需要时刻保持警觉清醒，因此我心里对我这职业的一切特别清楚。 我中学毕业就直接工作了。没上过大学，家里的钱不够。再说我也达不到上大学的标准！上大学从来就不是我的一个选项。 我刚开始做《小妇人》的工作时——我和乔伊丝给那一时期的杂志起了这个名字，是个缩略表达——对于能够在新闻界找到一份如此光鲜的工作，我感到无比欣慰，没指望能寻到更高的枝了。1947年，战争阴影还在。杂志粗糙笨拙，因为战争的缘故，用的是劣质纸：登的净是如何用粗肉和蛋粉做菜的窍门。如何把一种东西变成另一种——这是乔伊丝对它的描述。我，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对此感到烦、烦、烦透了。我们那会儿都多么渴望摆脱战争余波，摆脱配给制，摆脱这沉闷枯燥的气氛。那时的编辑也是个女的。我那会儿还不怎么挑剔我的上司，我的最高目标不过是做制作人的秘书，没有更高的眼界。我对南希·韦斯特林汉姆压根就没想法。上面的都是些大神、女神。我现在觉得她正适合那时期的杂志。作风老派，就像我的母亲和姐姐，能干、尽职、善良——我真觉得是那样，善良、和蔼可亲，而且我猜她这一辈子脑子里就没有冒出过一个原创的想法。这也只是我的猜测：如果我有什么后悔的，那就是我那时候没醒过来，弄清楚周围到底在发生什么。当然了，那时我还没学会如何去看周围在发生什么：就是一个组织的内部事务如何发展，该关注什么，事情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他们的确是对杂志进行了改进，纸张质量提高了，专题文章活泼了些，但这些还不够。他们需要一个新的编辑，我那时应该发现的，应该关注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我还不知道如何观察局势：我沉醉在青春、自我魅力，以及个人成功里。在学校的时候谁都不觉得我有能力，我的父母也绝对没这么认为过。但在我们杂志社里，我却没什么拿不起放不下的。很快，谁要是生了病，或是不称职，能接手的就是我了。我记不得生命中还有什么能比那更让我快乐和满足的：那种宽慰，那种轻松愉快，就因为能处理一件新工作并且知道自己能做好。还有会穿着打扮这件事。当然了，五十年代可算不上时装雅服的好时光，但就连那个时候，我的穿着也能吸引大家的目光。我那会儿走的是性感风格，不过是冷峻的性感，只稍稍有一点倾向于戏仿：就是说，我预见了六十年代，还有我们都有点嘲讽自己穿着的做派。 我现在非常想知道当初鲍里斯到底怎么当上主编的。不过现在为时已晚。我问过如今还在我们那儿的老员工，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在问什么，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不是那样的。 不管怎么说，1957年鲍里斯当了主编，他代表了“新思潮”。但是他没那个能力。那个时候我的地位和菲丽丝现在的一样：大家都寄予厚望的聪明姑娘。不同的是，我那会儿不自知。我喜欢啥都精通擅长，也不介意不分昼夜地工作。我热爱自己做的一切。那个时候我做的事已经大大超过了我的本分，与付我的工资、描述我职务的说法并不相符。当时我是制作部的秘书。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关注周围到底在发生什么了。最显而易见的事实便是鲍里斯不起什么作用。和蔼友好、谦恭有礼、摩登时髦——这些他倒都是。南希辞职，人家让她走，在那以后，理事会指派他来做主编。他用的是现在摄影师们用的那间大办公室，有一张大桌子，一个配了秘书的秘书，还有一个公关小姐。他总是在开会，打电话，用午餐，接受关于女性杂志职责和功能的采访。“妇女解放”这个概念尚未诞生，不过我以前一直没意识到这点，是写这些的时候才想到的。 事实是，其他的人在做他应做的工作，我也是其中一员。杂志社的正式人事结构不符合实际情况。杂志是稍微有点起色，但是起色不大，而且好好先生什么都说得含含糊糊的。我们没想清楚过，多半还是照老规矩办事，不过是换了质量好点的纸，加了些像样的照片。 乔伊丝一来，我们就意识到了我们在做什么，在为谁工作。市场分析，专家报告；这些我们当然都认真做了，但是我们还有了自己的想法。杂志的支柱和基础，以及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资讯。节育、性、健康、一般的社会问题。我们手头几乎所有关于这些话题的文章都不可能刊登在《小妇人》上，一切都得重新包装。杂志的这部分工作由我负责。至于服饰、食物、酒、装潢部分，变动的是摄影质量。实际内容没变，时尚归时尚、食物归食物，变的是如何展示它们。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杂志上登许多这样的文章：《我是一个寡妇：我如何带大两个女儿》或者《我嫁了一个下身截瘫者》或者《爱丽丝双目失明却办一所商学院》：太低档了！要向上爬一个台阶，《莉莉丝》特意把这个放在了规划里，而我们做到了。 我以前说过，乔伊丝六十年代中期来了以后，她改变了我：她也改变了其他的一切。现在我感到有意思的，是这些变化逆袭了公司架构。她是制作部经理，我是她的助手。我们用的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间办公室。主管杂志的是我们。我们觉得清清楚楚的是我们在经营它，但鲍里斯却没注意到。乔伊丝以前总说，她干前一份工作时，什么事都得帮老板做，还得让他觉得是他自己在做。所以对于她来说现在也没什么变化。我们对那会儿那个状态不仅毫无怨言，倒是十分担心人们会注意到。他们当然注意到了。现在我们很纳闷，那会儿自己怎么会以为别人不会注意到。说到底，我们热爱自己的工作，热爱改造杂志。我们以前会去参加两周一次的理事会会议，安静地坐在一边，鲍里斯坐在首席，理事会代表们坐在另一头，我们几乎不开口。开会前我要向鲍里斯简明扼要地交代他该说什么。 当时杂志实际的架构是乔伊丝和我主管一切，摄影师们的地位渐渐上升，因为他们其实是六十年代才跃居一线的。所有的决策都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做的，屋里总是挤满了人。突然——乔伊丝只来了两年——她被提为主编，拥有完全的决策权。新的模式，新的一切。她很聪明：不少杂志太“摇摆的六十年代”了，因此一败涂地，但是乔伊丝创立的模式——我们创立的模式——生存了下来。 几乎转瞬间真实架构就和正式的官方架构统一起来了。鲍里斯走人之后，他那死气沉沉得厉害的大办公室就给了摄影师们，它立刻就活了过来。而我和乔伊丝用的那个房间变成了编辑室。那时我才意识到，当实际情况与正式结构不一致的时候，做一件事要投入多少精力，带来多大的精神紧张。现在，看看其他公司、其他企业，我经常发现有这种不一致的现象。 那么在这个结构内，有什么在成长呢，未来是什么？现在我知道不会是乔伊丝和我了！但我不知道会不会真是我和菲丽丝。我看不到，是不是因为我陷在当下太深？在我看来，事情变化太快，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或者好像是这样；但实际上变化是在内部慢慢发展起来的。我看不出内部有什么变化：但是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 我知道的，就是目前可用的资金大大减少，所以也许得舍弃我们那富丽堂皇、轻松活泼，甚至是放肆鲁莽的模式或者说配方，换一种更为严肃严格、专业专注的。 专业专注于什么？唉，要是我能预见就好了！想到我们也许得做起“把一种东西变成另一种”的营生，我一点都不开心，一点都不想参与。衣服穿一辈子——唉，这个已经开始了——牛肉当作奢侈品而非主食，买珠宝作为投资……上上期里，我们刊登了战争时期的食谱，当作个笑话，但对于我们这些战时和战争刚结束时年纪尚轻的人来说，那可不是个笑话。我听到打字室里的姑娘们哈哈大笑，菲丽丝在打趣那个把肉做成五香肉丸好多吃些的诀窍。我可以拿莫迪记忆中的食物做一个特写。我想，要是听到莫迪追忆儿时的食物，打字室里的屋顶可能要给笑塌下来的：莫迪说她小的时候，一家之母会做一个巨大的蓬松面糊布丁，好在上肉食前将他们“塞饱”，这样他们只吃一点肉就满意了，吃完肉以后，又上蓬松面糊布丁，涂果酱。当我回想起战争时期，想起那些凑乎、那些将就，那日复一日的无聊沉闷，唉，我没法再次面对那样的生活，没法，没法……不过到现在为止还没人说我们得再过那种生活。 1963年我结的婚。就在乔伊丝来不久前。我把那段历史都写遍了，现在才想起来提一下我是那会儿结的婚。 上一篇后一周不对，十天 我遵守承诺，去了莫迪那儿，尽管我忙得不可开交。我没有待多久，几乎是进去就出来了。然后，我去上班：乔伊丝不在，又没有留言。菲丽丝和我对付着。大家都对付着。一种哀伤的气氛，悼念逝去的美好时光。她一手打造了《莉莉丝》，但如果她不来上班，连续几天不来，大水便会淹没她。大家几乎不提她。但肯定会想她，至少我想她。我想，我想！我伤心得发狂。我不安，羞愧，心想弗雷迪死了，我妈妈死了，我几乎一滴泪都没流，只有一种冷漠的空虚感，但是乔伊丝溜出了我的生活，我却这样伤心欲绝。一开始我想，看看我，一个多么缺德的女人，但后来我知道，既然我允许自己为乔伊丝痛心，就是接纳——接纳了哀痛，接纳了悲伤。这几天早上，我都是泪流满面地醒来。为弗雷迪流泪，为我母亲流泪，为天晓得其他什么人流泪。 但是我没有那个时间。我玩命地工作。与此同时我伤心得发狂。我觉得这不见得是朝成熟又迈进了一步。有一颗冰冷的心还是有许多好处的。 再去看莫迪时，她在生气，冷冰冰的。因为我？不是，原来是楼上的“爱尔兰女人”又开冰箱、关冰箱地“侮辱”她了。因为我刚从一个有事情就处理、不作兴嘟嘟哝哝地吹毛求疵的环境中来，就说：“我上楼去和她谈。”然后我上了楼，莫迪在我背后大吼：“你来插一脚干什么？”我敲了楼上的门，一楼。一个满脸雀斑的瘦长男孩子开了门让我进去，房里那个高大漂亮、长着疲倦的蓝眼睛的爱尔兰女子，以及另外三个满脸雀斑、一头金发的瘦小孩正在看电视。他们的冰箱硕大，兴许是街那头的二手店里买的，我在那儿的时候它正好响起来，发出一阵隆隆又吱吱的噪音，震得整间屋都在抖。我没法说，拜托把这冰箱卖了吧。你看得出来这就是贫穷。我是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这种贫穷。现在我认识了莫迪，还有一套新的标准呢。什么都用廉价货，但是孩子们喂得饱饱的，有干净衣服穿。 我说，福勒太太好像病了，他们看到她了吗？ 在那姑娘的脸上，我看到了一种我现在似乎到处都能见到的表情，一种坚决的无动于衷、一种逃避：“怎么说呢，她不是那种可以求助或是施助的人，于是我放弃了。” 她一直在侧耳听什么——实际上，那家的丈夫回来了，一个黝黑、瘦削、暴躁的爱尔兰男人，醉得厉害。孩子们瞪大了眼睛互相望着，然后闪进了内屋。他们很害怕，她也是。我看到她的小臂上有瘀伤。 我谢了他们，离开了，没来得及关上门就听到了里面怒气冲冲的声音。下了楼以后，我坐在那愤怒的小老太太对面，她一张苍白的瘦脸板着，我说：“我看到那冰箱了。你从来没有过冰箱吗？那个冰箱太旧，噪音太大。” “但是她为什么要早上一点钟来接通它，甚至三四点，偏挑我要休息的时候？” 好吧，我坐在那儿解释。通情达理。我一直在想莫迪的事。我喜欢她。我尊重她。所以我不准备把她当婴儿般对待，那是辱没了她……我是这么决定的。但是那晚面对着她，看着她坐在那儿，一脸惨白，不住地哆嗦着，我发现自己最终还是把事情往简单里讲，想哄她开心。 “那好，如果是像你讲的那样，她为什么非把那东西放在我睡觉的地方上头？” “也许它受电源插座的限制呢。” “那我的睡眠就该见鬼去了，是吧？” 我们坐在那儿的时候，那东西又响起来了，就在我们头顶。墙壁在颤，天花板在颤，但那真不是什么让人难以忍受的噪音。至少吵不醒我。 她坐在那儿，看着我，一半是得意，你看，你现在也听到了吧，我可没夸张！一半是好奇——她对我好奇，看不透我。 我本来下定决心要告诉她杂志社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这很难。 “你在那里肯定是个女大王啊什么的吧。”她说。 我回答：“我是副主编。” 她倒不是没有听懂我的话，但是她非要批驳一下——批驳我——批驳一下当下的情况。她脸侧向一边坐在那儿，然后抬起手来，挡住脸不让我看。 “啊，那么，你以后是不会愿意再来我这儿了，是吧？”她终于说道。 我回答：“就是这周特别困难一点。不过明天下午我来，如果你欢迎的话。” 她有点倔强、有点忧伤地耸了一下肩膀。我走之前，看了一眼厨房，吃的不多了。我说：“明天我带东西来，带你要的那些。” 久久的沉默，我以为她不会开口了呢，但是她终于说：“天气不好，不然我就自己去了。还是和平常一样——给猫吃的东西，我还想要一点鱼……”她没有把单子报完，这意味着她的确接受了我，的确信任我，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但是我离开的时候，我看到她瞪大了眼睛盯着我，眼神中透着惊恐和焦虑，好像我背叛了她。 第二天，办公室里还是没乔伊丝的影儿，于是我给她家打电话。她儿子接的电话。字斟句酌。小心谨慎。不行，她在厨房，我想她在忙。 乔伊丝以前从来没“忙”过。我很生气。我坐在那儿想，我可以走进莫迪·福勒的家，去帮助她，却不能去帮乔伊丝，我的朋友。与此同时，菲丽丝正在回复信件。没有用乔伊丝的桌子，而是坐在秘书用桌边的一把椅子上。乖觉圆滑这一项，满分。“这实在荒唐。我这就去找乔伊丝。你管好这儿。”然后我拔腿走人。 我去过乔伊丝家上百次，不过总是在得到邀请、受人期待的情况下去的。开门的是她儿子菲利普。他一看到我，就结巴起来：“她在——她在——她在……”“厨房里。”我替他回答。他似乎是躲到自个儿眼睛里头去了：人不在焉。又是这种眼神！但是不是我以前没注意到？表面上准备妥当，做了这样那样的预备工作；防御工事守护得很好。 我去了厨房。她儿子跟在我后面，像个狱卒，或者说我觉得是（这感觉没错）。这个厨房作为家庭用恰到好处，家具都是松木的，到处摆的是瓷器。她女儿坐在桌旁，正边喝咖啡边做作业。乔伊丝站在水池边。她那样子不再像是贵气的吉卜赛，倒像个穷困潦倒的。她的头发没梳，邋邋遢遢地纠结在一起，马马虎虎地化了下妆，指甲开裂。她转过脸看着我，眼神空洞，表情呆滞，我说：“乔伊丝，这可不行。”她一个激灵回过神来。她的眼中涌出泪水，喘着粗气，迅速转过身去，背对着我，浑身发抖，就像莫迪。我坐在桌边，对两个孩子说：“拜托，我想和乔伊丝谈谈。”他们交换了个眼神。那眼神你可以说是粗鲁无礼的，也可以说是惊慌恐惧的。我知道，其实我很容易就可以同情他们：起码，他们得离开现在的学校，去美国，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但是我很生气，生气。 “给我杯咖啡。”我说。她端了一杯过来，在我对面坐下。 我们看着彼此，直愣愣地、长时间地、严肃认真地。 “我受不了你这做法，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说。” “就在这里也什么都不说。” “他们在门外偷听吗？” “你看不出来吗，妈妈被抓回来了。从办公室抓回来的。” “你的意思是，对你的成功啦什么的，他们心怀怨恨？” “不是，他们为我骄傲。” “但是。” “他们周围的一切都乱了套，几个月来他们不知道将来给他们当妈的会是费莉西蒂还是我。现在他们知道是我，放心了，但他们吓坏了。你一定看出来了吧？”她的口气听上去就和我亲爱的姐姐乔姬一模一样，是在和一个行为不良的人——我——说话，我不打算吃这一套。 “是的，没错。”我说，“但是我们谈的是一个年轻男子和一个年轻女子，他们不是小孩了。” “多萝西十七岁，菲利普十五岁。” 她恶狠狠地瞪着我，我愤怒地瞪着她。 我说：“我们怎么变成这样了，如此之心软，如此之傻，如此之孩子气？怎么搞的？” “哦，天哪，”她说，“哦，天哪，天哪！天哪——简娜！”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哦，天哪，乔伊丝，”我对她说，“我可没开玩笑。你不要摆出这副你比我高明的样子来。难道我对谁说的话里都没有一句有用的吗？” “你究竟在说些什么啊？” 此刻我们都怒火熊熊，也因此而互相多了点好感。我们都提高了声音，我们都想象着“孩子们”在听。 “我讲的是我们生出来的这些见了鬼的、没骨气的、被宠坏了的混账东西。” “你根本没生过。” “啊，谢谢啦——好，这事就这么算完，我就这么算完！我没生过，还真是谢天谢地了。我一看到——” “听着，简娜……”她慢慢地讲清楚，好像在对一个白痴说话，“难道他们就没有什么该得到的，没有被亏欠什么吗？他们的父亲，这些年来算是有第二个家庭，他们有的就是这样一个父亲。前些日子他们不得不接受父母要离婚这件事。如今一家人能在一起……” “那我们，你的工作，还有我该得到的呢？” 她坐在那儿，随着她的颤抖，勺子在咖啡杯里，叮叮地撞在杯壁上。 “家里出现危机，要做出一个选择，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什么时候真得独自生活，和其他几百万妇女一样——你在工作中做出了什么，全没了意义，被打得粉碎。” 此时我们都在颤抖，非常羞愧。我们能看见自己的模样，在一栋安静的房子里，两个女人对着彼此大喊大叫。 “等等，简娜，”她说，“等等。”然后她无事找事地站起来，在炉子上放上一壶水，又磨磨蹭蹭地坐下来。然后，她说：“你以为，想到你，想到我们的友谊，我心里就不难过吗？我痛苦极了。”她又吼上了，“你懂吗？我痛苦。我这辈子也没有过这种感觉。我被劈成了两半，撕扯开来。我想要号啕想要尖叫想要满地打滚……于是我就给全家人做饭，辅导孩子做家庭作业。够奇怪的。” “而我，够奇怪的，也痛苦极了。” 于是突然地，我们大笑起来，以前的那种大笑；我们弯下腰，趴在厨房桌上，放声大笑。“孩子们”听到动静，走进厨房来：脸上挂着惊恐的微笑。我，简娜·萨默斯，“杂志社来的人”，的确是像他们所想，是个不折不扣的威胁。看着这两张惊恐的脸，我知道要是自己不小心的话，就要缴枪投降了：但是我的心灵在说，我是对的，我是对的，我是对的…… 也许说到底，我是不对的…… 我说：“我得回去上班了。” 她说：“我知道没有我，你和菲丽丝也干得很好。” “是很好。” “那好啊。” 我以最快速度冲回办公室。冲回我真正的家。把乔伊丝留在她真正的家里。 后来 我把东西送去莫迪那儿，和她坐了一会儿。我很疲惫，她也看出来了。 她怯怯地说，声音苍老：“如果你累的话，不要觉得自己非来这里不可。” “为什么不呢？”我说，“你需要帮助，你知道的。”然后我加上，“我喜欢你。我喜欢认识你，莫迪。” 她拘谨、克制地点点头，脸上有一丝满足的笑。“我不会说我不是占便宜的那一个，我的确是占了便宜的。” 我又出门到对面的店里去了一趟，我忘了买茶。 外面雨夹雪。我从废料车里弄了一点木柴。在这几条街道，上上下下的房子都在“装修”。莫迪家门前那条短短的小街上就有四栋。四辆废料车里装满了“垃圾”。包括毫无破损的椅子、床垫、桌子，还有大量完好无损的木料。人们偷偷溜出来拿木头。这些房子里大概还有不少壁炉。但很快就会被淘汰了，等这些房子“装修”完毕以后就没有壁炉了。 我从店里出来，人行道上站着两个老太太，裹得严严实实的，像包裹似的。我认出一张脸来：对面窗户里出现过。 我冻僵了。想回家。 但是我已经明白，当前状况是要耗上一阵子了。 对话：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莫迪·福勒可好？” “她看上去挺好。” “你是她女儿吗，亲爱的？你把她照顾得真好。” “不是。我不是她女儿。” “你是个‘好邻居’？” “不，也不是。”我笑道，老太太们礼貌地朝我微微笑了笑。 我说“老太太们”，其实该受批评呢，我没管她们的个性，只说了“老太太们”。但她们样子很相像，都是胖乎乎的小老太太，裹着厚围巾、厚大衣，戴着厚帽子，勉强露出一张脸来。 “莫迪·福勒一向深入简出，所以我们有些好奇。” “哦，”我说，“她都九十多岁了，不是吗？” 一阵沉默，透着不悦。“我九十二岁了，亲爱的，这位贝茨太太九十一岁。” “啊，我该说莫迪觉得自己上了年纪。” 这太直截了当了，我也知道，但是既然这么开始了，就没法转弯了。哦，是的，我很清楚，事到如今，这样的对话得继续下去。 “你认识罗杰斯太太，对吧，亲爱的？” “罗杰斯太太？” “她是社会福利局的。” “我不认识她。” 说话这会儿，雨夹雪迎面扑来，我们的脸都发青了。 “她想见见你，她是这么说的。” “见我干什么？” “她觉得既然你是‘好邻居’，她想告诉你另外还有一个人需要照顾。” “哦，我不是。”我说。 “那就再见啦，亲爱的。天这么冷，我们可不能耽搁你。”于是她们一起蹒跚地沿着人行道往前走，臂挽着臂，慢吞吞地走。 第二天乔伊丝回来了，在她的桌前坐下，做了许多开始工作的动作，也的确工作了，但她根本就不在那儿。如今她根本就不和我们在一起了。她的样子糟透了，衣着难看，甚至有些灰尘，头发根部花白，黑色的毛衣边缘也有些发灰。 看着她这样儿，我立即预约了美发师。决定花一个晚上来自我保养。 就是那个晚上。我真正地泡了一个澡，好几个小时。我剪了手指甲、脚指甲，纹了眉毛，保养了耳朵、肚脐，处理了脚上的硬皮。 这么多年来，让我能够仪表整洁完美，大家看到就会想“她是怎么做到的？”，全靠我每周日的晚间时光。我从不让任何事情干扰这个安排。弗雷迪以前会拿这事开玩笑，但是我说，随便你开玩笑，我不在乎，我一定得这么做。多年以来，每周日晚上，晚饭过后，我都挑好下一周每一天要穿的衣服，确保这些衣服上没有一点皱痕、折痕，弄好扣子和褶边，擦干净鞋子，倒空、擦亮手袋，给帽子掸灰，任何有一点点脏的东西都挑出来以便送去干洗店和洗衣房。每周日晚，数小时。上班时，在那一双双专业、有见识的眼睛打量下，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根头发没修饰到位。修整仪容。是啊，如果我不坚持的话，我的风格就该进字纸篓，就像乔伊丝现在一样。原本的上流吉卜赛，变得衣冠不整，还算得上不落俗套；若是我的风格疏于打理，那剩下的就只是一个邋遢婆娘了。 所以现在我要敦促自己做好这件事：扣子、鞋子、领子，熨烫，熨烫，再熨烫，哪怕是衬裙上也不能有一段松散的蕾丝边。 三个多月后 是好好泡澡还是记日记，一向需要做出选择。我需要一样东西能让自己紧抓不放。 乔伊丝回来工作了，不过她是一个游魂，行尸走肉。费莉西蒂宣布自己怀孕了。丈夫杰克要求乔伊丝“大方”些，乔伊丝说她希望他能做个决断。他说，你报复心太重，她说，我要是想要你那真是疯了。两个可怜的孩子都发了疯，在惩罚乔伊丝——她说。 倒不是她不像以往那样完成工作，只是她的心不在工作中。至于我过去那么依赖的良好融洽的气氛，默契合作就像一个人——没了，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菲丽丝和我——支持她，时时刻刻，小心，谨慎，策略。哦，我们编辑室上下，全该得满分，我看着这一切，很着迷，想知道这怎么做到的。这个女人，一手打造了这本杂志，的确是她一手打造的，是她给的推动力，如今她却在逐渐淡出。我在电视上看到一部片子，一群大象用鼻子支撑着濒死的伙伴。它给了我联想。因为乔伊丝是在淡出。事情不能一直这样下去，这一点大家心照不宣。同样“不宣”的，是我将是新的主编。与此同时，乔伊丝说她会带孩子们留在伦敦，她会离婚。前所未有地，那两个孩子开始打电话来办公室，问东问西。荒唐，比方说，果酱在哪里，你把我的毛衣放哪儿了？乔伊丝耐心，苦恼。为他们。很好，但是一个人能同情多少人是有限额的。我正在弄明白自己的限额：很小。我就只能应付莫迪·福勒。 天气一直潮湿、寒冷、阴沉。几乎每晚下班后我都去莫迪那儿。让她“迁居”我已经连想都不再想了。我只提了一次，她一连三天把我当敌人看，当“他们”的一员看。我有房子住，她说，咳，咳，咳，因为顶风冒雨去屋后上冰冷的厕所，因为站在没有暖气的厨房里擦洗东西。但是我为什么要说这个？生活奢华的九十多岁老太太照样咳嗽，身体虚弱。 现在这已经成了例行公事。我下班后，七八点钟的样子到她那儿，捎去前一晚她说需要的东西。多半她会漏掉几样，我就再出门去那家印度商店。他，那个大个子印度人，这样的天气让他很受罪，他一脸苍白，准确地说是浅灰——他总是问问她的情况，摇摇脑袋，让我带点小东西给她：一点甜点或是一点饼干。我把这些给莫迪的时候，她样子好凶，火大得很：她很骄傲，但是她也很感动。 我去买东西的时候，她就煮茶。她六点就吃过晚餐了，吃蛋糕、果酱和饼干。她说她懒得好好烧饭。她不要我花时间给她烧饭，因为“这会占用我们的时间”。她说这个的时候，我意识到她很看重我们坐在一起聊天的时间：不知为什么，我以前一直没有发现这一点，因为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心有戒备且感到歉疚，好像让那些糟糕的事情发生的人是我。我们坐在那儿，坐在那浑浊难闻的空气里——不过我基本总能忽略它，注意不到屋里的气味，就像我拒绝注意到那些脏兮兮的茶杯一样。而她……给我解闷。我以前没意识到其实是这样的，直到有一天她对我说：“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能为你做的只有讲讲我那些小故事，你喜欢这样，不是吗？是的，我知道你喜欢。”我当然喜欢。我告诉她我都干些什么，不需做太多解释。我若是参加了为某个重要人物摆的接风宴，或是去了鸡尾酒会，或者诸如此类的场合，讲给她听时她都能如临其境。她经历过奢华讲究的场合，而且还有她父亲呢：“有的时候，听你讲着，我会想起来他以前回家来，告诉我们他刚去了罗马诺大酒店或是皇家咖啡屋或是音乐厅，还会告诉我们那帮大人物们都吃什么喝什么。”不过我不喜欢让她想起父亲，因为她垂着头坐在那儿，低垂着眼睛，痛苦地揪裙子。我喜欢她生气勃勃、蓝汪汪的眼睛闪闪发亮，满是笑意的时候；我喜欢看她那样子，因为那时我会忘掉那个满脸皱纹的丑老太婆，很容易就看到她的本质，朝气。 这些晚上，她穿一件矢车菊蓝的棉布衫，上面有白色的点点：这是一条围裙，用她年轻时的一条裙子改的。我说我非常喜欢它，于是她拆了袖子，扯下后背：一条围裙。那些我扔进垃圾桶里的黑色厚衣服她又捡了回来。我发现它们用报纸卷着，放在前厅。发臭。不过她没穿它们。厅里有一张她的照片，年轻的时候，还没结婚，小小的瓜子脸，双眼露出好斗的神情，一头有光泽的头发，照片上是灰色的。她收藏着一缕自己白头之前的头发，鲜艳的亮黄色。 我们分坐在黑火炉两边，炉上摆着一个茶壶，火舌舔着壶底，有时蹿到边上来，壶上还套着个脏兮兮的灰色保暖套，原本是……我干吗讲到脏就没完没了？我们的茶杯放在自己椅子扶手上，两人之间还有把椅子，上面摆一碟饼干。那只猫要么蹲在附近清洁皮毛，要么在长沙发上打盹。温馨，啊，没错。外面，冷雨；楼上，爱尔兰人一家在吵架，地板上没有地毯，孩子们的脚步声乒乒乓乓，那冰箱隆隆作响，惊天动地。 她和我谈起她生命中所有的快乐时光。她说她现在很开心，因为我（而这么一小点事就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这让我难以接受，让我很生气），因此她喜欢回忆美好的时光。 幸福之事 “我的德国小伙儿，要不是当时犯傻我就该嫁的那个，我们以前经常一起过周末。我们花一便士，乘公共汽车坐到我们现在坐着的这个地方，或者再往前一站。绿地，小溪，大树。我们坐在小桥的边上看流水，或者找一片没有乌鸦骚扰的绿地，坐下来吃东西。我们吃什么？我会从大肉块上切几片冷肉下来，那会儿妈妈还在世，所以我可以想要多少就切多少，然后把肉用两片面包一夹。不过我最喜欢的是他带来的食物，因为他父母是面包师傅。你知道吗？那会儿的面包师傅十之七八是德国人。嗯，他的父母勉强能读书写字，但是他真真是脑瓜聪明，是个学者。后来他很有出息，越发显得我蠢，要是嫁了他，我就有自己的房子和花园了。但是我没嫁给他，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当然了，我父亲不会喜欢外国人，但是我最终嫁的那个他也不喜欢，我们做的选择他都不会赞同，所以那又有什么不同呢？不，我不愿再想这事，我年轻的时候花了够多的时间思考了。等我弄明白男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哦，真蠢。你瞧，我那会儿不懂。汉斯人真好，是个真正的绅士，待我像女王一样。他会轻轻地、温柔地把我从阶梯上抱下来，我们在地上铺一小块白布，摆上从面包房里拿来的漂亮白面包卷和蛋糕。我那会儿会说，不，我得吃我带的，你吃你带的。最后，我带的总是都喂了鸟。 “我回想那些日子，那些星期天。现在谁会相信呢？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条街，会有潺潺流水，鸟语花香……小溪到哪里去了？你在想。我知道，我现在读得懂你的表情了。唉，的确是该纳闷，那些水都到哪里去了。它在这条街半数房子的地基之下，就在那里。他们造这些房子，铲掉绿地的时候，我常常独自过来，看着那些建筑工人。自己一个人来。那时我的德国小伙儿已经走了，因为我不肯嫁给他。工人们做什么都是敷衍了事，他们现在还是这样；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他们本应好好把水引到沟渠管道里，但是他们懒得做。有的时候，如今也这样，我走在街上，还会在一栋房前驻足，心里想，没错，如果你们的地下室返潮的话，那是因为以前那些溪流里的水。有一栋房子，七十七号，它不断换房主，没有一个房主能待下去，因为它盖在两条溪流交汇的地方，工人把地基砖头直接打在泥里，任水自流。在再往下去一点的地方，他们倒是开了一条真正的水渠引水，和现在这条主街平行，但是那些支流，那些我们以前经常坐在溪畔，把脚伸入其中的小水流，只能自寻出路。那些周日结束后，薄暮降临的时候，哦，那一切多么美好，他会说，我能搂着你的腰吗？我则会说，不行，我不喜欢——真是蠢。然后他会说，那至少挽着我的胳膊吧。于是我们就互相挽着，穿过绿地去坐公交车，在夜幕中回到家里。因为父亲的缘故，他从来没进过屋。他会吻我的手，然后会说，莫迪，你是一朵花，一朵小花。” 幸福之事 莫迪在一家女帽店做学徒工，断断续续在他们那儿干了好些年。学徒工生涯十分艰苦。她和姑妈住，姑妈没什么钱，能供她早饭晚餐，但此外就无能为力了，于是莫迪要么不吃中餐，要么上班时大半的路得走着去。那作坊在马里波恩大街附近。她常盘算是车费还是鞋子更花钱。她说她可以向一个表亲讨人家不穿的旧鞋，那人从来不用把鞋子穿到磨破才扔；或者去一家集市找二手皮靴。但是去上班的话，她得衣冠楚楚，这是她最大的麻烦。姑妈没钱给莫迪买衣服。 她的老板娘给过她一条裙子、一件衬衫。“是这样的，她器重我。我们得打扮体面，因为主顾们会到作坊里来。哦，不要觉得她这么做是出于好心，她才没好心呢。她只是不想丢了我这个好帮工。好几年以后我才有钱给自己买了一件不错的棕色布衣，还有鞋子。买了新衣裳的那天，哦，我永远不会忘了那天。为了那件衣服，我省吃俭用攒了很久。买来的第一个周日我就把它穿上了，这样就能给劳里看了。这是谁给你的？他说，他就是这种人。他拽着我的胳膊，扯得我生疼。是谁，告诉我？反正不是你，我说，把自己的胳膊猛收回来，这一下袖子下面裂开了。口子不大，但衣服毁了。是的，人嘛，本性难移，做什么都改不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那个时候我自己还不明白这一点。很快我就知道，无论他做什么，都是一样的：我省吃俭用攒钱买的一件新衣服，上身的第一天他就把它撕坏了。不过不要紧，我把它补好了，看不出痕迹。我走进工作间，孔雀似的到处炫耀，姑娘们都拍着手，唱起《一点心爱小物，对你大有好处》。 “这事发生在我升职前不久，很快我又买了另一件衣服，蓝色的薄软绸，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第一次用自己的钱买的那件衣服，再也没有哪件衣服更让我欢喜的了。 “哦，我们在作坊里多快活。学徒和帽工，加起来一共十五人。我们围坐在一张长桌边，背后的架子上摆着一盒盒花边、装饰，而面前的支架上摆着我们正在做的有檐帽和无檐帽。我们经常唱歌，嬉笑胡闹。有的时候我乐得有点过头，她就会进来说，是谁在吵吵嚷嚷的？是莫迪！规矩是，工作时要保持安静。但是我必须唱歌，我太开心了，而没一会儿我们就都唱起歌来，你知道，她不想失去我。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是怎么知道自己对她很重要的？如果我讲过，那我还要再讲一遍，因为我喜欢回想这事。你看，他以前常去巴黎，在店里看新一季的帽子，有的时候还能进巴黎帽店的作坊看，因为他认识能让他进去瞥一眼的人。他知道如何记得对我们有用的有檐或者无檐帽的样式。他以前把这些全记在脑子里，然后溜出去，飞快画下来。他其实不会画画，但是能把关键的东西画出来，帽子的形状是怎样的，缎带是怎样扎的。然后他会回来说，你如此如此做，看到了，是这个形状，那个颜色的，用天鹅绒或者缎子，你尽量吧。嗨，我就好像能看到那草草几笔画后面的实物，从那开始做起，把帽子做出来，然后问他，诺罗夫斯基先生，这是不是有点样子呢？他就把帽子拿起来，盯着看，然后说，呀，还行嘛，莫迪。那话让我挺高兴。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会走进工作室，站在我背后看我工作，只看我，不看别人，我刚做好一顶帽子他就伸手一把抄走，知道吗，他太贪婪了，根本不掩饰。看到这些，我知道我做的东西和他在巴黎看到的很接近了。其他姑娘们也都知道，我们就会互相使个眼色。她看到我们这样，就说，够了，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使眼色的。这老板娘，她挺聪明，但是她只在自己的工作这一件事上聪明，她的工作就是让作坊赚钱。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一个人可以在一个方面聪明绝顶，但在另一方面却笨得够呛。她以为我们不知道她想要掩饰，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明摆着的。是这样的，我有一份天赋，它就在我的手指尖上，还有我的想象之中，而这对于他们来说价值不菲，因为当主顾们到店里来的时候，他们总是先展示我的活计，他开价最高的也是我做的帽子。 “我以前会在我们的展销室外面站着，那几个门面就在邦德街边上，我站在外面看橱窗里的帽子，当然啦，橱窗里只摆两三顶，不像廉价帽店里的橱窗，总是塞满了帽子。橱窗里摆的总是我做的帽子。我一做好，它们就被抢走。 “没错，我能从你表情里看出你想说什么，你想得没错。他们没有因此多付我钱。我的薪水是作坊里最高的，但是那从来就高不到哪里去，从来不足以让我不必再为未来操心费神。没错，你又猜对了，不要觉得我没考虑过要跳槽，或者打算开口说，请按我的价值付我工资，不然我就走人。我最终没那样做，只有一个原因，我实在太喜欢那份工作了，那一切都喜欢，材料的颜色和触感，还有共事的姑娘们，那会儿我们已经一起工作了那么久，我们互相了解，知道彼此的烦心事，还有……唉，当然了，其实还有其他原因。一方面，我也有错。他想要我去巴黎。哦，不是的，如果他还有别的心思的话，他就不会这么安排了。他说，我老婆也去，所以你不用担心，一切都清楚明白。他想要的，是他溜进作坊的时候我能跟着，亲眼看看那些帽子。他越想越起劲：他想象我回到伦敦，复制那些有檐帽和无檐帽，我敢说他希望我能做出几百顶，而不只是他脑子记得下来的那几顶。他还说他会付我一个好价钱的。唉，我了解他那个人，他们那一对，知道付给我的钱不会多到哪里去，但那对于我来说也是不小一笔了。但是我没法答应，我拒绝了。 “加起来，我年轻的时候，一共有两次有人邀请我同去法国，一次是皮维特夫人，一次是那一对……一个是真正有教养的女士，然后是两个守财奴，好人和坏人。 “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是劳里。要是我去了巴黎，那他可就要没完没了了，就算是有一队的卫兵跟着去保卫我，他也会拿我撒气。原本的情况就已经够糟的了，我们还没结婚，我的胳膊上就有瘀伤，他总是：那个人是谁？谁看了你？那块手帕谁给你的？——我以前会省吃俭用，攒钱买有真正蕾丝边的亚麻手绢，我可喜欢它们了，我热爱漂亮的东西。不过他始终不知道我那会儿是有机会去巴黎的。要是我当初真去了，也许我就留在那儿了，说不定还会嫁一个法国佬呢。有的时候我回过头看看，看到我的生命中有过这些机会，通往什么美好的前景，谁知道呢？但是我从来没抓住它们，我总是对别人主动给我的东西说不，不。 “但是那段时间我十分快乐，我想除了和约翰尼外，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比汉斯还有我们的星期天还要好。我喜欢坐在这儿，回想我们那帮姑娘，围坐在那些可爱的帽子周围，哦，那些帽子真是太漂亮了，我们唱歌，嬉笑打闹，讲故事，而她总是在附近，莫迪这莫迪那的，她会说，带头惹事的总是你。但我是她最好的员工，她也知道。尽管她很想撵我走，可大家都知道，因为有他保我，她也只好容忍我，不是吗？而我根本不在乎。我照样唱我的，我会唱——什么？我能不能给你唱一首我的歌？好的，我唱……” 于是莫迪坐在那儿，唱歌舞剧里的老歌，有几首我听都没听说过。她现在唱起来老跑调，总唱破音，但是从她的笑声里你能听出她曾经的歌喉。 幸福之事 “我一定是新婚夜怀上的。一日不差，正好九个月。得知以后，劳里开心极了。你相信吗，我傻成那样，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悄悄去看医生，说我生病了，我要死了，我难受，我感觉这个感觉那个。我躺下来，他摸了我的肚子，然后在自己的桌边坐下来，哈哈大笑。哦，那是友好的笑声，没让我感觉不好，但是我的确自觉很傻。他说，福勒太太，你没有想过你这是怀孕了吗？什么？我说。你要生宝宝了，他说。骗谁呢，我说，不可能啦——在此之前，我根本想都没想过这个可能。 “后来我告诉劳里，他高兴得哭了。当时我们在客厅里。我们住在现在这条街下面那条街上的一栋房子里。他把那房间刷得漂亮极了，他是个好工匠，这点没人怀疑。他把房间刷成明亮可爱的米色，天花板上的环状花饰刷了蓝色和金色，壁脚板和挂镜线漆成蓝色。他还买了一个小五斗橱，也上了蓝色的漆，还不断地买小外套、小帽子——哦，尺码太大了，劳里离开我两三年后，约翰尼穿起来才算合身。不过我很幸福，那几个月我觉得自己是个女王。他待我好像对待一块水晶或者一只新茶杯。他不断给我买各种各样的好东西，那会儿我特别想吃泡菜啊巧克力啊生姜啊，而这些东西价钱都不便宜。 “后来宝宝出生了，我的约翰尼。你再也猜不到，自从那一刻起他一直对我恶语相向，再无一句好话。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像个小孩儿似的？他忌妒，忌妒一个婴儿！但是当时我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我会打趣他，然后他就会打我。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了。我经常坐在他给我做的哺乳椅里，给宝宝喂奶，抬头看着粉刷漂亮的天花板，心想，我好饿，好饿，约翰尼是个胃口很大的婴儿，吸了又吸。我会说，劳里，去买点羊肉给我炖个汤吧，买点熏肉吧，我们和布丁一起吃。他则会回答，我上哪儿找钱去？他有工作的。唉，至于我弄明白我的未来会是怎样之后而感受的痛苦，我就不拿来烦你了，因为我喜欢的就是回想我那时像个女王一样坐在那漂亮的房间里，坐在我漂亮的椅子上，抱着约翰尼，心里想劳里习惯了这一切以后，我们会多么幸福。” 一个月之后 我从来没有这么拼命工作过！要是我记日记只记个大概，也许以后…… 乔伊丝勉强坚持着，但是她的心不在这里。所有的采访、聚会、四处奔波、工作午餐、会议都由我负责。大部分时候我们都不让她露面。她靠内心进行自我保护，不像我是靠外在，服饰、发型之类。她看上去糟透了，一团糟。除此之外，让我忙得不可开交的还有这系列文章，讲七十年代、六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服饰如何折射时代精神。他们想要更多。我一再自贬，却似乎不顶用，甩不掉这个任务。我以前绝不会想到我能给一份严肃的社会学杂志撰写文章的，现在可好，我写上了。所以为了这个，我天天六点就起床。 我每晚都去看莫迪，如果去不了的话一定让她预先知道。我到她那儿时，已经筋疲力尽了，不过接下来我会去买东西，稍微帮她洗洗刷刷，然后瘫坐在椅子上听她说话，听她说话。有的时候她故事讲得好，哈哈笑，知道自己让我开心了。有的时候，她嘀嘀咕咕，凶巴巴的，不看穿着漂亮衣服坐在那儿的我。我添置了整一套的新衣服，贵得疯狂，我把它当作我抵御混乱的壁垒。她欠过身来，摸我裙子的丝绸料子，可不是那种廉价中国货，不是。她抚摸我的裙子，然后抬头看我的脸，叹口气，因为她知道我的东西质量有多好，谁能知道得更清楚呢？然后她会别过她的小脸，抬手捂住双颊挡住脸，盯着炉火看。不理睬我。然后她猛地回过神来，轻轻笑一声，原谅了我：那你今天都做了些什么？但其实她并不想知道，我的世界她受不了，她只是想说话…… “然后有一天他离开了我。他说，现在你有他了，你根本不在乎我。于是他拿上他的工具就走了。我当时不信他会走掉。我等着他回来，结果一等就是好几年。我落到那种境地，没钱付房租。我去找诺罗夫斯基夫妇，去求他们——啊，太难了，我以前从来没向他们讨过什么。是这样的，先前我说我要结婚了，她好好折磨了我一番，逼我通宵工作，尽量在让我走之前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结果两年以后，我又来了。哎，她帮了忙，让我知道自己欠了她的情。作坊里换了个女工头。作坊也不是原来的作坊了。比方说，我再也没有心情唱歌跳舞了。我请了一个保姆来照顾约翰尼。她倒不坏，但这不是我想给他的。我上班的时候一直记挂着，担心得难受，她给他吃药了吗？喂他喝牛奶了吗？他身子弱，一直有点咳嗽。不过我的钱还够养活我们娘儿俩。但是我住那屋的人说要收回我的房子。他们不要小孩，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真想要的，是那些漂亮的蓝色和金色。于是我只好来这里了。这里的女房东不介意小孩，不过她说我得让他保持安静。那个时候我住在顶楼，背阴面的小房子。房租便宜，窗外就是绿树，很美。但是我缺钱，缴这个费那个金的，实在是太困难了。我去找姑妈，但她也不过是在勉强维持生活。她说，去找你父亲吧。但是他之前说过，我要是嫁了劳里，就不要再进他的门。他说对了，头一遭……我有没有和你说起过我的婚礼？” 莫迪坐在那儿，哈哈大笑，笑了又笑，然后拉开一个抽屉，拿了一张照片给我看。一个娇小的女人，戴一顶硕大的缀花帽子，穿一条整洁的紧身裙。“没错，”她说，“我看上去真是不折不扣的一团糟。之前我一直在说，好，不行，好，不行，因为事情是这样的，如果我说不行，他就死缠烂打，于是我说好，他就会说，我看是哈里（那会儿还有一个小伙子在追我）不要你了吧，于是我就会说，不行。不过终于有一次我们都说了好。我向芙洛表姐借了她最好的帽子和她做礼拜时才用的手套。那件衣服是我自己的。我给父亲捎了信，说我周日结婚。他到姑妈家来，劳里当时也在，他站在门口对我说，如果你嫁给他，那你就别再见我了。哎，事实上，到那会儿我已经差不多十年没见过他了。我说，至少来参加我的婚礼吧？ “那天早上的劳里比任何时候都糟糕，脸色阴沉，一副苦相，牢骚不断，一副要爆发的样子。我们和姑妈一起走去教堂，一路都在吵架。父亲在那儿，穿着他的高级条纹西装，戴着礼帽，他真会穿衣服！她也在，她越发胖了，胖得几乎走不动路，我实在忍不住心里要幸灾乐祸。她穿紫着黑，插着羽毛，不过那会儿我已经识货，知道什么是真正高档货，什么不是，我看得出她一文不值，我们都不会请她进作坊。不过那天我也一文不值，我本可以从作坊借一顶帽子结婚的，但是我不想欠诺罗夫斯基夫妇的情。于是我们就这么结婚了，赌着气，互不理睬。婚礼结束后，有个摄影师拍了这张照片。然后父亲领着她朝马车走去，我追上去，问，我能和你们一起走吗？但是你才结的婚啊，她说，她真的是吃了一惊，也难怪。而父亲说，这就对了，你回家来，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于是我钻进马车，把劳里撂在教堂了……”说到这儿，莫迪哈哈地笑了又笑，是她那种有力的、女孩儿般的笑。 “我在家里逍遥了一阵，把我该吃的份儿都吃回来了，我想，啊，我是有个丈夫的，于是我对他们说，谢谢啦，不过我最好还是回家去吧，于是就回去了，走时父亲说，不要再进我的门了。我也的确没再进过他的门，因为之后不久他就中风死了。他们没有通知我去参加葬礼。 “不过我姐姐参加了，没错。突然地，她就开始到处炫耀自己，买新衣服，搬进了一栋更好的房子。我知道父亲给我俩都留了遗产，于是我去找她，问，父亲留给我的东西在哪里？她不敢正眼看我。你怎么觉得会有东西留给你？她说。你从没来探望过我们，不是吗？但是谁把我赶走的？我说。我们大吵一架，她对我大喊大叫。我去找我姐姐，是下了好大决心才去的，因为她一直待我不好，我说，波莉，我的那份遗产呢？她拿了，我姐姐说。你得请一个律师。唉，我怎么请得起？请律师是要钱的。我和劳里那会儿正恩爱，我们都觉得这是个可喜的变化，一分一秒都不想浪费。 “很久很久以后，当我穷困潦倒，什么都缺的时候，我又去找了我姐姐，她一定是告诉她了，因为有一天我下班回来，房东说一个插羽毛穿红衣的胖女人来过，给我留了一个包裹。包裹里是一些我母亲的衣物，仅此而已，还有她的旧钱包，里面有两个几尼[5]。我从父亲手上就继承了这些。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了。” 莫迪的艰难时日 “我拼命干活，拼命干。我那时天天一大早就起床，送约翰尼去保姆那儿，然后去工作，一整天的工作，六七点才下班。然后我回去接约翰尼，到那儿时她经常不高兴，因为我到迟了，而她急着甩掉他。等我回到家，家里又没有足够的食物给两人吃。当时我的工资很低。诺罗夫斯基太太一直没有原谅我当初结婚走人而后又回来这件事。我不再是宠儿，她总在找机会扣我的工钱，或者让我做那种得耗人家两倍时间的帽子。是这样的，我们是按做的活拿工钱的。而我干起活来就没法打马虎眼。我必须认认真真地做，不然我心里不舒服。然后我们下岗。夏天多数时我们都下岗。哦，那会儿没有什么劳动保障，没有养老抚恤金，什么都没有。她会说，走的时候带上你们的考勤卡，把地址留下来，有活儿了我们再联系你们。 “就快要打仗了，一触即发，日子很艰难。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存了一点钱，但是不多。约翰尼不去保姆那里了，就在家里，这倒是不错，因为在我工作的日子里，几乎看不到他醒着的样子，但是怎么保证他的吃喝呢？女房东说，不行，房租不能赊账。我一直付房租，但是我往往晚上只喝冷水，好省出杯牛奶给约翰尼。日子一天一天这样过，那是个漂亮的夏天。我饿得发疯。我会去各个花园里，看有没有鸟儿们吃剩的面包。但是这法子其他人也想得出来，于是我就第一个到，到处晃荡，别人丢面包喂鸟的时候，我就装作没看到。有一次我对一个老太太说，我比那些鸟更需要它。那就自己赚啊，她说。我一直忘不了那话，一直忘不了。因为根本找不到工作。我试过找一个清洁工的活，但是他们不许我带着个孩子做保洁。我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 “然后劳里突然回来了，那是一个周日的下午，我正躺在床上，搂着约翰尼，我实在是头晕难受。哦，好一通大闹，好一阵折腾！首先，不想也知道，是一通咆哮。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就搬了家？然后是，你知道我不会让你缺吃少穿的！那证明给我看啊，我说。于是他转身出门，抱了一堆食品杂货回来。我只要有饼干茶叶和干豌豆之类可以保存的东西就行了，但是不，劳里是劳里，他买的全是花色蛋糕和火腿。于是我吃了，约翰尼吃了，然后他又带我们去上馆子。我是你爸爸，他对约翰尼说，那小家伙自然是很高兴。然后，他走了。明天就回来，他说，可我一连几个月都没再见到他。 “与此同时，我是彻底跌到谷底了。我去找救济署。那个时候，那里有一个理事会，里头全是势利的先生、女士，你站在那里，他们会说，你既然缺钱用，那为什么不把你脖子上的挂坠小盒卖了——这是我母亲的遗物——你有什么个人财产吗，我们不收留有资产的人。有资产！你说你有个年幼的儿子，他们说，那你就应该要求你丈夫付抚养金。你没法给他们那种人说清楚劳里是哪种人。最后，他们说我可以一周领两先令。那会儿还是盛夏，一时半会儿夏天还不会过去。他们派了个人来查看。我把所有东西都当了，只留了一条毯子给约翰尼，我就盖着外套睡。他来我们房里。床上有床垫，但是没有床单，一张木桌——就是这里这张，你喜欢的这张。一个架子，上面摆着点糖，半块面包。他站在那儿，穿着考究，打量着我和约翰尼，然后他说，你是不是把能变卖的都卖了？我的确是都卖了，连母亲留下的坠盒也卖了。然后他凑上前来，指指这个……”莫迪给我看了一根深色的长木棍，她用这个开合窗帘，“这个呢？他说。那我怎么开窗帘、关窗帘？我说。你是不是指望我把窗帘也卖了？我是不是连床都该卖了，打地铺？ “那时他有一点惭愧，但也就一点点，为他不得不做的事惭愧，那可不是他的工作。而我就是这样领到了我的一周两先令。” “那钱够过日子吗？” “知道你只要多少钱就能过日子，你一定会惊讶的。约翰尼和我，我们吃面包，他有一点牛奶可喝，我们就这样一直熬到了秋天，诺罗夫斯基夫妇给我捎信说他们会接着雇用我，但是薪水要降。因为时世艰难。比他们开的工资少一半的活儿我都肯干。慢慢地，我最终从当铺把被子、毯子赎了回来，好过冬，我赎回了枕头，然后……有一天，我到保姆那里时，发现约翰尼不见了。劳里来过，把他带走了。我尖叫哀求，但是她说他是孩子的父亲，她不能拒绝把孩子交给他的父亲——我疯了，飞奔着穿过大街小巷，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没人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后来我病得厉害。我躺在床上，我不在乎，我觉得我要死了，十分欢迎死亡。我丢了诺罗夫斯基夫妇那边的工作，对于我来说，他们这条路算是彻底堵上了。等我能起床后，我找了个保洁工作挨过难关，这下我不带孩子了，他们肯雇我。我攒够了钱，就去找律师。我问，我怎么才能把孩子抢回来？但是你的丈夫在哪儿呢？他问。我不知道，我回答。那叫我怎么帮你？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得登广告找他，他说。但是在哪儿登呢？我说。没有别的寻人方法了吗？有的，不过贵，他说。而我手头紧得很，我说。 “然后他走到我面前，伸手在我身上到处乱摸，他说，很好，莫迪，如果想要我帮你的话，你知道该做什么。我拔腿就跑，拼命地跑出那办公室，从此再不敢走近任何一个律师。 “而这段时间里，劳里带着约翰尼在英格兰西南部，和他当时的女人在一起。很久之后，当我再次见到约翰尼时，他说她待自己很好。他的父亲待他可不好，他父亲很快就又走人了，找了另一个女人，他永远不可能待在同一个女人身边。不，这个女人把他养大，而他不知道自己有母亲，他不知道我的事。直到最近他才晓得的，不过这个我下次再告诉你，下次。想想这些事，我就火冒三丈，心烦意乱，而我今晚本是想和你说好玩的事的，我喜欢回想的一段时光，一段不错的时光……” 一个美好回忆 莫迪走在商业大街上，在一个橱窗里看到了几顶帽子。那些帽子那么难看，让她倒吸一口凉气。她走进店里，对正在做帽子的一个女人说，你不知道怎么做帽子吗？那个女人回答，不知道，她是个寡妇，继承了一点遗产，就想自己做帽子卖。那，莫迪说，那你得学习如何做帽子，就像学擦地、学烤面包一样。我可以教你。她一开始有点恼火，但她倒还真想学。 “我那一阵子常去她的店，她给我看她做了什么，我会让她把它全拆了，或者给她做一顶完整的帽子，我的技艺还没丢掉呢，现在也还在手上，这我知道。嗯，是的，我能从你的表情里看出你在想什么，你猜对了。没有，她没有付报酬给我。但是，你知道，这个活儿我喜欢极了。当然了，那不像在诺罗夫斯基夫妇那儿，不是伦敦西区，有了不起、真正的绫罗绸缎，只有些便宜货。尽管如此，我们两人一起，还是做出许多漂亮帽子，她因此小有名气。不久以后，因为做出了招牌，她把店卖了——但其实真正的招牌是我，而那可没写在哪份合同里，所以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 一个美好回忆 莫迪为汉默史密斯抒情剧院的一个女演员工作。她愿意忍受每天去一个小时回一个小时的路程，因为那个女人实在好脾气，总是哈哈笑着，总在说笑话。“她一个人住，没有男人，没有孩子，自己工作。啊，那些可怜的女演员们，她们的工作累得很。我会给她做好饭，到时候热热就能吃，或者一大盘好沙拉，把她壁炉里的火点上，回到家时想着她回到房里，看到一切安排得温馨妥当，该有多开心。有的时候，日场演出结束后，她会说，坐下吧，莫迪，和我一起吃饭，我不知道要是没有你我可该怎么办。然后她会和我讲戏院里的事。她不是个明星，她是他们所谓的性格演员。嚯，她的确是有个性。然后她死了。死于什么？我难过得很，根本不想知道。猝死。有一天我接到一封信，就是这个消息，她死了，突然就死了。于是我就没再回去了，尽管我其实还有两周的工钱没拿到。”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这么问，是因为我一直想要理清她的经历，搞清楚时间。 “什么时候？哦，是大战之后的事了。不是，是另外那场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莫迪口中一战就不是一场战争。她那时为约翰尼担心得要死，因为她觉得丈夫会去参军，这样一来约翰尼会上哪儿去呢？她到“部队去”，向他们打听，问他们知不知道一个叫劳里·福勒的人，他们说：可他是从英国哪个地区来的？ “情急之下我顾不得了，双膝跪了下去。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我就跪了下去，四周都是军官。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我哀求。他们很尴尬，也难怪。我痛哭流涕，眼泪流得哗哗的。他们说，我们会想办法的，到时候通知你。 “我每天都在等邮差上门，很久很久以后，来了一张卡片：我们未能找到劳伦斯·福勒。原因是，他不是在英格兰，而是在苏格兰参的军，因为那会儿他在苏格兰和一个女人同居，他要从她身边逃走。” 喏，这就是这一个月去莫迪那儿的情形，写下来就是这些！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对自己说，我太累了，太累了，我去不了，但我还是去了，那个晚上是什么情形？我比往常迟了一个小时。我站在那摇摇欲坠的门外，笃笃地敲门，然后嘭嘭地捶门。楼上许多窗户里有人探头探脑。终于她开了门，站在那儿，整个一小泼妇，蓝眼睛里怒火熊熊。 “你要干什么？” “我来看你啊。” 她尖声叫道：“我没时间，拖着腿穿过这个走廊去拎煤，够糟的了。” 我对她说——听到自己的话我也吃了一惊——“那见鬼去吧，莫迪。”然后我扭头就走，没有回头看一眼。我其实没有真正发火，就好像是在念剧本台词。那晚我也没觉得担心，拿这空余的时间好好地泡了一把澡。 第二天，我刚敲了第二下她就开门了，说：“请进。”她侧过身子，别开那张苦着的脸。后来她说：“你不必把我的胡说八道当回事。” “我要当回事，莫迪，我当然要当回事。不管你说什么，我得认定那是你的真心话。” 然后，过了几天，她显得生硬沉默。“出什么事了，莫迪？” “我不干，我不离开这里，他们强迫不了我。” “这次是谁来了？” “她来了。” “她是谁？” “好像你不知道似的。” “哦，你又来了是吧？我在给你下套是吧！” “当然是了，你们都这样。” 我们扯着嗓子冲着对方大声嚷。我一点都不觉得羞愧，但是我从来没有、自打不再是孩子起就没有这样吵过架：心中不觉得怨恨，也不觉得愤怒，甚至有点享受地吵架。不过我知道对于莫迪来说这一点都不享受。她事后会痛苦的。 “那是不是说还有别人来看过你？” “是的。” “她叫什么？” 蓝眼睛里怒火烧得正旺，她说：“罗杰斯，博杰斯，普洛杰斯，大概这么个名吧。”然后，接着，“他们不能强迫我搬家，是吧？这房子是私产吧？” 我派人去查相关信息。如果政府宣布公寓必须拆除，那她就非得搬不可。拿如今的任何住房标准来看，这房子都该禁用了。而拿任何人道主义标准来讲，她都该住着不动。我想要联系这个罗杰斯太太。我知道我可以给“社会福利局”打电话问，但事情不该这么发生——啊，才不是呢！你得让事态自己发展，想抓住什么，你就必须在正确的时机出手。 前几天，我发现那两个老太太又在等我。博尔斯太太和贝茨太太。裹着大衣和围巾，不过她们的帽子上插了花，缠了亮色的缎带。春天了。 “哦，你真是四处奔忙呢，”贝茨太太说，“莫迪·福勒怎么样？” “还老样儿。” “罗杰斯太太问起你来着。” “你知道她打听什么吗？” “哦，她人可好了，罗杰斯太太，四处奔忙，就和你一样。”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现在我就等着在哪里撞见这个罗杰斯太太了。 又过去了五个星期。什么都没变……但一定有什么变了的。办公室里还是老样子，和乔伊丝相处还是那个样，和莫迪相处还是那个样。不过我见过薇拉·罗杰斯了。在人行道上碰上的，她正和那两个老太太说话。她们喊我，她转过身，脸上挂着急于示好的笑容，穿过街道，来到我身边。她是个个头不大的瘦姑娘。我本来真的是要写：12号尺码。我什么时候才能说起某人时不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穿什么？最近菲丽丝问，我姐姐是什么样子。我回答说，她穿高品质的针织套装、高级鞋子、羊绒衫。菲丽丝笑出声来，那种笑法仅仅一年前还正是我想要的效果。 薇拉站在我面前，站在冷风呼呼的人行道上，脸上挂着急切、热情、歉疚的笑。友好的棕色眼睛。粉色的指甲油，不过有些脱落。没错，这当然能反映出她的某些方面了：她工作过度。衣服是耶格旗下的低端产品，好看，但不动人。我知道“关键人”就是她了。不需要做太多铺垫，我们开门见山。我说：“我一直希望能碰上你。”她回答：“是的，我非常想和你谈谈福勒太太的事。”我说：“她害怕得很，怕她会被强制搬迁。”她说：“是的，但这个事我们可以稍微拖一拖。”我说：“另一方面，对她最有用的是送餐服务。”她说：“是这样的，她能动，能四处走动，所以其实没有资格……不过如果你觉得……”我说：“要知道，她已经没有力气做饭了，她只能随便吃点什么度日。” 她哈哈笑起来。她说：“我一定得告诉你一件滑稽事，上周发生在我身上的。我去看我负责的一个人，她九十四岁了。耳聋，有关节炎，但是她什么事都自己做，烧饭、清扫、采购。我就站在那儿，看她准备午餐。一个肉馅饼，苏打水泡卷心菜，然后是奶油蛋糕。我对她说，你不吃新鲜的东西，沙拉啊水果啊的？什么？她冲着我喊。” 薇拉讲得津津有味，但是她也有些焦虑，生怕我觉得这不好笑，有一两次她碰了碰我的胳膊，好像在说，哦，我希望你能笑。 “你一定得吃水果和蔬菜，我对她喊。你需要维生素。每次我来看你，都看不到一丁点儿绿色菜，苹果也没有，橘子也没有。而她回答，什么？什么？什么？但我知道她其实听得见。后来我又重复了一遍后，她说，你上次说你多大来着，亲爱的？然后我就想起自己身上这里疼那里痛的，而我是打小吃健康饮食长大的。” 于是我们哈哈大笑起来，她看起来松了口气。 “我得回家陪老头子了，”她说，“我来安排送餐的事。不过如果能安排一个我们都有空的时间，我们可以好好谈一次。”说完她沿着街跑到一辆黄色大众前，钻进去，灵巧地驾车汇入了车流。 莫迪对于每天中午送来的午餐十分开心，尽管其实那真不是什么好饭。淡而无味，做得很不怎么样。 我已经意识到每件事在她心中的分量。是的，我以前就知道，但不是真正清楚，直到我告诉她她上了送餐服务名单，看到了她的欣喜。她一遍又一遍地谢我。 “呐，你做到了，她可不行，她才不行呢，不行！” “你向她提要求了吗？” “有什么用，我提得还少吗，但是他们说我需要的是家务女工。” “你的确需要啊。” “啊，唉，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你就说出来啊！我一直是自己照顾自己的，没有你也行。” “哦，莫迪，你真是不好伺候。家务女工怎么不好了？” “你请过吗？” 听到这话我放声大笑，然后她也笑出声来。 夏日将至。 自从上次我坐下来记这倒霉的日记以来，又都发生过些什么事情？但是我不想半途而废。 我和薇拉·罗杰斯见过好几次，我们聊了天——在人行道上，还有一次忙里偷闲，抽了半个小时在一家咖啡馆一起吃了快餐饭。我们说话很简单，因为大家都忙得很。 有一次她问我是怎么和莫迪产生的联系，听了我的解释后，她叹了口气：“我原本指望你真的是个‘好邻居’来着的。我认识一个人，也许她肯接受‘好邻居’帮助。她不好相处，但是她很孤独。” 这其实是个请求，委婉、尴尬地表达出来，但是我回答说一个莫迪就够我受的了。 “啊，是的，的确是。”她立刻说。 我告诉她我是做什么工作的，于是她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好像我自己已经搞懂了似的！我为什么会像现在这样与莫迪拴到了一起？我说：“我喜欢她，真的喜欢她。” “哦，是的，她很不错，不是吗？”薇拉衷心表示，“而有些人，你真的想把他们掐死。我刚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常觉得自己简直恶毒，我觉得自己必须喜欢他们所有人。但是，我和哪个难伺候的臭老太待上一个小时，一点进展也没有，那时我发现自己心里在暗想，老天爷啊，我总有一天要揍她一顿，总有一天。” “啊，莫迪也经常让我有这种想法。” “是的，但还是有其他的感觉吧。” “是的，是有。” 我告诉莫迪薇拉有多喜欢她。她摆出一副气愤、被戳痛了的表情，不理我。 “可莫迪，为什么啊？” “她压根不帮忙，手指都不动一下。” “可是你不告诉她你要什么，她怎么帮你？” “我只想一个人待着，没人来烦我。” “你看，是了吧！” “是的，我就是孤零零地自个儿待着，除了你会来。” “薇拉·罗杰斯要探视的不止你一个人，她有时候一天要走访十家或者更多，她还要打电话安排事情，让人做事情。我每天都能见你，所以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他们得硬把我抬出去，到那会儿我还要大声地嚷嚷。” “她是站在你这边的，她正在想法让你不用搬。” “她就跟你这么说说。他们今天又来了。” “谁？” “你知道他，那个希腊人，怎么说的？你可以住一个房间，我们先搞其他房间。等我们弄完了，你就可以搬回来。那么尘土飞扬、乱七八糟的，叫我一直受那种罪！他们改造房子，一弄就得好几个月。” “那，那一定是那个房东了，是吧？” “没错，我就是这么说的。他们都是串通好的。” 我在那家印度小店里东看西看待了好一会儿，这时店主帕特尔先生开口说：“福勒太太昨天在街上又叫又喊的。” “是吗？她说什么了？” “她一直在大叫，我生孩子的时候，你们哪个来给我弄热水、安浴缸了？我没有东西给他吃的时候，你们哪个来了？我这辈子都没有热自来水、没有浴缸，就是这么过来的，你们要是敢再来我就叫警察了。” 帕特尔先生说得很慢，严肃、关切的眼睛盯着我的脸，我不敢笑。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的脸，责备、严肃，说道：“当初我在肯尼亚，在我们不得不离开之前，那会儿我以为这个国家里人人都很富足。” “那现在你明白了吧。” 但是他还有话要说，另一个话题。我等着，拿了几袋饼干，又放了回去，研究起一罐猫粮来。 终于，他开口说：“以前，我们印度人，我们是不会让我们的老人沦落到这种地步的。但是现在——我们那儿事情也在变。” 我觉得我个人有义务道歉。最后，我说：“帕特尔先生，不会有太多人像福勒太太这样了。” “我店里每天都来六七个。都像她，无人照料。我这只一家店而已。” 他的口气听上去像是在指责我。他在指责我的衣着、我的风格。我与这家小小的街角店铺格格不入。然后，他觉得自己是冤枉我了，从货架上拿了一块蛋糕，莫迪喜欢的那种，说：“把这个给她。” 我们的眼神又撞上了，这次感觉不一样：我们惊慌，我们害怕，这一切我们无法承受。 八天之前的事儿。 乔伊丝最终可能还是要去美国。那个女朋友做了人工流产。老公杰克很受打击：他是想要她把孩子生下来的。他这一阵子算是经历了某种崩溃吧，乔伊丝一直在安慰他。这已经好几个星期了。 后来她告诉我： “他好像是一直很希望我们能再生一个孩子。” “你以前知道吗？” “呃，我知道他不反对再要一个，但不知道其实他这么想要。” “如果你这以前知道呢？” “会的，我觉得我会要一个的。” “于是现在你们就在互相责怪？” “嗯。” 乔伊丝叼着一根香烟，眯着眼睛，一张接一张地举起照片打量。这张行，那张不行。她又染了头发，不过看上去还是灰扑扑的。双手没有做过保养。她看上去五十岁。她身上有一种古怪、女巫似的气质。我对她说过：“乔伊丝，你得换换风格了，现在这显得太年轻了。”而她回答：“等我明白自己到底走不走的时候，我就知道该选哪个了，是吧？” 乔伊丝时刻都处于快要哭出来的状态。一个词、一句笑话、一个口气——她会猛地扭过头来，眯起眼睛，盯着我，盯着菲丽丝，盯着任何一个“惹事”的人，眼泪涌上来。但是她甩甩脑袋，把眼泪甩掉，装作什么事都没有。我和菲丽丝现在都心照不宣：说话时，我们每一个音节、词汇、建议，都再三斟酌，免得乔伊丝突然控制不住，又哭起来。 后来。多久？我忘了。有几天了。 乔伊丝今天告诉我，她对杰克这样说，你的问题是，你想把目前这种状况带到美国去。家、子女、同情、宽慰你的妻子——还有女朋友，另摆一处。你没法选择。这就是你为什么难过成这样。 而他对她说，她是铁石心肠。 还有四个月他就得动身。他早应该和那边说明他有没有妻子，有没有子女。 “也许最后他是一个人去呢。”我若有所思地说，忘了不该刺激她。 她吃了一惊，飞快地扭过头来，她如今常这样。她皱着眉头，身子往前探，盯着我。我的老朋友乔伊丝，她在千里之外，躲在什么黑暗的地方，探头打量我，心想这个哇哇乱叫的白痴是谁？ “一个人！”她说，听上去像一个尖刻的女教师。 “为什么不呢？” “你这人缺了点什么，我一直就这么说的。”她冷冰冰地说，给我定了性。 “也许缺了点什么的是你。” 我和她说了莫迪·福勒的事，说她到现在已经独身一人过了差不多六十年。我说话的时候乔伊丝站起身，拿起包，公文夹，收起桌上的东西来。 “你怎么认识她的？” 我告诉她了。乔伊丝听着。 “内疚感，”她终于开口，“内疚感。如果你想让内疚感左右你，那是你的事。” 她朝门口走去。我说：“乔伊丝，我想和你讲讲这事，好好地讲，我真的很想。我想谈这件事。” 她说：“哦，现在不行。” 夏天了。不过我可没看到太多夏天的迹象。 乔伊丝是什么时候生病的？应该有一个月了。实际上，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因为这让办公室里眼下的实际情况正式化了。我从早到晚四处奔波。在医院，这样的场景：乔伊丝的丈夫、两个孩子、丈夫的前情妇、她的新男友。乔伊丝躺在床上，真身到了某个黑暗的地方，从那里打量着这一屋子的人，记起来该微笑的时候就笑一下。现在他想要她去美国了，但是她说自己没力气考虑这事。不过，她当然会去的。 因为这些情况，我在莫迪那儿待得时间不那么长，但是我一天不落都去。她知道是为什么，我告诉她了。但是她的感觉是，我让她失望了。我坐在那儿，努力忍住不去看手表，而她只回忆不好的往事。我说：“和我说说你带约翰尼去汉普斯特西斯公园，发现了黑莓，拿它们做了馅饼的事吧？”但是她叹着气，坐在那里，苍老的手指上下摩挲着自己（肮脏）的裙子。然后她和我讲…… 她姐姐波莉，有七个孩子，每次坐月子都喊莫迪去照顾她。莫迪每次都很高兴，甚至会放弃当时的工作，去姐姐家，照料一切，一忙就是几周，而且不止一次是连续照顾了好几个月。然后，莫迪说，每次都一样，姐姐忌妒起来，因为莫迪爱那些孩子们，他们也爱她。她寻一个理由：你教唆我的孩子和我对着干，你想要勾引我丈夫。这可能吗，莫迪说，那个讨厌的吝啬鬼，我给你们做牛做马，他还嫌我吃了你们的。要是我拿了一小块肉到盘子里，他就会说，莫迪大驾光临，我们周日得多买一点牛肉。而与此同时，我一天给他们干十八个小时的活。在前后两个宝宝出世之间的间隔期里，莫迪得不到姐姐的任何音信，不过莫迪不担心：总是会又有一个宝宝的，这点我知道，因为他终归得做他不能不做的那件事的。 现在莫迪经常谈论性的问题，看得出来，那在她生活中曾很重大又很糟糕，而这件事她从来没弄明白过，也从没摆脱过它的折磨。她说她的丈夫，当初还把她当女王待的时候，也还是会像只老虎一样扑到她身上，就像野兽一样。她说她不明白，一分钟前还情意绵绵，下一分钟他们的爪子就扎了上来。她的丈夫找了一个又一个女人，这一辈子都梗在她心里：为什么？莫迪只和一个男人睡过，她那个糟糕的丈夫。她知道世上有女人喜欢这个，说这话的时候她看着我，神情有些拘谨和羞怯，担心若是我知道她好奇我是不是“那样的”，我也许会觉得被冒犯了。 但是，她有过其他经历。有几年，楼上有一个和她做了朋友的女人，这个女人“喜欢这个”。她以前会和莫迪谈，说她一整天都在等夜晚到来，因为夜深时另一段人生就开始了，那才是她真正的人生。莫迪告诉我：“她告诉我他们完事以后，她得睡在他背后，这样她就可以握着他的玩意儿。那个玩意儿……”莫迪提高声音，恶心、诧异、难以置信，几乎都要哭出来，“是的，那是因为尊重，她告诉我。”莫迪坐在那里，惊愕不已，这个问题困扰了她三四十年。突然：“我才不会那样满足他们呢，那是他们用来打你的棒子！” 听到这话我笑出声来（我其实一点都不自在，心里在想自己的情况，因为她的话差不多算是个总结吧，至于我们美好的性生活，我和弗雷迪，那不相干）。她说：“我一直在看你的表情呢，看得出来你不这么想。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而现在报纸上、杂志上、电视上，成天到晚的性、性、性，我有的时候想，是我疯了，还是他们疯了？” 我笑了又笑。她也笑。但那是一种狂乱、不舒服的笑，和她那种我喜欢听的女孩的笑截然不同。 莫迪直到今天还管她那差劲的丈夫叫“我男人”，能使得她如此的——？——力量真是巨大。半个世纪里，她见过他的次数也就半打。有一天，有人敲门，门外站着她的丈夫。但这个年轻人说：“妈妈？我是你的儿子约翰尼。”“哦，那就进来吧。”她说，“是这样的，我把这事儿抛到脑后了。在这之前我成天焦虑烦躁，病态得很。有一次到了非去看病不可的地步，医生对我说，福勒太太，你要么找到你的孩子，要么把他忘了，不然不行啊。我怎么找得到他？他搞不好在天涯海角，在美国，在非洲的廷巴克图！慢慢地，我的确把他忘了。而他现在就站在那儿——我是你儿子约翰尼，他说——我们成了朋友，因为我们彼此有好感。然后就打仗了。战争期间他干得不错，他是个工程师，娶了个意大利姑娘，不过那段婚姻没有好结果，她跟另一个男人跑了。你知道我那天晚上梦到了什么吗？啊，那真是个哀伤的梦，让人很心烦，情绪低落。我梦到有一棵美丽的樱桃树，就像这里后院本来有的那棵樱桃树，不过那棵树后来被风暴吹断了。硕大、黝黑的樱桃，可爱、肉肉的、亮晶晶的。我站在树的一边，可怜的约翰尼站在另一边，我们靠在树上，拼命去够树上的樱桃，我们试了又试，但是不管我们怎么把树枝往下拽，它又会弹回去，樱桃就是够不到……于是我们站在那儿，我和约翰尼，我们都哭了。” 约翰尼成年后去了美国，从此杳无音信。很久以后，距劳里偷走她的孩子、离开她已经四十年了，莫迪给她丈夫写了封信，提出要见面。他们在摄政公园的一条长椅上会面。 “呃，你想要什么？”他说。 “我在想，也许我们可以给约翰尼建一个家。”她对他说。她解释说他们可以找一栋房子——她知道他从不缺钱，他会投机倒把——把它装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在美国的报纸上登启事。 “因为约翰尼从来没有过温馨的家。”她向丈夫解释。 “他说什么了？” “他给我买了炸鱼和薯条。接下来五年我都没再见过他。” 湛蓝炎热美好的一天 我对菲丽丝说：“你守老营。”然后我冲出办公室，叫工作见鬼去吧。我去找莫迪，她慢吞吞、慢吞吞地过来开门，还没好气，我对她说：“我要带你去公园里好好乐一乐。”她瞪着我，怒火万丈。“哦，别这样，”我对她说，“哦，亲爱的莫迪，别这样，拜托了，别让自己发火啊，来吧。” “但是我怎么去？”她说，“看看我！” 然后她盯着我脑袋后面的蓝天。天是那么蓝、那么可爱，她说：“但是……但是……但是……” 突然，她露出了笑容。她穿上了她那件蟑螂黑的厚外套，戴上夏天用的黑草帽，我们出门去玫瑰园饭店。我给她找了一张偏僻的桌子，身边有玫瑰丛。我装了满满一盘奶油蛋糕，然后我们在那儿坐了一下午。她吃了又吃，慢吞吞地吃得精光，那吃法的意思是，既然有，我就要把它们都塞肚里去！——然后她坐在那儿，她只是坐在那儿，看着，看着。她脸上有微笑，很开心。哦，小可爱，小可爱，她一直喃喃自语，对着麻雀、玫瑰花，还有附近婴儿车里的一个宝宝。看得出来，她胸中有一种强烈，甚至是狂暴的喜悦，让她不能自已，这个炎热、鲜艳、明媚的世界就像是一份华丽的礼物。因为她久已忘却了这一切，成天圈在她那阴森可怕的地下室里，在那沉闷街道那边。 我担心她穿着那个黑色的厚壳子，受不住这一切，天很热，周围也很吵。但是她不想走，一直在那儿坐到打烊。 我送她回家的时候，她出神地自个儿唱着歌。我把她带到门口，她说：“不用了，你走吧，走吧，我想在这儿坐着，回想这一切。哦，有多么美好的东西可以回想。” 我看到她坐在灿烂的阳光下时，最强烈的感觉是：她的肤色多么黄。明亮的蓝眼睛镶在一张看上去像涂了黄颜料的脸上。 三天之后 又是一个灿烂的下午。我去了莫迪家，说：“和我去公园吧。” 她没好气地说：“不了，不了，你去吧，我不行。” “哎呀，来嘛，”我说，“你知道你到了那儿会喜欢的。” 她站在那儿，握着门把手不放，苦恼、愤怒、衣冠不整。然后她说：“不，哦，恐怖，恐怖，恐怖。”然后她甩上门，把我撂在外面。 我火冒三丈。我开车来她这儿的时候，一直在回想她坐在玫瑰园里，欣喜地喃喃自语的样子。我回到办公室，怒气冲冲。一直工作到很晚。没有去莫迪家。当我在热水中翻滚，使自己焕然一新时，又感到愧疚：不断看到她站在那里，支撑住自己，听到她的低语，恐怖，恐怖…… 一周过去了，天气又阴冷起来。夏天结束了？莫迪看上去可能真的病了？……我对老人知道得太少了！在我看来，这一切都很正常吧！我总留出时间来想她的事，但我实在是太忙了，太忙了，太忙了。我的探望不再有固定时间，我冲到她家，对她说，对不起，莫迪，我要做的活儿太多了。昨天晚上我去得迟，坐在她的椅子上就睡着了。今天早上我给杂志社打电话说我身体不舒服。工作这么多年来，我记得我只生过两次病，从来没有请过假。 菲丽丝说：“没事儿。我来守老营。” 莫迪的一天 醒来时，她被压在黑乎乎一团沉重、令人窒息的重物之下，无法呼吸，动弹不得。他们把我活埋了，她想着，挣扎着。那重物挪了位置。啊，是猫，是我漂亮的小可爱，她想，使劲推了推。重物又挪了一下，她听到一身闷响，是猫掉到了地板上。小家伙？她问道，她不确定，房间里这么暗，她的四肢这么僵硬。她听到猫在房里四处走动，知道自己还活着。而且温暖……窝在被子里……哦，哦，她说出声来，我得去上厕所，不然又要尿在床上了。惊慌！我是不是已经尿在床上了？她伸手在床上四处摸着。她喃喃道，糟糕，糟糕，糟糕，糟糕，心里想着几天前她才尿了一次床，折腾了多大一通才把床上的东西弄干，费了多大劲。 但是她的手好像消失了，她根本感觉不到手的存在。她不断把左手握成拳头，又展开，好确认她是有手的，然后等着右手出现刺痛感。这花了很长时间，然后她把半僵的右手从被子下拖出来，用左手按摩唤醒它。她还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尿床。她几乎要重新倒进黑乎乎的床里，重新陷入黑乎乎的沉睡，但是她的肠子在蠕动，她闻到一股难闻的味道。哦，不，不，不，她呜咽着，坐在黑暗之中。不，糟糕，她觉得自己大概是拉在床上了。终于，做了好大努力，费了好大的劲，她爬下床，站在床边，在床上摸来摸去，想看看到底有什么。她不确定。她小心地转过身，试图找到电灯开关。她床边是有一个手电筒的，但是电池不够了，她是想叫简娜买新电池的，但是忘了。她想，简娜自己当然该记得看看的啊，她知道那手电对我有多重要！她找到了开关，房里有了亮光……她紧张地检查床，是干的。但是她得去厕所。她最多只在便桶里撒尿。她一定得去外头的厕所去。但是她的肠子里有什么热乎乎、湿漉漉的东西在推着挤着，她连忙坐上便桶，正是时候。她坐在那儿，摇晃着身子，哀号着。糟糕，糟糕，她现在得去倒痰盂了，她感觉无比沮丧，心情坏透了。 她在那儿坐了很久，没有力气站起来。她甚至还打了个盹儿。她的屁股麻了。她费力地站起来，找纸。没有手纸，因为她平常不在这里用手纸的。她找不到任何可以用的……终于，她踉跄地走到壁橱前，她的屁股湿透了，恶心得很，她找到一件旧衬裙，扯下来一小块，用它擦，然后拿盖子盖住那臭气——更糟的是，尽管她允许自己胆战心惊地朝里面瞥了一眼，她的大脑却拒绝承认自己的大便不对劲。糟糕，她嘟囔，这指的是如今她肠子里排出来的东西。然后她打开窗帘。 外面天已经亮了。但如今是夏天，现在搞不好还是半夜呢。想到要是重新上床，到时候再爬起来要费的那个劲，她就受不了。她的小钟背对着她，她不想穿过房间到它正面去。她裹上一条旧披肩，蜷成一团坐在炉边的椅子上，炉中只有死灰。鸟儿还没出动，她想着：黎明的合唱是已经过去了呢，还是我该等着它开始？她回想孩提时代，夏天的时候，和姐妹们躺在那位老妇人的木屋里，被鸟儿嘹亮而嘈杂的黎明合唱吵醒，然后又睡了过去，心中想着接下来火热美好的一天，无穷无尽的一天，整天都是玩耍、欢乐，以及丰富的美食。 于是莫迪又慢慢沉入梦乡，醒过来，又睡过去，再醒过来几个小时，每次醒过来的时候都记着动一动手，免得它们又变得过分僵硬。终于，猫绕着她的腿蹭着、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时，她彻底醒了过来。她的腿也僵硬，她试了试双手。右手又不见了。她用左手抚摸猫，漂亮、漂亮、漂亮的小家伙。她不断弯曲、伸开右手的手指，直到自己又完整了为止。 早晨……哦，早晨的各种麻烦，要面对接下来的一天……每一项任务都那么沉重……她坐在那里，想，我得喂猫，我得……我得……终于，她拖着身子起来，焦虑不安，因为她的肠子又威胁着要闹事了。她一路扶着门把手、椅子背，挪到了厨房里。厨房里有半罐猫粮。她试图把它倒进盘子里，但是倒不出来。这意味着她得拿勺子。远处，水池里，是她的勺子和叉子，她好几天没洗碗了。她用食指把猫粮抠出来，皱着脸——是不是馊了？盘子离地面还有一小段距离的时候，她就撒了手，因为弯腰让她感到眩晕。猫闻了闻就走开了，轻轻地喵了一声。莫迪看到桌子底下有好几个盘子，都是空的、干的。猫儿需要牛奶，她需要水。莫迪慢吞吞地，慢吞吞地挪到水池边，从里面拽出一个脏盘子，没有力气洗，放水冲了冲。她找到半瓶牛奶。坏了没？她闻了闻。没有。她想方设法把盘子放到了地板上，扶着桌子，差点跌倒。猫把牛奶舔了个精光，莫迪知道她饿了。 桌底下不仅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盘子，还有一堆猫屎。这提醒了莫迪，她得放猫出去。她挣扎着到了门边，开门放猫，然后背对着门站着，思考。莫迪和自己的虚弱以及可怕的疲惫感做斗争，以智取胜，将军制订作战计划也用不着这等聪明才智。她已经在后门了：离厕所只有五步之遥；如果她现在去的话，就省了以后的一趟……莫迪挪进厕所，解了手，在那里想起房里还有一个又脏又臭的便桶，想方设法沿着走道回到房间，想方设法把那罐儿从圆外壳里取出来，好歹端着便桶挪回厕所。倒的时候泼出来了一点，看着，闻着，她的理智必须承认是有什么很不对劲。但是她想，只要她（指的是简娜）看不到我拉的是什么，就没人知道了。他们别想把我弄走…… 等这些事处理完，她感觉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不过她知道现在时间还早，因为楼上的混蛋爱尔兰人还没开始闹腾。她十分需要喝杯茶，她所有的力气都耗在猫身上了。 她站在厨房桌边，手扶着桌子，心里琢磨着如何把恢复精力用的热茶端到隔壁房间去。但是热茶会让你拉肚子，不了，还是喝冷牛奶吧。她把冷牛奶倒进玻璃杯里。牛奶这就用完了。她需要：牛奶、手纸、猫粮、火柴、茶叶，大概还有不少其他东西，如果她能想起来的话。 也许简娜马上就要来了，然后…… 她板着脸盯着猫屎，在她看来那儿真低，离她真远，脑子里斟酌着需不需要弯腰，心里想，简娜会…… 她端着牛奶挪到隔壁房间。坐下来。但是她现在发冷，是夏天也不管用。她坐在自己那把旧椅子上，坐在冷冰冰的炉边，觉得身上的热气在一点点地外泄。她得生起火来。她要不要把电暖炉插上？但是那东西太耗电了。她的养老金不过刚好够应付生活必需而已。最后，她还是挣扎着爬起来，插上插头。开了电暖炉，房里染上一抹温暖的红色，她的腿好像慢慢松弛下来，恢复了正常。她坐在那儿，啜着牛奶，念叨着，糟糕，糟糕，糟糕。 然后她又慢慢沉入那个梦中，简娜把她带回自己家照顾。她对这个梦有强烈的占有欲，对它骄纵宠爱，只要一个人坐着，就会把它拿出来，往里面再添些什么，不过她知道这梦是不会实现的。不可能实现。但是为什么不可能？简娜就这样飞进了她的生活，这原本也是不可能的，谁会想得到呢？她在她家进进出出，带来笑话、鲜花、蛋糕还有别的东西，她还讲自己办公室里的故事，但说不定是她编的，毕竟，如果简娜想要添油加醋，自己这个可怜的老太太哪能分辨得出来？所以说，为什么另一件不可能的事就一定不会发生：她被带去一套漂亮温暖的公寓里，在那里受人照抚，事事有人料理…… 或者简娜会来这里住。隔壁还有一间房呢……这是莫迪真正想要的。她不想离开这里。找到自己的地方，抓住不松手：每次莫迪动心——就像现在——憧憬离开这儿去和简娜住的时候，她就向自己不断重复这话。不，不，她嘟哝，得她到这里来。于是她坐在那儿，有时睡意蒙眬，想着简娜住在这儿照顾自己的情形，她半夜醒来，孤身一人，害怕自己已经被埋在坟里的时候，她可以大喊，听到简娜的回应。 但是没多久，她的肚子又让她不得不起身。尽管她倒了痰盂，但是没涮它，现在那东西对她来说恶心得很。于是她出门去厕所，顺便放猫进来，猫就等在门口，进门就向盛着馊猫粮的盘子走去，还是嫌弃它，然后耐心地陪莫迪回到房间。莫迪既然已经起身了，就打算把火生起来。这事情花了她一个多小时，她费劲地移动着，慢吞吞地沿着走廊去取煤，再慢吞吞地挪回来，把炉里的灰扒出来，点火。她朝炉火吹气，小口小口的，气很浅，因为她会发晕，把炉子生上花了好长时间。然后她又坐下来，很渴望能喝上一杯茶，但是自己拒绝了自己，因为比起别的，她最怕的是她的膀胱、肚子闹事。她想，送餐的就快来了……可其实才十一点。也许他们今天会早点来？她肚子饿了，饿得很，她都无法分辨她是饿得肚子疼，还是可能又得上厕所了。在那个活泼的送餐姑娘乒乒乓乓地开门关门（她有钥匙）进来，喊着，你好，福勒太太，你还好吗之前——在此之前，她一定得再出去上一次厕所。 时间还早。才十二点半。莫迪一把抓过桌上的两个小锡纸盒子，看都不看一眼里面有什么，就把它们都吃了。她感觉好多了。她想，哦，如果简娜现在就到，如果她说，和我去公园吧，我不会对她叫唤，埋怨她，我很乐意去。但是她看看窗外，正在下雨。好一个夏天，她嘟囔。猫在桌上，嗅着空盒子。莫迪为自己的贪婪而难过，她知道猫饿了，她应该分一点给她的。 她出门去了冰冷发臭的厨房，四处翻找——好极了，真开心，有一个没开盖的罐头。莫迪太高兴了，甚至当场小小地手舞足蹈了一番，握紧罐头紧紧贴在胸前。哦，小家伙，小家伙，她喊，我有东西喂你了。罐头终于打开了，不过莫迪的食指被开罐器划破了。猫把东西吃了个精光。莫迪想，她现在应该出去了，省得我等会儿还得再放她出去……但是猫不肯出去，她钻回生了火的房间，爬上莫迪的床睡觉去了。莫迪的被子还没叠。莫迪应该叠被子——她想，这事让简娜做可不好。但她没动，依旧坐在火边的椅子上，身子向前欠了欠，给炉里加上煤，然后沉沉地睡去，睡了三个小时。不过她醒来的时候不知道时间，她的钟停了，是下午五点。 猫还在打盹，火已经熄了……她又把它生起来。她想吃点和喝点什么。她必须喝杯茶。她煮了一整壶，拿了饼干，在桌上摆了个小小的盛宴。喝了茶，感觉真好，她都可以忽视之后她得再去一次、两次、三次厕所这个事实。她的肚子像是个愤怒的敌人，绞着、闹着。你到底怎么了啊？她喊道，一边用手一遍一遍地揉自己那鼓鼓的小腹。你就不能让我消停会儿？ 她应该洗个澡……她应该……她应该……但是简娜马上要来了，简娜会…… 莫迪坐在那儿，等待着，但是简娜没来，于是莫迪起身，把急着要出去的猫放走，莫迪去取煤，莫迪把火弄旺，然后莫迪四处找看有没有一点白兰地，因为她突然感觉不好，她有点发抖，她可能会瘫倒在地上，躺在那里爬不起来，她饥肠辘辘、疲惫不堪……没有白兰地，什么都没有。 她可以去酒品外卖店？不行，不行，她绝对没法爬上台阶。简娜还没有来，夜幕降临。这说明一定快十点了。简娜不来了……家里没有牛奶，没有茶，没有给可怜的小家伙吃的东西，什么都没有。 莫迪坐在怒烧的炉火边，恨恨地想着简娜，简娜不在乎，无情、残酷的坏简娜……正想着，传来敲门声，莫迪松了口气，快慰化作粗哑的一声大吼：哦，好吧，好吧，我来了。她跌跌撞撞地走过走道，和螃蟹似的横着走，去开门，生怕自己还没到门口简娜就跑了。糟糕，糟糕，她嘟囔着。开门时，她的表情恶狠狠的，满脸的指责。 “哦，我的老天，莫迪，”简娜嚷着，“让我进去，我要死了。这一天真够呛。” 啊，这样啊，如果她累了的话，我就不能请她……莫迪想，侧过身子，简娜风风火火地冲进屋，浑身都是活力，笑容满面。 在屋里，莫迪注意到简娜看见熊熊的炉火时笑了，也看到她皱了皱鼻子，但立即克制住了。 简娜说：“我和那印度人说，别关门，他正在关门，等等，我得给福勒太太买点东西。” “哦，我不缺东西。”莫迪说，听到自己要欠印度人的情，立即做出反应。自己每次去那家店都要和他吵架……他漫天要价，他少找钱给自己。 谢天谢地，简娜没有听她的话。她在厨房里风风火火地转来转去，看缺些什么，然后提着空篮子就冲了出去，没等可怜的莫迪想起电池的事。她总是这么匆匆忙忙的！他们都是这样，我还没来得及转个身，就冲进来又冲出去了。 不一会儿简娜就又冲了回来，嘭地关上大门，咣地推开这扇门，带回满满一篮子东西，莫迪一样一样地看，满心宽慰和庆幸。东西都在这儿，给猫吃的新鲜鱼，还有一罐阿华田。简娜面面俱到。 她注意到猫屎了吗？水池里的脏碗？ 简娜微微一笑，意思是，没事的，看到这个笑，莫迪安静地回到火边坐着。简娜清理掉猫屎，把碗洗了，把餐具摆回架子上。因为她自己是那么年轻健康，她没想起来在厨房的桌上留几个盘子、一把勺子和开罐器，这样莫迪就不用弯腰俯首、四处翻找。 莫迪坐在那儿，听着简娜在那儿忙活，忙着照顾我——心里想，啊，如果她记不得便桶…… 但是简娜走进屋来，手里拿了一小瓶白兰地和两个杯子。她递了一杯白兰地给莫迪，然后说：“我去……”然后她迅速地把脏痰盂提起来，拿走。 我希望那里面没留什么能让她看出问题来，莫迪担心起来。但是简娜拿着涮干净后散发着美好松林清香的便桶回来，什么都没说。 简娜往火边的椅子里一瘫，朝莫迪笑笑，拿起她那杯白兰地，一口干掉，说：“啊，莫迪，我这一天真是够呛，我告诉你啊……”然后她叹一口气，打个哈欠——睡着了。莫迪看到这情景，难以置信，却又明白事情就是这样，不禁大怒，勃然大怒。她一直等着和人说说、听人讲讲，有个朋友进行正常、像样的交流，也许过会儿一起喝杯茶，管她肚子、膀胱呢……而简娜倒好，睡起觉来了。 外面已是漆黑。莫迪拉上窗帘。莫迪走到后门，看见桌下的脏碟子都没了，猫屎清理掉了，房里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她把猫放进屋来，借此机会匆忙去了一趟厕所。她回到屋里，把火捅得更旺，然后在简娜对面坐下。简娜睡得……像个死人。 莫迪之前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肆无忌惮地盯着人研究，细细检查一切“物证”。她坐在那儿，身子前倾，打量着简娜的脸，需要看多久就看多久，真好，简娜的脸就摆在她眼前。 这是张讨喜的脸，莫迪想，但是有一点……不过，当然啦，她还年轻，这就是问题所在，她还不懂。不过看她脖子这里，这里有褶皱，可以看出岁月的痕迹。还有她的手，虽然干净、涂了指甲油，但这不是双年轻的手。 她的衣服，哦，她漂亮的衣服，看那里露出来的丝绸，那是真丝，哦，我知道它值多少钱，知道它是什么。还有她漂亮的鞋子……她身上没有垃圾货，从来没有。还有她那顶帽子，花了那么一把钱，也没有好处。看看，她就把它那么摔在床上，那漂亮可爱的帽子，猫差不多就躺在上面了。 看那里那些漂亮的小白翎毛……诺罗夫斯基夫妇以前说，他们的员工中，整小翎毛谁都比不过我。我现在还能做呢，本事都还在，技术都还在手上……不知道我能不能…… 莫迪小心地站起来，走到窗前，拿起那顶可爱的帽子，回到座位上。她看着镶边的缎子，细细打量这镶边是怎么缝上去的——该说是怎么融铸进去的吧；嗯嗯，做这顶帽子的人是个行家！还有这些小白翎毛…… 莫迪打起瞌睡来，然后又醒了过来，因为楼上的冰箱又轰隆轰隆地吵起来了。但是它几乎是立刻就停了，说明它其实已经闹了好一阵子了，因为它一次要转一个多小时。简娜还在睡觉。她都没换过姿势。她的呼吸那么轻，莫迪很担心，死死盯住她以确定…… 简娜在睡梦中微笑？或者说这是她睡觉的姿势造成的？哦，她绝对是要落枕了……那她是不是要在这儿过夜了？呃，她指望我该怎么做？枯坐一夜？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只考虑自己，根本不顾别人，他们不考虑我…… 莫迪·福勒坐在那儿，抚摸着那顶漂亮的帽子，望着沉睡的简娜，怒火中烧。 莫迪看到简娜的眼睛睁开着。她想，啊，上帝，她死了？没有，她在眨眼。她浑身上下哪都没动弹，但她躺在那椅子上，睁着眼睛，视线越过莫迪，望着窗户，好几个小时前，窗户上脏兮兮的黄色窗帘就把风吹雨打的夜关在外面了。 莫迪想，她这清醒过来花的时间也忒长了点，是吧？然后简娜的视线落在了她脸上，莫迪的脸上：突然，简娜看上去十分恐惧，好像她要爬起来逃跑——有一刻，她的四肢摆好要跳起来的架势，好像她马上就要走了。然后那可怕的一刻过去了，简娜说：“哦，莫迪，我睡着了，你怎么不叫醒我？” “我在研究这顶美丽的帽子。”莫迪说，笨拙的粗手指轻轻地摩挲着。 简娜哈哈大笑。 莫迪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隔壁房间过夜的。” 简娜说：“但是我得回家，让人进屋修理电路。” 莫迪知道她在扯谎，不过不在乎。 她在想，简娜已经在这儿睡了半个晚上了，好像这是她的家一样！ 她说：“我一直在想，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了。” 简娜坐直身子，她年轻，身子不会僵硬。她探过身子，看着莫迪的脸，严肃，甚至震惊。 “莫迪，”她说，“别这么说！” “但这是真的，”莫迪说，“我是说，我不是指那些短暂美好的日子，比方说抱着我的约翰尼，或者这儿那儿的野餐过几次。而是现在，我知道你总是会来，我们可以在一起。” 简娜眼里闪着泪花，她拼命眨眼，把泪水弄回去，说：“虽说如此，莫迪……” “你能记得明天给我的电筒带几节电池吗？”莫迪说，用的是自己求人时一贯谦卑又嚣张的口气。 简娜说：“我看这么办吧，我去把车里的手电筒拿来，你可以用那个。” 她走出去，和平常那样迈着大步，不过回来的时候说：“莫迪，已经是早上了，天都亮了。” 两个女人站在莫迪的门口，看着街上灰蒙蒙的亮光。 莫迪不想说现在她兴许应该上床躺着，拉上窗帘，睡几个小时。她怀疑简娜今晚是不准备再睡了。啊，她还年轻，可以这样做。她很想要简娜的手电，因为毕竟简娜可能明天不来——不，今天。 但是简娜亲了亲她，哈哈一笑，一阵风似的沿着黑暗潮湿的人行道离开了。她忘了拿她的帽子。 简娜的一天 闹钟响了，我一下坐起来。有的时候我会把它按掉，再躺回去，但是今天没有。天已大亮，五点钟，我坐在那里，把将要开始的一天在脑海中过了一遍：我不敢相信，等这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应该做完了这么多的事。我逼着自己跳下床，给自己泡咖啡，起床十分钟后我就坐在了打字机前。我应该加上：我去解了手，但是我还“年轻”，这不能算在不得不做的事中！不过今天我会把上了几次厕所都记下来，不然我怎么比较自己和莫迪的一天呢？我去年写的那些文章，小心翼翼、毫无信心地写的那些文章，现在已经结集成册，快写好了。我说这个月底能写完。会在月底写完的。因为我说了会。我说到做到，这给了我多大的力量！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无人知晓的计划：写一本历史小说。是莫迪给我的灵感。我觉得那段历史并不遥远，不就是我祖母那会儿吗；但是薇拉·罗杰斯提到它的口气，就好比我提到，怎么说呢，好比说我提到滑铁卢。我计划写一本关于伦敦一个女帽工的历史小说，按这样去构思、去写作。我很想就开始动笔。 我一直勤奋工作到八点。然后我喝了咖啡，吃了一个苹果，冲了淋浴，穿上衣服，出门，一共花了半个小时。我喜欢九点前到办公室，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今天菲丽丝迟到了。乔伊丝不在。我代我们三人收了信件，叫来了秘书，在十点前把信件都回复、解决了。然后就是会议时间。菲丽丝甚是抱歉：她像我，从不迟到，从不缺勤，从不生病。会议同往常一样，气氛活跃，棒极了。这话是乔伊丝说的：这种会议会成为我们的智囊。我们鼓励所有人，从公关到摄影助手到编辑，都积极提出想法，不管多不着边际，不管多疯狂，因为谁知道呢。和往常一样，菲丽丝做了记录。这活是她主动揽的，乔伊丝和我都知道，她请缨的时候一定在想，这个位置很关键。菲丽丝可不会让这些点子跑了，她把它们列成单子，复印了，每个部门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放一份。有些点子消失了，一年之后会再冒出来。今天就有人重提了一个旧点子，提议“女性制服”系列应该包括，比方说女电视播音员穿的那类衣服，或者是女子陪同丈夫出席与事业有关的晚宴时穿的那类衣服。换句话说，某类晚宴礼服，或者风格，也是一种制服……这就是说我的风格也是制服了！但是我早就知道这一点！我一天到晚都穿着。就连在床上也不变，弗雷迪这么说过。我睡觉的时候只穿真丝、高级棉布、上等细麻布……他以前开玩笑说，如果我穿尼龙睡衣，那对我来说无异于犯罪。 坐在办公室里想起弗雷迪，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泪流满面。我很高兴自己答应了采访玛蒂娜，准点抵达布朗酒店。我从来不迟到。采访她很轻松，她专业、能干，一点时间没浪费，满分。我十二点半回到办公室，问菲丽丝她可不可以出席“杰出女性午宴”。她坚决拒绝，说她不行，得我上。我是代替乔伊丝的，她才是杰出女性，但是她生病了，而菲丽丝当然是对的，她面露惊讶是理所当然的：由菲丽丝出面并不合适。以前我不会犯这种糊涂，但事实上，我的心思越来越不在工作上，而是系在了我的两本书上，一本快要写完了，还有即将动笔写的我可爱的历史小说。 我在盥洗室里打量自己。我今早忘了午宴的事了，零分，我越来越不在状态了！有一颗纽扣松脱，吊在线头上，我的指甲也不完美。我在出租车里修了指甲。午宴令人愉快，我代表乔伊丝致了辞。 从午宴回办公室的路上，我去了一趟德本罕百货店，去了顶楼，在那里找适合莫迪穿的那种真正的羊绒背心，保守的高胸衬裙，还有贴身的长衬裤。我买了十条衬裤，三件背心，还有三条衬裙——她现在会尿在裤子上，有的时候还有更糟的。我打了两个电话，一个和美发师预约，另一个是安排我的车。菲丽丝说她感觉糟糕透了。她看上去也的确如此，那么满怀歉意，罪犯似的！看在老天的分上，回去床上躺着，我说着，把她所有的工作都堆到我的桌子上。我弄好了食谱部分，夏日食谱。我弄好了年轻人时尚部分，随摄影师们去了肯伍德宫进行这期摄影，然后回来一人在办公室里工作到九点，办公室里没有别人。我喜欢独自一人，没有电话打进来，什么都没有，只有看门的在。他去买了印度外卖，我邀请他和我一起吃，我们一起在我的桌角吃了顿便饭。这个乔治他人很好，我鼓励他把自己的麻烦事说出来，不在这里赘述了，但是我们能帮上忙，他需要借点钱。 到那时我已经累得很，突然无比渴望能上床睡觉。我又做了一点工作，然后给在威尔士的乔伊丝打电话，听声音她好些了，但是态度模棱两可。我问她是不是要去美国，我他妈才不在乎呢，她这样回答。她这话的意思还包括，我他妈也不在乎你。这让我想起是什么造成了这个“我他妈不在乎”的状态。我的桌子上，在标着“太难”的篓子里，有一篇关于压力的文章，说压力够大的话会导致冷漠。战争时期，时世艰难之时，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遭灾，遭灾，发泄，发泄，然后突然地，你就不在乎了。我想要登这篇文章。乔伊丝说，别，没几个人会有共鸣。讽刺啊！ 九点半时我和乔治道别，坐出租去我停车的地方，开车回家，心想，不行不行，我没法去莫迪那儿，我实在是没法去。我哐哐砸门的时候，心烦意乱，疲惫不堪，心里想着，但愿她在厕所里，听不到我敲门。但是当她来开门时，我能从她的脸上看出……我打起十二分精神，勉力闯进屋去，百分百的活泼欢乐，因为我怕她陷入忧郁，她要是一钻进去我就没法把她拽出来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来，我是圣诞老奶奶，英国王太后陛下，容光焕发，喜气洋洋——我得止住她的嘟囔和怒火。 我进了她的后屋，那里暖洋洋、臭烘烘，一股气味扑面而来，但是我逼着自己对着炉火微笑。我从她的表情里看出她需要什么，于是我走进厨房。我简直要吐出来。我旋风一样地把厨房各处检查了一遍，因为我知道印度店快要关门了，我冲过街，说着：“拜托，就等一分钟，我得给福勒太太买东西。”他耐心宽容，不过一天下来他已经累得脸色灰紫。有的时候，他在店里从八点待到晚上十一点。常常是独自一人。他还要管教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他问：“她怎么样？”我回答：“我觉得她不太好。”和往常一样，他说：“她的家人也该照顾照顾她了。” 我回去以后，把鱼切开给猫吃。不行，尽管都说不喜欢猫的人是麻木不仁的粗人，我还是没办法叫自己对猫心生欣赏。我清扫了猫屎，拿了白兰地和酒杯。我忽然想到我把背心、衬裤忘在办公室了。啊，明天也行。我把她的便桶端出去，因为她不看它，脸上有一种战栗的傲慢，我现在对这个表情真是再熟悉不过了。我涮便桶的时候，心想这里头的东西十分不对劲。我得告诉薇拉·罗杰斯。我细细地冲洗便桶内壁，用了好多消毒水。 我给我俩倒了白兰地，在她对面坐下，那时我是打算好要和她讲讲今天的午宴的，给她讲到场的那些有名的女性们，她一定会喜欢的，但是——我只记得这么多了，然后我就睡着了，睡得死沉，醒来的时候都搞不清楚自己是谁，身处何方。我看到一个面色蜡黄的小个子女巫，住在一个臭烘烘的热洞穴里，没穿衬裤，双腿叉开，露出蜡黄的小腿，膝头摆着我的帽子，她要拿它做坏事……我惊恐万状，然后我突然记起来了，我是简·萨默斯，我在这儿，在莫迪的后屋，我刚才睡着了。 她不希望我走。她拿她的电筒电池当借口。我出门走到街上，天已经亮了。我们站在那儿，抬头看——哦，英格兰，阴郁沉闷，灰蒙蒙、湿漉漉的黎明。我回到家的时候是四点半。我好好地、长长地、长长地泡了一个澡，然后又开始写我的书。 但是我的精神没法集中。我在想莫迪那句“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相信她说的是真心话，正是这个让我受不了。我每天快过完的时候才去她那儿，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这么一点点，就足以让她说出这样的话来。想到这个，我就想大声哭出来。还有，我觉得自己给困死了。她也许还会活好多好多年，如今的人活到一百岁没问题，而我将是她那句“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的囚徒，可爱大方的简娜，在她家进进出出，带来微笑和礼物。 我写了莫迪的一天，因为我想要理解。我的确是对她有了更多认识，但是那些都是真实的吗？我只能记下我亲身经历的，观察到的，听她说的……我有时候醒来觉得一只手麻木得厉害……但还有些什么是我没法知道的？想到这个，我就会想起自己根本无法想象她会说：“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无法想象这话背后的怅然若失和孤独寂寞，因此我无法知道她低声嘟囔的“糟糕，糟糕”背后都有些什么，还有她蓝眼睛里或闪闪烁烁或熊熊燃烧的怒火后都有些什么。 我发现我没有在简娜的一天里记下我去厕所的事，飞快地小解，飞快地大解，洗手……成天地，这只动物得清空自己，你得梳你的头发，洗你的手，沐浴。我飞快地冲洗杯子，飞快地搓洗内裤，都只要几分钟而已……不过这是因为我还“年轻”，才四十九岁而已。 我本来想说，那些让可怜的莫迪成天为之辛劳、因其呻吟、用以维持个人状态的劳烦苦役，对于我来说都不算什么。但事实是，我以前每天晚上都好好地泡个澡，每周日晚上我都会保养、修饰我漂亮的服装，保养、修饰我自己，但现在我不做了，没法做了。我应付不过来了。 夏末，我多痛恨它，纷乱、湿漉漉的，邋遢、灰扑扑的，黯淡的绿色，黯淡的天空；多半没有阳光，若是有，就滋养蛆虫；我的垃圾桶下头有蛆，因为我好久没有打扫自己的家了。 莫迪又生病了。我又是一天去两次，上班前一次，下班后一次。一天两次，她站在桌边，倚着桌子，手掌撑住全身，光着身子，我则往她身上倒水，直到把难闻的屎尿都冲掉。那恶臭。她的身体，一把骨头，蜡黄，满是皱纹，下身就像小姑娘，没有阴毛，但是腋下有长长的灰色腋毛。我实在受不了它。我对她说：“莫迪，他们会派一个护工来帮你洗澡。”而她朝我大叫：“那你走啊，我又没请你来。” 我们都累得很，情绪不好，一直对着彼此尖声嚷嚷，就像……像什么呢？用个文学词汇，我会选“悍妇”，但是她不是个悍妇，是一个端庄、体面的老人，或者她三十年来一直给人这样的假象。我看过一张照片，上面的莫迪六十五岁，一副心怀不满、满腔正义的模样。我觉得如果我那会儿认识她，不会喜欢上她。她对自己说，我喜欢孩子，他们喜欢我，我姐姐现在不生孩子了，不需要我帮忙了，根本不让我靠近她。于是莫迪在威尔兹登的当地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有一个鳏夫做了回应。他有三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九岁，一个十岁。他让莫迪在厨房里的沙发上睡，包她三餐，而作为回报，她需要：打扫房子，补他的衣服，补孩子的衣服，做一日三餐外带烘烤面包、饼干，照顾孩子。他是个卖鱼的。他午餐时间回来，若是正好看到莫迪坐下歇一会儿，就会说，你难道没有事可做吗？他一周给她两镑管他们四人的伙食，我说这根本不可能，她说自己也设法对付下来了。他带回来的鱼不要钱，而你可以买土豆和面包。不，他不穷，但是，莫迪说，他的行为不得体，这是他的问题。而为了孩子们，莫迪忍了。然后他问她，你和我去看电影吧？她去了，看到邻居们打量他俩。她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这个她不能忍。她把整个房子都清扫干净，上上下下都扫遍了，把所有的东西都补好，烤了面包，把茶具摆好，留了一张字条：我姐姐生病了，叫我去。莫迪·福勒敬上。 不过后来她就拿上了养老金，另外也会接些小活计。 那个把自己武装得“刀枪不入”的莫迪是这样一个女人，总在评判、挑剔，绷着冷冰冰的嘴。 莫迪和我冲着彼此嚷嚷，就像一家人一样。她叫道：“那你走啊，走啊，我可不要那些福利局的女人进来。”而我则大喊：“莫迪，你无可救药，你糟糕透顶，我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 然后，我一时控制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那实在是太荒唐滑稽了，她站在那儿，一丝不挂，口沫四溅地冲我怒骂，而我呢，给她冲掉身上的屎，问：“那你的耳朵洗不洗？” 她不做声了，浑身直哆嗦。“你为什么嘲笑我？” “我没嘲笑你，我在笑我们呢。看看我们这互相嚷嚷的样子吧！” 她原本站在盆里，现在跨出来，向后退了一步，瞪着我，一脸愤怒的恳求神色。 我给她裹上大毛巾，轻轻地给她擦干身子。这毛巾是我从自己的浴室拿来的，一朵粉云一样的毛巾。 眼泪顺着她脸上的皱纹流下来…… “好啦，莫迪，看在老天的分上，我们还是笑吧，要比哭好吧。” “可怕，可怕，可怕。”她喃喃着，看着前方，睁大眼睛，眼睛闪闪发光。颤抖，战栗……“可怕，可怕。” 过去的三个星期里，给她买的新衬裤都已经又脏又恶心，我都扔掉了。又买来两打，向她演示了穿上之前如何在里面铺上脱脂棉。 所以，她又过上穿尿布的日子了。 可怕，可怕，可怕…… 八月底 我躺在床上，日记本支在胸前，记日记。 那天写完最后一个“可怕”，晚上醒来，我感觉有一根金属锥在猛扎我脊背的下半部分。我根本无法移动腰部以下的部位，实在是疼得厉害。 天还暗，窗外模模糊糊有一点淡淡的天光。我试图挪一挪我的背，疼得叫出声来。这之后我就一动不动地躺着。 我躺在那儿思考。我知道这是什么，风湿痛：弗雷迪得过一次，我知道接下来会怎样。我自然是没有照顾他，我们请了一个人。尽管当时我没把这些当回事，或者说试着不把那当回事，我还是知道他痛得厉害，因为他一个星期都动弹不得。 自从不再得譬如麻疹这样的小儿病之后，我就没再生过病。我从来没有真正地病过。最多是感个冒，喉咙痛上一痛。我从来没把这些当回事。 我需要面对的是我没有朋友这个事实。没有一个可以打电话说“请帮帮我，我需要帮助”的人。 以前还有乔伊丝：但她是一个有孩子、有丈夫、有工作、有家庭要照顾的女人……我肯定自己绝不会说：“请来照顾我吧。”当然不会了。我也不能打电话喊我姐姐——又是孩子，又是房子，有丈夫，还有慈善工作，再说她反正不喜欢我。菲丽丝：我的思绪不断回到菲丽丝身上，琢磨着为什么我如此不情愿，心想我大概是有毛病，居然不想请她帮忙，她挺不错，人很好……但是当我想起薇拉·罗杰斯，我便知道薇拉·罗杰斯是我认识的人里唯一一个我会对她说“请来帮帮我”的。但是她有丈夫，有孩子，最不希望的就是又多出一个人来要她“负责”。 我痛苦地伸来够去，终于在半个小时后把电话机从床头柜挪到了我胸口。电话簿离我太远，在地上呢，我够不着。我拨了查号电话，要到了医生的号码和他们的夜间服务电话，给他们留了言。与此同时，我在理清情况。唯一一个会乐于——终于可以——照顾我的人是彭妮太太。我宁愿去死。我可以承认我是个神经病，或者随你说是什么，但是我不能承认她，我不会的…… 我倒是想要一个私人医生，但是弗雷迪一直有点社会主义倾向，他参加了国家医疗系统。反正我不生病，所以我也不在乎。我一点都不看好这位医生的上门巡诊，不过他居然不赖。年轻，有点紧张，犹豫不决。大概这是他第一次出诊。 他从楼下公寓拿到的钥匙，得叫醒M太太，不过她很大度。他自己开门进来，来到我房里，说：“啊，哪里不对？”我告诉他了，风湿腰痛；也告诉他我要什么：他必须安排一个护士来，一天两次，我需要一个床上用的便盆，我需要一个暖瓶——我的要求明确清楚。 他坐在我床脚，看着我，脸上微微有笑。我不知道他看到的是一个老太太，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还是一个中年妇女？我现在知道，他们会做什么安排完全在于一个人年龄多大，在他们眼里有多大。 “无论如何，我最好还是给你做个检查。”他说着，弯下腰来，把我一直拽到下巴底下的被单掀开，这里戳两下，那里捏一下，我不禁呻吟起来。他说：“的确是风湿痛，你也知道的，没什么药可以治，它自己慢慢会好。你要止痛药吗？” “的确需要，”我说，“而且越快越好。我受不了了。” 他给了我足够用上一阵的。他开了一张方子，然后说护士大概晚上之前是来不了的，在那之前我准备怎么办？我说我要是再不去上厕所，就要尿床了。他想了想，提出可以给我插导尿管。他这么做了——手脚麻利，一点都不疼。我这儿自然是没有痰盂，他只好用了一个厨房里拿的大玻璃瓶，但是那泡尿没完没了，他冲进厨房里疯狂地找可以用的，最后拿了一个搅拌钵回来，把橡胶管换到那里面。正是时候。“老天。”他说。那一泡尿有好几夸脱，他甚是佩服。 “要是没有护士，”他问，“你怎么办？没有邻居可帮忙吗？能在这一层喊谁一下吗？” “不要。”我说。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我曾在，比方说，薇拉的脸上看到的表情，还有我自己也感受过的表情：对回避不了的怪癖和疯癫要容忍。 “我可以送你去医院……” “不要，不要，不要。”我呻吟，听上去就像莫迪。 “哦，那好吧。” 他走了，快活，疲惫，公事公办。你根本不会知道他是个医生，他完全可能是一个会计或是技师。以前我不喜欢这样，我会希望对方温柔和蔼，又具有权威——不过现在我明白弗雷迪的意思了。 在门边，他说：“你以前是做护士的，是不是？” 这话让我笑起来，我回答：“哦，别惹我笑啊，我要死了。” 但既然他说了这话，我该感激的那是莫迪。 若是弗雷迪在，他现在会怎么看我？ 十点的样子来了一个护士，一套常规惯例也建立了起来——围绕动物需要建立的。这只动物需要排出X品脱的液体和半磅粪便；这只动物需要摄入这么多的液体和那么多的纤维、卡路里。一连两个星期，我都和莫迪一样，和那些老人一样，焦虑、一刻不停地想着：我能不能忍住，别，不要喝茶，护士说不定就不来了，我可能会尿床……两周结束后，我终于可以不用便盆（一天两次），拖着身子去厕所，我知道自己亲身体验了他们的无助感，虽然只有两周，但是切切实实、完完全全地经历了。我像莫迪一样对自己说，啊，我一次也没尿在床上，这可算是个成就。 来探病的：薇拉·罗杰斯，第一天就来了，因为我打电话给她，说她得找个人去照顾莫迪。她去莫迪那儿之前先来了这里。我平躺在床上，就这样打量她，看着她温和、诙谐、让人愉快的小脸，她有些老套的衣服，她的手——挺脏，不过这之前她一直在对付一个得了流感却不肯上医院的老太太。 我告诉她我觉得莫迪比表面上的情况还糟，向她描述起莫迪可怕的、黏糊糊、臭烘烘的排泄物来。我还说可别指望莫迪肯去医院，她宁愿去死。 “那么，”薇拉说，“她大概就真的得死了。” 我看得出来，说了这话，她很紧张：她坐在那儿盯着我的脸。尽管我只敢喝一口，她还是煮了茶，然后我们说了会儿话。她说话。我看得出来，她这是在拐弯抹角地要表达什么。很快，我明白她是要引起我的警觉。她和我讲了自己照顾的老人有多少死于癌症。简直是癌症传染，她说——或者说在她眼里是这么回事。 最终，我问她：“你觉得莫迪得了癌症？” “我不好说。我不是医生。但是她那么瘦，一把骨头。有的时候她看上去蜡黄蜡黄的。我得把她的医生叫来。我一定得这么做，你知道，这是为了保护我自己。他们总是在指责我们玩忽职守或者诸如此类的。要不是得考虑这些麻烦的话，我是不会去打扰她的。但是我不想发现自己突然间上了报纸，《社工玩忽职守不闻不问，九旬老妪孤独死于癌症》。” “也许你可以再试试请护工，帮她洗澡？也许你可以试试帮她安排个钟点工？” “如果她肯让我们进门的话。”薇拉说。然后哈哈笑。她说：“你必须笑，不然你会发疯的。他们最大的敌人是他们自己。” “你一定得告诉她我生病了，告诉她这是我为什么不能去看她的原因。” 薇拉说：“你知道她不会相信的，她会觉得这一切都是个圈套吧？” “哦，不，”我呻吟，我止不住呻吟，疼得实在是太厉害了（可怕，可怕，可怕！），“拜托了，薇拉，千万让她明白……” 我躺在那儿，我的背纠结着，我的背像一块铁板，我淌着汗，呻吟着，听着薇拉对我说：“他们都偏执多疑，怀疑这不信那的，总是觉得有圈套，总是对自己最亲的人采取反抗态度。”既然看来我是莫迪最亲的人，这就是我将面临的前景。 “你很喜欢她。”薇拉宣布，“嗯，我能理解，她有一种什么气质。有些人有，就算他们最糟糕的时候你也能看出来。当然了，其他人吧……”这时她叹了口气，一个真心实意的、非职业化的叹气。我看过薇拉·罗杰斯结束了对一个“个案”的访问，急匆匆地奔在人行道上，去看下一个，文件档案抱了满怀，忧虑、愁烦、苦恼；也看过薇拉·罗杰斯和“个案”在一起的时候，无忧无虑，微笑，倾听，根本不着急，手里有的是时间……她待我也是这样的，至少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如此。不过她来过好几次，也就不再摆出纵容、宽慰的架势，我们聊了不少时间，谈她的工作，有的时候实在太好笑了，我不得不叫她别说了，我笑不起，大笑太痛苦了。 菲丽丝来探视过，只一次。她（我的继任？），自立冷静的年轻女人，挺漂亮，只要和薇拉一比就知道了。我借此机会做了我知道她一直渴望、也需要的事。她一直在尝试我的“风格”，而我告诉她，不，绝对绝对不能折衷，永远要最好的，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这样才对。我仔细地打量她的衣服：一条“小裙子”，印花绉纱，紧身，挺好看。于是我对她说：“菲丽丝，如果这种样式是你想要的，那么至少用定制的，用好料子，或者去……”我花了两个小时，告诉她我的那些地址，裁缝的，发型师的，针织工的。她若有所思，精神集中，她十分想要我给她的东西。哦，她绝对会照做的，而且是聪明地照做，不是闭着眼睛照搬。但是她在这儿的时候，我一直都痛苦得很，可我不能对她说“菲丽丝，我疼死了，拜托帮个忙，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把我挪一厘米，这大概能有点用……”，就像当初弗雷迪和妈妈没法向我求助一样。 至于请她把便盆拿来…… 彭妮太太看到我的门是开着的，就溜了进来，犯了错误似的，鬼鬼祟祟的，先是微笑，再皱眉，最后叹气，轮着来。“啊，你生病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呢，你应该叫我的，我总是很乐意……” 她坐在刚才菲丽丝坐的椅子上，打开话匣子。她讲啊，讲啊。这些我以前都听过，她一字不差地重复着自己说过的话：印度，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土崩瓦解之际，她和丈夫是怎么挺下去的；她的仆人，那里的气候，服装，她的几条狗，她的女佣。我精力没法集中，而看着她，我知道她根本不知道我在不在听。她瞪着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前方，眼光却没落在任何东西上。她吐出一串串话来，说话，说话。我突然明白了，她这是被催了眠而恍惚了。她给自己施了催眠术。这个想法让我觉得大为有趣，我想着我们其实常常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催眠自己，想着想着就睡着了。我醒来，那至少是半个小时之后了，她还在滔滔不绝，停不下来，眼睛直愣愣的。她根本没发现我睡了一觉。 我越来越烦躁，而且很累。先是菲丽丝，现在又是彭妮太太，两个都是耗人精力的人。我试图打断她，一次，两次，最后终于提高了声音：“彭妮太太！”她继续说着，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我说话了，停下来，看起来很害怕。 “哦，天哪。”她嘟哝。 “彭妮太太，我得休息了。” “哦，天哪，哦，天哪，哦，天哪……”她的视线从我身上转到屋里，她感到了我的冷淡，知道这屋子在排斥她，她叹了口气。沉默。然后，像是远方渐起的风，她嘟哝：“然后当我们来英国的时候……” “彭妮太太。”我不留余地。 她站起身，一副她偷了东西的模样。嗯，她的确偷了。 “哦，天哪，”她说，“哦，天哪。不过，你若是需要什么，一定要告诉我，随时可以告诉我……”然后她又溜了出去，门也没关。 从此以后，谁出门，我都记得叫那个人把门带上。门把手转动，小心翼翼，但坚持不懈，我听到她喊，萨默斯太太，萨默斯太太，我能给你带点什么吗？此时我就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要不我也写个《彭妮太太的一天》？啊，不行，不行，不行，我真的没法面对这个，没法。 我和在威尔士的乔伊丝用电话聊了好几个小时。好几个月来，我们都无法对话。但是现在她会给我打电话，我会给她打电话，我们聊天。有的时候我们都沉默着，好几分钟，想着我们之间隔着的一片片原野、一道道树篱、一条条山峦，还有时间。我们聊她的婚姻，她的子女，我的婚姻，我的母亲，我们的工作。我们不聊莫迪。她把这事挑明了，不聊。她说她要去美国。喏，不是因为她担心老了以后孤身一人，因为她知道她的确就是孤身一人，而且不在乎。是为了孩子们，经历那些不安，那些痛苦之后，他们希望家里父母能都在。尽管他们都差不多成人了？我忍不住坚持自己的观点，乔伊丝笑我。 我对她说：“乔伊丝，我想和你说莫迪的事，你知道的，那个老太太。” 而乔伊丝回答：“听着，我不想知道，你明白吗？” 我说：“你不想聊一聊我身上发生的唯一一件真实的事？” “它没在你身上发生，”——凶巴巴的，固执己见——“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你让它发生了而已。” “但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很重要。” “对于她来说很重要，这是肯定的。”她说，干巴巴的，带着怨气，人们感到自己被利用了的时候，说话就是这副口气。 我对她说：“乔伊丝，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都觉得对付老人应该用计谋，就好比对付敌人，或是陷阱圈套一样，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而不是觉得我们亏欠了他们什么，不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 “我不指望我的子女照顾我。” 我感到绝望，因为我现在觉得这像是张磨损了的留声机唱片。“你现在这么说，到时候就不会这么说了。” “我不能自理的时候，我就退出，我会告辞的。” “这不过是你现在的说法罢了。” “你怎么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确定我会怎么样？” “因为我现在知道在生命的各个阶段，大家都说一样的话。” “所以到头来，我会成为一个执拗的老巫婆，一个大小便失禁的老巫婆——你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有一件事我很高兴，我和我爸之间从此隔着几千英里。他是个老可爱，但是该适可而止了。” “谁来照顾他？” “我想会送他进敬老院吧。我是这样指望的。” “大概吧。” 我们就这样聊天，我和乔伊丝，一说就是几个小时。我在伦敦平躺着，试图熬过下一次要把我的背绞起来的痉挛，她坐在山区木屋里的印花布椅子上，“请假暂离”《莉莉丝》，但实际上她已经递了辞呈了。 我不给我姐姐打电话。我不给我姐姐的孩子打电话。想到他们我就来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青少年的态度，就像乔伊丝对于我和莫迪的态度一样：啊，好吧，好吧，但是现在不行，我改天再想，我现在实在没精力。 四个星期无所事事 但是我一直在思考。思考。不是噼里啪啦、凭直觉立即下结论的那种，而是长时间慢慢地思考。关于莫迪。关于《莉莉丝》。关于乔伊丝。关于弗雷迪。关于乔姬家那群混账东西。 我回办公室上班之前，去看了莫迪。她的小脸满是敌意，但那张脸苍白，不是蜡黄，这立即让我对她感觉好多了。“你好呀。”我说。而她脸上闪过吃惊的表情，因为我消瘦了不少。 “那么你真的是生病了，是吗？”我们相对坐在美好的炉火边，她问道，声音温柔迷惘。我想到她，眼前就会浮现出那炉火：那房子肮脏、破旧、糟糕，但是那炉火让它泛着光芒，对你表示欢迎。 “是啊，我当然是生病了，莫迪。不然我会过来的。” 她转过脸，抬手遮住脸不看我。 “那个医生来了，”她终于说，声音细细的，怅然若失，“她叫他来的。” “我知道，她告诉过我。” “啊，好像她是你的朋友似的！” “你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所以一定是医生起了什么作用！” “药片我倒厕所了！” “全倒了？” 虽然生气，她还是笑出声来。“你眼还真尖！” “你的确是看上去好多了嘛。” “你这么说罢了。” “哎呀，”我决定冒这个险，“这有可能事关你会不会提前死去。” 她浑身僵直，坐在那儿，不看我，盯着炉火。感觉好像过了好长时间。然后她叹了口气，直视我。那是多么了不得的一个表情，畏惧但是勇敢，甜美，恳求，感激，还有一丝精明的幽默。 “你觉得是这么回事吗？” “几片药片的事。”我说。 “但是那药片弄得我晕乎乎的。” “逼自己能吃几片就吃几片吧。” 那是一年前的事了。如果我有时间好好记这本日记的话，它看上去会像是个建筑工地，零碎材料堆着码着，四处散落，东西都乱摆着，没有要紧和不要紧之分。你穿过工地（上周，我为了一篇文章去一个工地转了转），看到这里一堆沙子，那里一摞玻璃，零散几根钢梁，几包水泥，一些撬棍。日记的意义就在于此，记下琐碎的事件，都混在一起。不过现在我回顾过去的一年，开始明白哪些是重要的事件了。 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当时几乎都没注意到。一天晚上外甥女凯特突然出现，看上去像是二十岁而不是十五岁，现在这些青少年都有这个本事，但是她看起来有些疯癫，说话结结巴巴的，举止造作，直翻白眼。她说她离家出走来和我住了，她要做模特。我态度坚决但和蔼（我那时觉得是这样的，现在还是这样觉得的），我说她得给我马上回家去，而要是她来和我过，哪怕只是一个下午，不必怀疑，我可不会像她妈那样，我连她用过的杯子都不会帮她洗。她气鼓鼓地走了。乔姬姐姐来电话：你怎么一点点普通人的同情之心都没有？胡说，我回答。外甥女吉尔来电话。她说：“我给你打电话，是要告诉你我和凯特一点都不一样。” “那很好啊。”我说。 “如果我和你生活，你不用伺候我的。妈妈让我累得慌，我站在你这边。” “你不可能有她那么累，而且她永远都歇不下来。” “简姨，我想来过周末。” 从她的口气里，我很容易就能听出来她的想象：光彩照人的简姨，住在时尚繁华的伦敦，做各种时髦光鲜的事。 她来了。我承认，我喜欢她。她是个高挑、苗条、挺可爱的姑娘。扶风弱柳，应该是这个词。一不小心的话就会折了腰。深色的直发：看上去可能有点稀疏无光。大大的灰眼睛：和我的一样。 我看着她打量琢磨着我房间里的一切：是不是好学会了照搬回家？——或许是青少年的叛逆心理；不，不是，她这是在掂量计划如何让自己适应这里，适应和我在一起的生活。 “我想来这里和你住，简姨。” “你想来《莉莉丝》工作，成为我时髦、优雅、神奇的生活的一部分？” “我十八岁了。我不想上大学，你也没上，不是吗？” “你的意思是说，有我做护照，可以通往更好的东西，于是你就犯不着拿文凭了？” “啊，是。” “你考试成绩很好？” “我会考好的，我保证。我夏天的时候参加考试。” “唔，那我们到时候再考虑。” 我根本没考虑。这也太出格怪异了：乔姬姐姐的化身安顿到我生活里来，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 但是吉尔又来了。我特地带她去看莫迪，只说她是个老朋友。莫迪最近身体好些了。最让她伤脑筋的大小便失禁问题，现在已经好了。她自己外出采购，胃口也好。我忙进忙出，和她喝杯茶，拉拉家常，挺享受。但是我已经习惯了她，忘了其他人会怎样看她。面对这个陌生人，这个漂亮干净的姑娘，莫迪十分拘谨生硬，暗地里埋怨我把她暴露在陌生人面前。小老太冷漠简慢，只回答是和不是，没招呼我们喝茶，试图遮住裙子正面的污渍，那儿泼洒过食物。 外甥女吉尔举止礼貌，心里却大吃一惊。不是因为直面老年人：乔姬姐姐的慈善工作保证了她的子女不会见到老人就惊讶。她惊讶是因为自己得把老人以及慈善工作与她光鲜时髦的简姨联系在一起。 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晚饭，她暗暗地打量我，久久地看，目光精明，一边还闲扯着她的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趣事。 “你多久去看她一次？”她问得很委婉，我知道这一刻多么关键。 “每天都去，有的时候一天去两次。”我立即回答，斩钉截铁。 “你经常请许多朋友来吗，你出去参加派对吗，晚宴？” “基本没有。我的工作太忙了。” “但是没有忙到不能去看那个老……去看……” “福勒太太。对。” 我带她上街，去买些体面的衣服。她想要在我面前好好展示一下她的品位，给我留下个深刻印象。她做到了。 不过那个时候，要在我的议事日程上挂上号，乔姬姐姐和她的子女还早着呢。 这一年我工作了，啊，我是如何地工作的啊，我是如何地享受这份工作的啊。他们把我提成了主编。我没有说我只会干一两年，没说只不过是因为额外收入、更好的退休金才接受这份工作，没说我还有其他计划。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并没什么野心，安于一直这样工作，就像以前和乔伊丝时一样。 乔伊丝去美国定居了。离开前打来一个干巴巴、不痛不痒的电话。 我对菲丽丝说，你还是用乔伊丝的桌子吧，你接手她的工作时间够长的了。她半个小时就收拾好搬来了，一脸得意。我观察她，用手遮着我的脸。（像莫迪一样。）藏好我的想法。 减少损失，简娜，减少损失，简！ 我说，等你安顿下来，我们得讨论一下能做点什么改变。她猛地一抬头：危险。她不想要改变。她的梦想是继承她长久以来渴望、妒羡的东西。 妒羡。忌妒和妒羡。我总把这两个词混着用。奇怪的事儿：七宗罪，以前小孩子要学这些，但在我们这美妙的时代里，一个中年妇女不查字典不会知道妒羡是什么。好吧，菲丽丝并没有忌妒，我觉得她从来都没有忌妒过。她不想要我和乔伊丝的亲近和友谊，她要的是权位。菲丽丝是在妒羡。一整天，她伶牙俐齿、冷言冷语地指责挑剔，打击所有人、所有事。她开始冲乔伊丝下手。我发现自己一股怒火蹿了上来。住口，我说，你可以在别人面前说乔伊丝的刻薄话，别在我面前说。 好几个月的讨论，我们都很享受，讨论要不要把《莉莉丝》换成《玛莎》[6]。《莉莉丝》这个姑娘适合困难、焦虑的八十年代吗？ 支持《玛莎》的理由。我们需要的是更为日常、不容易引起忌妒的形象，代表着诚心诚意、与时俱进、智慧精明的服务。 支持《莉莉丝》的理由。人们天生需要魅力。时世艰难，我们越发需要乐趣。人们在时尚杂志里读时尚，就像他们读浪漫小说一样，是为了逃避。他们没有准备要按照时尚来做，他们只是享受时尚这个概念。 我对两边都没什么强烈的看法。我们的发行量也只掉了一点点而已。就接着用《莉莉丝》。 内容也不变。 我把前十二期《莉莉丝》带回家分析。 奇怪得很，当初乔伊丝和我就是《莉莉丝》，一切都是我们推动的，按我们的意志行事，那个时候我一刻都没担心过，杂志的生命力是不是在消失，动力还在吗，它还在上升的浪头上、呈上升态势吗？我知道现在动力是没有了，《莉莉丝》就像冲浪的小船，但推波造浪的力量已落在后面，很远很远。 《莉莉丝》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是有用的，内容充实，提供某种服务。 这个月这一期：一、一篇关于酗酒问题的文章。几乎所有的想法都是从《新社会》和《新科学家》上偷来的。（当然了，大部分严肃报刊杂志都是这么做的。）我曾经和乔伊丝狠狠干过一仗，说我们要注明文章来源，但是我失败了：乔伊丝说这样我们的读者会跑掉的。菲丽丝把文章重写了一遍，起名《危及你和家人的潜在威胁》。二、一篇谈及各个国家堕胎状况的文章。三、我写的关于十七世纪厨房的文章。全是大蒜和香料！肉和水果混着煮。花园里摘来的所有东西都能做沙拉。然后就是一贯的专题文章，时尚，食物，酒水，书籍，戏剧。 我动笔写我的历史小说了。哦，我们需要美化历史，这我是再清楚不过了。若是把冗长、沉重的事实写进来，严酷、痛苦，谁又能承受得了那样的重负？不，我这个伦敦女帽工的故事将是一个浪漫故事。（毕竟，莫迪将死之时，回想的一定不是拖着脚步去那冰冷难闻的厕所，而是基尔伯恩的绿地，她的德国小伙儿，还有学徒们一边嬉笑打闹，一边做漂亮帽子，那种摆在巴黎也不会显得土气的帽子。我猜，她大概也会回忆“她的男人”。不过这个想法还真是让人忍无可忍，我可接受不了。） 昨天，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在街上看到了莫迪，一个老婆子，全身着黑，鼻子挨着下巴，凶巴巴的灰眉毛，一边嘟囔、诅咒着，一边推着购物篮往前走，有几个小男孩在捉弄她。 有些我以为结果会再糟不过的事，到头来却一点不糟。甚至挺有用。甚至，我相信，很令人愉快。 在街尽头卖收音机、电视机的店里，我站在柜台边，给莫迪买一台像样的收音机。我耐心等待着，身边是一位老太太，她的包敞开着，她在里头抖抖索索地摸钱。 印度店员望着她，我也望着她，立刻回想起我第一次见莫迪时的情景。 “我恐怕钱没带够，我的钱不够。”她说，害怕、绝望，把一台微型收音机推给他。她的意思是让他把这拿去冲抵他修理这台机器的费用。她缓缓地、笨拙地转过身，准备离开。 我站在那儿，大脑飞速运转。这次我不会因为没有经验，遇到迫切需求时便手足无措了。我第一眼就看清楚了这个老太太。那副灰扑扑、脏兮兮、阴惨惨的模样。那股酸臭。那小心翼翼、慢吞吞的动作。 我帮她付了收音机的钱，去追她，在她等着有人扶她过街的时候赶上了她。我陪她回了家。 回家以后，我给那位“穿靴子的聪明猫”打了个电话，纯粹为了开开心。 “你是我在福勒太太那儿碰到的那位？” “是的，我是。”我回答。 沉默。 “我有话要说，你介意吗？”她问，干练，但也不乏人情味，“我们经常遇到好心人无心却办了坏事，把事情弄得更糟。” “对于谁来说更糟？” 我指望她会大笑，但是她不是薇拉·罗杰斯。 “我的意思是，具体点说，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好心人关注到哪位老年病患……哪位老人，但其实是他们自己心理上有障碍，你知道，他们一直都在解决自己的问题，真的。” “要我说，你这话几乎肯定没错，反正有点道理，”我说，充分享受着这分分秒秒，“但是虽然这对我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好处，所涉及的这位可怜的老年病患者却很可能是开心的，因为她明显是没有朋友，孤寡一人。” 又是沉默。显然，她觉得有必要运用自己受过的训练，琢磨从我的话里能得出什么结论。终于，她说：“我不知道你觉得‘交朋友治疗小组’会不会有用？” “惠特菲尔德小姐，”我说，“现在有这样一位老太太，你不觉得你应该上门去探望探望？” “如果她情况这么糟，她的医生怎么没有把她报上来？” “这你清楚，这些医生大多根本不去接触他们名单上的老人，那些老人们也不去找医生，因为他们害怕医生。不管这想法对还是不对。害怕被送走。” “那种观念真的太过时了。” “关键是，到了某一时刻，他们的确是会被送走。” “只有别无选择的时候才会。” “哦，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可怜的安妮·里夫斯需要探望。” “我会调查一下的。”她说，“谢谢你百忙之中还关心此事。” 然后我给薇拉打电话。 薇拉问，她叫什么名字，地址是什么，年纪多大了，情况如何。是的，她知道住在楼下的贝茨太太，但是安妮·里夫斯一直都拒绝接受他们提供的任何服务。 “她现在不会拒绝了。”我说。 薇拉和我在那栋楼门口见面。我请了一上午的假。开门的是贝茨太太，她穿着绒绒的蓝色睡裙，头上罩着蓝色发网。 她严厉地看着我，看着薇拉。“他们昨天晚上把里夫斯太太送去了医院，”她说，“她跌了一跤，在楼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起来她是伤了膝盖。” 薇拉和我，还有贝茨太太对此感慨良多，彼此心知肚明。贝茨太太那不满的表情是做给我们看的。 “呃，也许这也算件好事，我们可以把她的房间打扫一下。” “要是你觉得三十年的清扫工作一早上就能完成的话。”她下结论，侧过身让我们进去。 这栋房子是1870年左右建的。没有偷工减料，没有敷衍了事。很不错的楼梯，大方体面的楼梯平台。安妮·里夫斯的家在顶楼，光线充足，通风透气。很好的房间，比例恰当，有大窗户。 前厅俯视大街，比其他房间大。壁炉堵住了。墙纸略带褐色，细看上面有好看的棕色、粉色叶子和花朵花纹，不过颜色褪得厉害，还有污渍。挂画嵌线以上，因为屋顶漏水，墙纸已经脱落，松松地悬在那里。屋里火炉边有一把古旧的硬椅子，上面摆着破损的蓝垫子，内芯已经露出来了。有几张梳妆台，还有一个五斗柜。油毡，开了裂，褪了色。还有那张床——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法全面充分地描写那张床。双人床，棕色的木床头板和踏板——我该怎么才可以描述清楚呢？因为身体总是躺在同一个位置，床垫被磨出了痕迹，条纹亚麻布已经被磨掉了，里面是一团团乱糟糟的粗毛和一个个洞。枕头上没有枕巾，就像床垫一样，里面的羽毛戳了出来。床上有一团污秽肮脏的毯子。真脏，真恶心。但是我们在里面没看到虱子。这就像一只非常老的鸟儿的巢，已经用了好多好多年。它就像——我没法想象谁能躺在里面，或者躺在上面睡觉。 我们拉开抽屉。啊，在莫迪那儿我已经见过这样的景象了，不过这儿的更糟糕。我当时纳闷，现在还是好奇，这些垃圾，在那些让它们堆积起来的人眼里，是什么模样？ 安妮·里夫斯的一个抽屉里有——我列张单子权作备考——半幅绿色的旧绸缎窗帘，上面有香烟洞；两个断裂了的黄铜窗帘环；一条白棉布裙子，上面有污渍，正面撕了一个大口子；两双男士袜子，满是洞；一个胸罩，32号，那样式要我说该是1937年左右的，粉红棉布；一包没有开过的卫生巾，毛巾布做的——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东西，自然颇有兴趣；三条白棉布手帕，上面全是血迹，几十年前流鼻血的纪念；两条粉红人造丝衬裤，中号，没洗就塞进来了；三块OXO固体浓缩汤料；一个玳瑁鞋拔；一个女士夏鞋增白剂，已经干得开了裂；三条薄纱围巾，粉红的，蓝的，绿的；一包信，盖着1910年的邮戳；《每日镜报》上剪下来的一条新闻，宣布二战开始；几条珠链，全都是断的；一条蓝缎衬裙，腰两侧都开了口，以适应越来越宽的腰围；几个烟蒂。 看上去，这一抽屉的东西被翻了一遍又一遍，已纠结成团，想要清理，就得一点点地剔开。哎，我们可没有时间对付这个：得先做重要的事。 薇拉和我开始行动。我驱车去找家具店，也没货比三家，就在找到的第一家买了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垫。我运气好，那天早上他们送货上门。我跟在货车后面，和两个年轻人一起回来，确保他们的确送货了，他们把东西抬到了楼上。他们看到那房里的东西时，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难怪。我收买了他们，请他们帮我把那张旧床连着床垫一起搬下楼，扔到垃圾桶边。我做这些事的时候，薇拉则去买了毯子、床单、枕头、毛巾。那房里只有不多不少半块毛巾，是黑的。透过肮脏不堪的窗玻璃，我们能看到邻居们在花园里打量着那床垫，摇着头，紧绷着嘴。薇拉和我勉力把那床垫架到我的车顶上，我们把它送去了市垃圾场。 我们回来的时候，专业清洁队已经在门口了。那房间已经不是普通的家务女工可以对付的了，因此薇拉喊来了这一队四处奔忙的生猛专家。是两个瘦弱的年轻人，好脾气，无精打采，大概是外卖垃圾食品吃多了。他们站在楼上的前厅里，面对一屋腌臜笑得脸直抽搐，问道：“但是我们能做什么？” “你们可以先弄几桶热苏打水来。”我回答。薇拉已经忍俊不禁了。 我还没提厨房呢。刚走进去看，它挺正常。正中间一张挺好的方木桌，一个说得过去的煤气炉，两把相当不错的木椅，按如今市价算，每把都值我一个月的伙食费。窗户上是褪色、破损的窗帘，以前是绿色的，现在是黑色。但是那地板，那地板！走过去的时候，感觉黏糊糊的，仔细一看，上面结了一层油泥壳。 两位英雄在黏糊糊的油毡上，皱眉蹙眼，畏缩不前，说根本没有热水，叫他们怎么用热水。 “在炉子上烧。”薇拉温和地说。 “听着，”我说，“你们不是专门处理家务女工应付不了的粗活的吗？” “是的，但是总得有个限度啊，是不是啊？”其中一个埋怨道。 “总得有人做。”我说。 他们打扫了前厅，匆匆地推着拖把在地板上走了一圈。但是在厨房地板问题上，他们闹了罢工。“抱歉。”他们说着便走人了，始终保持着好脾气。 虽然大桌子、碗柜，还有椅子都被几十年的油垢粘在了地板上，薇拉和我还是把它们推出了厨房。我们把油毡撬起来：它可轻易撬不起来。这一层下头还有一层，而它们之间是半英寸厚的油腻和污垢。我们一共撬起了三层油毡。 然后薇拉得回家，处理自己家的麻烦了。 那个周末我擦洗了地板，清洗了墙壁和天花板，清空抽屉，把它们都狠狠地擦了一遍，还清理了一个裹在三十年灰泥之下的炉子。最后，这些无言的故事，这半辈子的碎屑，我装了好几塑料袋，带去市垃圾场扔了。 我在楼道里上上下下，有贝茨太太关注，她坐在她的小客厅里，喝着茶，时不时地招呼我也喝一杯。 “没有，我起码十年没有上去过了。”她说，“她得寸进尺，你要是给她一寸，接下来就是，给我煮杯茶，帮我拿这个拿那个。我差不多比她大十岁呢。我能不能问你是不是要当她的‘好邻居’？不是？” 她红润的老脸上露着苦恼、埋怨。“你把她的旧床垫撂在外面，谁都看得到。放在我的屋外——他们会以为……还有你的手，完全伸进了那垃圾和污垢……” 这也同样让她不舒服：这种脏活原不该我这样派头的淑女来干。 她给了我一把钥匙。我接过来，心里明白她给的超过了我原准备承担的。唉，我现在不抱有任何幻想了！每一条街上都有几个，也许十一二个老太太、老先生，或者勉强对付着过日子，或者突然没法勉强对付着过日子了；他们梦想着不在身边的女儿、儿子、孙子辈能来照顾他们，任何靠近他们的人都必须小心，小心！因为那是一个可怕的真空地带，你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吸进去了。不，我不会再次把自己置于这种境地，不会重蹈和莫迪——世上只有一个朋友的莫迪——那样的覆辙。 我每次去探访，只待几分钟。因为我无法归入她们知道的任何类别，无法解释，所以她们认定我是反复无常、一时冲动而大发善心。我的主要麻烦在于不能让莫迪知道我还去探望别人，因为这是一种背叛。伊莉莎·贝茨，安妮·里夫斯，就住在莫迪附近。 如果我给安妮带礼物，我就得给伊莉莎也带一件，因为我上楼要经过伊莉莎家，她看着呢。伊莉莎以前给人帮佣，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总能设法弄到手，因此，我想，她算是证明了“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7]”。我给她带高级烘焙店烤的面包，一本新的浪漫小说，某个牌子的瑞士巧克力，点缀着绿色羊齿的贞洁白玫瑰。安妮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认为英国的产品是最棒的，于是我给她带甜泥巴似的巧克力，专门为老太太酿制的一种味道恶心的酒，漂亮的扎着缎带的小花。 安妮·里夫斯住了六个星期的院。她弄伤了一条腿，但是，虽然他们告诉她已经可以正常行走了，她还是撑着助行架，不肯好好走路。她现在像个囚徒似的关在那顶楼房间里，一定得有人给她倒便桶，还需要送餐、家务女工、护士。 伊莉莎·贝茨一点都不喜欢安妮·里夫斯，对她的行为很是不屑——嗯，没错，伊莉莎·贝茨知道她都在干些什么：她任性放纵自己，一人坐在楼上喝酒，任由家里污垢堆积，到最后伊莉莎都觉得坐在那儿就能听到墙壁里有虫子在爬，有老鼠在蹿。“我可不像她。”伊莉莎斩钉截铁地对我说，微微抽了抽鼻子，像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教会人士。 “我可不像她。”安妮说，她的意思是伊莉莎惺惺作态，她丈夫去世前，她对宗教啊教堂啊一点兴趣都没有，而现在，你看看她。 安妮渴望和伊莉莎做朋友。而伊莉莎多年来从不搭理楼上那个飞快堕落的女人；这个女人根本用不着助行架，却偏要撑着一个，走得笨重；这个女人每天兴师动众，搞一帮社工来照顾她。她们称呼对方为贝茨太太、里夫斯太太。她们在这同一栋楼里做了四十年的邻居了。 社会福利中心的人在试图给安妮做“康复训练”。仅仅几周前，我对这项计划的邀约还会嗤之以鼻，甚至会大喊“但这很残忍！”不过如今我见识了伊莉莎的生活，明白为什么这些照顾老人方面的专家要坚决同老年性怠惰做斗争，哪怕这是出现在九十岁或者更大年纪的老头、老太身上。 我开始喜欢上伊莉莎了，还要加上对她的钦羡。如果我九十岁的时候还能那样！我们都这样高呼，觉得前头敌人的威胁没那么大了。 伊莉莎·贝茨的一天 她八点左右醒过来，她的卧室在宽敞的前厅，以前她就和丈夫一起睡在这里的大双人床上。不过现在她有一张不错的单人床，床边是床头柜，还有一个小电暖炉。她喜欢窝在床上读书，一般读浪漫小说。屋里摆着的是老式家具：又是这样，“古董”同一文不值的东西混搭。屋里很冷，不过她已经习惯了，上床时裹着大披肩，灌上几个热水袋。 她给自己做了顿真正的早餐，因为很早以前她就明白了饮食不该马虎这个道理，她这么说。然后她清扫整理某一间房间，不过没有以前打扫得那么彻底。十一点左右她给自己泡了咖啡。她有许多朋友，也许哪一个会来串门。她有一个特别的朋友，这个女人住在对门，比她年轻不少，七十来岁，“样子比实际上年轻许多”，戴花哨的帽子，穿漂亮的衣服。她对于伊莉莎来说是一剂良药，经常送自己做的食物过来，或者拉着伊莉莎出去看场电影。每天，伊莉莎都会去午餐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社会福利局给老人们办的。餐后伊莉莎有时会细细地评价这餐饭，比方说肉煮过头了，芽甘蓝太硬了，或者大米布丁里的肉豆蔻放得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她以前给一家人做过厨娘。不久前，午餐之后她还会在那儿多待上一两个小时，做些“活儿”：老人们做日历，画圣诞卡，做各种小活计，有的做得非常好，因为他们用上积累了一辈子的技艺。不过现在，伊莉莎说，她觉得自己得悠着点儿了，自己没有以前那么健壮了。吃过午餐，她喝一杯茶，聊一会儿天，她和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朋友一起去逛街买东西。这些就是我以前根本看不见的老太太们，但自从认识莫迪之后，我就能看到她们在大街小巷慢吞吞地走着，挽着包，提着篮子——我以前猜不到她们之间的伙伴情谊，她们生活中的乐趣，她们的欢乐愉快。很明显，她们热爱购物；而至于她们这天到底去哪家店、不去哪家店，这全看她们的情绪，那情绪复杂、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潮涨潮落。那个印度人的店脏兮兮的，不过昨天有人看到他打扫店铺了，那她们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她们这个星期会去超市，因为那里新来了一个笑容可掬的姑娘，会帮她们把东西放进篮子里。五金店里的那个人那天对她们中的一个语气不善，接下来几周，有五六个人的生意他是别想做了，尽管不一定会是永远都做不了。这些对她们来说，比便宜品牌的饼干，或者针对退休老人减价的黄油来说更要紧。购物完毕，伊莉莎带其中一个朋友回家喝茶，或者去她们那儿喝茶。回到家以后，她在厨房窗边坐下歇一会儿，在窗边她能看到外面一根根晾衣绳上的衣服，有风的时候这些衣服会在空中翩翩起舞。她还会低头看丛林般茂盛的花园，记起那里的丁香是三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栽的，还有现在杂草丛生的那个角落，当初美得像幅画似的。 我发现，她有些害怕黄昏时分。有一次，路过她家去看安妮时，我看到她双手托腮，而我向她打招呼，说“啊，伊莉莎，晚上好！”时，她转过脸去——我有些担心，走进她屋里，她指了指另一把木椅，我坐了下来。 “是这样的，”她说，“你应该保持忙碌，因为如果你闲下来，等着你的就是痴呆啦……”然后她擦了擦眼睛，努力笑了笑。 然后，出乎我意料，她把帽子又戴了起来。 “伊莉莎，你不是要出门吧？你不该休息休息吗？” “不，不行。我情绪低沉的时候，得四处走动……”于是她又出门去了，薄暮中，一个勇敢的小个子那矮胖的身影慢吞吞地绕着街区走着。 她在晚饭上不怎么费功夫，也许是一块蛋糕，也许是一盘沙拉。晚餐后，对门的那个朋友经常来串门，或者她会独自坐在那儿听收音机。她不喜欢电视。她的晚上就是这样度过的，然后上床睡觉，她睡得很迟，常常过了午夜才去睡。 春天到深秋的这段时间里，她每周会参加两三次大巴出游，去名胜古迹或是风景区玩，这些出行要么是社会福利部门组织的，要么是她去的那两家教堂之一安排的。伊莉莎是虔诚的教徒。她是个浸会教徒，不过她也上英国国教教堂。她礼拜天上两次教堂，早晚各一次，参加教堂组织的茶会，义卖会，还有废旧杂货的廉价拍卖会，去做关于在印度和非洲传教工作的讲座。她不断参加婚礼和洗礼。 她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告诉她了，稍稍轻描淡写了一点。她都懂，因为她以前在位高权重的人那儿干过活，她问了我各种我自己从来没想过的问题，比方说：不要孩子，做一份也许该养家的男人做的工作，我觉得这样对不对？她还喜欢谈时尚，不是她半世纪前穿过的衣服，而是她在街上看到的年轻姑娘们的时髦打扮，她说那打扮惹她笑，看上去真疯狂，姑娘们看上去好像过得开心极了。她喜欢看她们，但是她会想，从来买不起新衣服，只能去当铺里看，拣适合自己尺寸的有啥是啥，这样的滋味她们懂不懂。 这是因为她可怜的母亲有一天突然被丈夫抛弃了。他走了，从此杳无音信。她有三个孩子要抚养，两个女孩，一个男孩。那个男孩，伊莉莎说，什么都不会做，生来就是懒骨头，永远不肯去干点活来贴补家用，他十四岁的时候也离开了家，从此连一张圣诞卡片都没寄回来过。伊莉莎的母亲为了一对姐妹工作。周一到周五，街角的当铺里有她们的铺盖，经常还有她们的衣服，周五的时候又把这些东西赎回去。开当铺的那个女人会把一件好外套，或者一双她知道合脚的鞋子给两个姑娘留着。她会说：“喏，如果到时候那个可怜的家伙没法按时把它赎回去的话，第一个有机会拿的就是你们。” 有一天晚上伊莉莎拿出一张老明信片，大概是一战时期的，上面是一个衣着褴褛、光着脚丫的小女孩，一个孤儿。我端详着，心想真浪漫，因为那幅图抹掉了事实的严酷，用如此浪漫的方式表现这个可怜的姑娘。我正想着，伊莉莎开口了：“那个姑娘就是我——不是，我的意思是，我那时就是这个样子。十二岁的时候，我给绅士们擦洗台阶，赚一便士。我没鞋穿，我的脚也是这样冻得青一块紫一块……那真是邪恶的时代，”伊莉莎说，“邪恶。可是我又似乎记得我们挺快乐。我能记得我们姐妹两人常常笑啊唱啊的，尽管我们常常饿肚子。还有我可怜的小母亲，因为应付不过来而哭泣……” 伊莉莎虽然不喜欢电视，却会走过街去看《楼上，楼下》这部电视剧。这让我生气；但是我又自问，那我为什么要写浪漫小说呢？真相让人难以忍受，但唯此而已，岂有他哉！ 《仁慈的女士》！ 我突然意识到，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以及她那帮人（不论男女），薇拉，还有我，我们其实都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慈善家的后裔，继承了人家的衣钵。 我的新浪漫小说是这样的： 我的女主人公不是个有爵贵妇，而是伦敦一个富裕男人的妻子。她住在贝斯沃特区，在一栋离女王大道不远的房子里。她有五个孩子，是一个慈母，一颗心都扑在孩子们身上。她的丈夫倒不残暴无情，但是迟钝麻木。实话实说，我描述他的语言是从一封信上偷来的，那封信登在言辞恶毒的女权运动报上，是以前菲丽丝留在我办公桌上的。他不懂她的微妙。他有一个情妇，养在麦达维尔区，这让我们的女主人公很是松了口气。至于她，她忙着探望穷人，有许多这样的人要她照顾。她的丈夫对些活动没有怨言，因为这样她就没空琢磨他的心思。每天她都奔波在外，穿着她简单却漂亮的衣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仆陪同，帮她端着盛有汤和营养布丁的器皿。 当然了，我可不允许她照看的这些病人和老人夹生难伺候（尽管有一个老先生，身上还有克里米亚战争中留下的伤疤，她形容这个老先生时会不以为然地微微一笑，说他别扭）。不像莫迪，他们谁也不大叫大嚷，乱发脾气；也不会在人家去探望他们的时候，一两个小时里只来回重复同样的十句或十二句话，好像根本不知道同样的话你已经听他们说过上百次啦；也不会愁眉苦脸，郁郁寡欢。不，他们也许身陷赤贫，不知上哪儿找下一口粗茶淡饭，（除了仁慈的女士带来的东西以外）靠茶水、人造黄油、面包和土豆过日子；他们也许没有足够的煤炭，身边有恶劣或者暴虐的丈夫，或者是得了肺结核或产褥热而奄奄一息的妻子，但他们一直是大气、有风度的好人。他们和玛格丽特·安斯特拉瑟因为能真正欣赏彼此的优点，建立了美好的友谊。玛格丽特·安绝对没有忧郁症，不无精打采，不动不动就要晕倒，我不允许提及现实中这类可怜女人常有的这些身心失调的症状。因为她不让自己变得无聊，无聊是一个人会背痛或者偏头痛，因此在沙发上一躺就是几年的原因。（我在考虑要不要写一本论著，叫《无聊感对于艺术的贡献》。就拿海达·加布勒[8]做例子，她奇怪的行为举止源于她令人发疯的无聊。）不，玛格丽特·安没有这些毛病，唯一困扰她的是自己对于一位年轻医生的暗恋，她常在这些穷人家碰上这位医生，他也爱她。但是他有一个麻烦的、长期患病的妻子。这两个高尚的灵魂自然根本不会想到要逾规。他们在垂危病人的卧榻、病榻边相见，齐心协力减轻病人的痛苦，他们的目光偶尔会相遇，无言的歌，甚至有时眼里莹莹有泪，不过这种情况少之又少。 真是一堆陈词滥调！和《楼上，楼下》挺像，而我特爱这类东西，我们大家都一样。 但是我为此查找的资料（大量资料），让我对这些默默无闻的女英雄们，这些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慈善家们，生出由衷的敬佩和尊重。当时她们十有八九（说真的，我们又怎么知道？）受丈夫的管制，如今又遭人鄙视。真是可惜，她们对于自己做的事一般保持沉默，人们经常写她们的事迹，但她们从来不自己站出来说话。她们一定是一群生性坚强的人，杰克·伦敦、狄更斯和梅休[9]知道贫穷的滋味，他们短暂地涉足贫困，攒足了素材就抽身，而这样的贫困，她们却通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辛努力而得以知晓。当我想到她们那时去那些人家的情形，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一切多可怕，十足的可怕，破败、寒冷、压抑、肮脏，筋疲力尽的妇女，患佝偻病的孩童，遭受粗暴对待的男人——不，不，我不说下去了。但是有一件事我很清楚，那就是和这些人比起来，莫迪、安妮，还有伊莉莎，简直是富足、幸福。 看着来帮忙的社工们进进出出，安妮会说：“我在想我可怜的老妈妈，这些她都没享受过。” “那她怎么办，谁来照顾她？” “她照顾她自己。” “她身体好吗？” “她手抖，经常失手打了杯子、碟子。她跌了一跤，摔坏了股骨，她就推着一把椅子走路，好撑住自己。我们有时给她带点食物啊烈性啤酒什么的。” “那她是一个人住吗？” “她一个人住——好多年。她活了七十岁。我比她厉害，是吧？多了十多年呢！” 我很清楚，关于伊莉莎的生活，我从伊莉莎那儿听来的那些不全是事实，也许和事实一点边都沾不上；我赞扬她，就像我会赞扬一个好故事的作者一样。那些炎热的漫漫夏日，从来没有一丝阴云！和丈夫的那些出游！那些公园里的野餐！那些圣诞节！那帮友爱的好朋友们，总是聚会，从来没翻过脸！ 偶尔，帐幔会掀起，哦，只是片刻。可怜的伊莉莎，她喜欢批评人，满脑子道德规范，无法理解这个女人怎么能做那种事，或者那个怎么能做这种事。报纸上登了一则新闻，说一个年纪不小的妇女为了一个青年男子而抛弃了自己的丈夫，这则新闻让她生了好几天气。真龌龊，她说，龌龊。然后，她换了口吻，轻快、匆忙、做梦似的声音：要是现在我也可以离开，我可以离开他，甩了…… 我基本确定，这里又是一例，她想甩了的是性生活…… 伊莉莎没有生过孩子。她想要孩子。 她有没有去找医生问过？ “哦，去过，我去过，他说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应该叫我的丈夫来看看。” “我猜，他不肯？” “哦，你不能叫他做这种事，他根本不会同意。”她提高声音，“不，不，要知道，贝茨先生知道自己的权利……” 楼下，伊莉莎，我们大家的榜样…… 楼上，可悲的安妮·里夫斯。 薇拉·罗杰斯和我共进午餐，匆忙得很，就挤出了半个小时。 我对薇拉说：“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安妮是什么时候做的决定，要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都是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做了决定。” “哦，不，根本不是这样的。伊莉莎一直就是这样的，安妮一直就是这样的！” “真是个悲观主义者。那我们根本不会变咯？” “对！看看莫迪·福勒！要我说，她以前就一直是这样。最近我遇到了一个二十年没见的表亲——什么都没变，说话方式没变，习惯也一点没变。” “好家伙，薇拉，你弄得人真想跳崖！” “我可一点都看不出来。不，人一辈子都是一个样。” “那你为什么在安妮身上费这么大劲儿？” “你算问住我了。我觉得她不会变。这种情况我以前遇到过，她已经决定放弃了。不过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再努力一阵子吧，到时我们就会知道自己已经尽了力了。” 我们“拯救”安妮的计划可谓深思熟虑，富于人情味。这是个被人抛弃了的老太太，没有朋友，虽有家人，但是他们觉得她这个样子只是个负担，是桩丑事，不理会她的恳求。她的记性越来越糟，五分钟前说的话都记不住，不过久远的往事倒还记得清楚；她一生的习惯、一直用来支持自己的东西都日渐凋萎，她一脚踩下去，以为还是坚实的陆地，结果却摇晃不稳……而她，坐在椅子里，突然周围环绕着笑脸和好心肠，这些人知道如何让一切都恢复正常。 看看伊莉莎·贝茨吧——大家都这样喊。看她有那么多朋友，去旅游过那么多次，总是在外面玩……但是安妮不肯好好走路，不肯出门，不肯重新开始真正的生活。“等夏天来了再说吧。”她说。 因为伊莉莎·贝茨，我意识到有多少出游活动、短程旅行、义卖会、聚会、集会等莫迪应该享受，却没有享受。我仔细考虑了这事。我给薇拉打了电话，一明白我想请她干什么，她的口气立即变得职业和圆滑起来。 “你在说什么？”我终于问，“你的意思是，让莫迪·福勒尝试新生活没什么意义，因为她现在这样的良好状态维持不了多久？” “呃，现在这的确算是个奇迹了，不是吗？她那个病一定是已经拖了好几年了，她现在还挺着，但是……” 一个星期六，我去莫迪家，给她带了些我从阿姆斯特丹带回来的樱桃甜酒，我去那里参加了春季服装展。和伊莉莎一样，莫迪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也喜欢最好的。我们对坐着喝酒，屋里一股樱桃香。窗上的帘子放下来了，外面下着细细的春雨，雨水从破旧的排水沟往下滴，弄出不少动静。她不让希腊人请来的工人修那排水沟。 “莫迪，我想问你个问题，又不想你生我的气。” “那看来这不是件好事咯？”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从不参加市政府组织的那些去乡间的旅行？你有没有参加过他们的假日计划？还有午餐中心？他们有好多这种活动……” 她坐在那儿，一只手遮着脸，手上沾满了煤灰。早上她打扫了烟囱。失火：她告诉我她会做关于失火的噩梦。“我完全可能会死在这床上，”她说，“不知不觉地就被烟闷死了。” 她回答：“我一向不与人来往，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 “我忍不住会想到那些你本可以度过的美好时光。” “我有没有和你说过一次圣诞聚会？那是我认识你之前的事了。警察局办了一个聚会。我爬上台，跳了舞。我把衬裙露出来了，他们大概不太高兴。” 我想象着，莫迪掀起厚厚的黑裙子，露出脏兮兮的衬裤，喝得有点醉了，玩得开心。 “我觉得不是那个。”我说。 “那他们为什么没有再请我去？哦，别费劲了，反正我现在也不高兴去了。” “还有这些教堂组织的活动呢。你以前上教堂的，不是吗？” “我去过的。我去参加过一次茶会，后来又去了一次，因为教区牧师说我对他们不公平。我坐在角落里，喝我的茶，他们那些人，连句欢迎都不说，自己聊自己的天，当我不存在呢。” “你认识伊莉莎·贝茨吗？” “贝茨太太？嗯，我认识她。” “然后呢？” “我认识她，可我就一定要喜欢她吗？你的意思是，我们年龄差不多，所以就该坐在一起嚼舌头。她年轻的时候我一定不会喜欢她，这点我确定。她结了婚以后我也不喜欢她，她可让她那可怜的男人够受的，他都没法管那家叫自己家。那以后她的事我知道的，我都不喜欢，她一直是独自就没法过，身边总是有十来个女人，叽叽喳喳，叽里咕噜。所以，我为什么现在要喜欢她，喜欢到和她一起吃饭、一同喝茶的地步？我从来都只喜欢和一个朋友待在一起，不喜欢一群人因为无处可去而聚作一堆。” “我只是觉得那样你的日子可能会好过一点。” “伊莉莎·贝茨嫌我不够档次。过去二十年来都没够过。哦，我不是说我不喜欢偶尔出去一趟，有的时候教堂组织杂货义卖，我也会去，我找找有没有围巾或是好靴子，但是教堂那些女人根本不搭理我，就跟我不在场似的。” “不如你再和我去公园？或者我带你去河上坐一次船？为什么不呢？马上就是夏天啦。” “有你来和我坐坐，我现在这样就很高兴了。我回想在玫瑰园过的那个下午，这就足够了。” “你真固执，莫迪。” “我还是要我行我素，拜托啦！” 乔伊丝离开几周后，早上五点，她打来一个电话。 “你生病了？”我脱口而出；好像我已经从心里的什么地方把她给勾销了似的。 “没有，我该生病吗？” “一大早打电话来。” “我刚要上床呢。哦，是了，时差。” “没事，反正我刚好起来准备工作。” “好简娜，老伙计，”乔伊丝说，这是种含糊的新口吻，并且是嘲讽的。 “啊，乔伊丝，你喝醉了吗？” “你绝对是没醉！” “你打电话来实际上是想告诉我你的近况？公寓？丈夫？孩子？工作？” “才不是呢。我心里想，简娜怎么样了，我的老伙计简娜怎么样了？所以说，你怎么样？还有那个老太怎么样了？” 我说：“据我所知，他们怀疑她得了癌症。” “祝贺你。”乔伊丝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癌症。到处是癌症。唉，我可不觉得它比别的病更糟。你觉得呢？我的意思是，肺结核、脑膜炎、多发性硬化……”于是乔伊丝接着报了一大串疾病名称，我坐在那儿想，她不可能醉成那样。不，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在装醉。没过多久，她就谈起疾病如何逐渐被淘汰了。她古怪的措辞。“你读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他们大批大批地死于一些我们如今根本没有的疾病。比方说白喉。比方说猩红热。这么说来，还有肺结核。” 我们就这样又聊了半个多小时。最终我说：“乔伊丝，这通电话可要破你一笔财呢。” “的确是。好简娜，老伙计。所有的东西都要钱？” “嗯，是的，我的经验是这样。” “那是因为你把它当作了你的经验。”然后她就挂了电话。 没过几天她又打电话来了。早上五点。 “我喜欢想象你在那边一直不停地工作，我的老伙计，而我在这里的聚会上瞎混……” “我写了一本浪漫小说，”我告诉她，“你是我第一个告知这消息的人。他们喜欢这本书。” “浪漫……很好。比方说我，就从来没有得到足够的浪漫。我回头看看，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一直工作得太辛苦，一点乐趣都没有。你回头看也是这样的，简娜。很显然。” “我现在很开心。” 久久，久久的沉默。 “别和我说这个，因为我不会相信的。” “写这种浪漫小说于我来说是一种享受。我已经开始写另一本了。《仁慈的女士》，你喜欢这名字吗？” “仁慈。这个词我现在懂了。关于美国女性性格，我抓到了一条重要线索。仁慈心。这是从《白雪公主》来的。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姑娘看《白雪公主》，学她的样……仁慈大方地对待这个人，那个人，一个又一个人……” “我也很喜欢写严肃文章。” “你肯定是工作得太辛苦了，不会给自己找乐趣了。” “胡说。正是因为我这么努力工作，我才觉得是享受。而且我还享受和那些老太太在一起的时间。我享受那个世界，那个世界里发生的事，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有那么一个世界存在。” “真有你的。” 又是乔伊丝。“又开派对了？”我问。 她回答：“在这里，人们就只做这一件事。” 我总是问她穿的是什么，好想象她的样子，而她总是回答，和其他人穿的一样。 她说美国人是地球上最行动一致的人，就算他们叛逆，也是成群结队地叛逆，衣服也穿得和其他叛逆们一样。她的风格已经被批评过了好几次。她以为是因为她真的年龄大了，不适合那个风格了。但不是这样的，美国人严厉地质问她为什么英国人“总是看上去像吉卜赛似的”。这是我们浪漫狂野的本性，她回答，但还是舍弃了自己的风格，剪了头发，现在有一衣橱剪裁合身的长裤、衬衫、套衫以及式样各异的短礼服。她说，当你走进一个屋子，在场的所有的人都要把你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确保你没有出格。 她现在过得快活，因为人就该这样。她的丈夫也过得快活：他又交了个新女友，那人还正巧是乔伊丝的同事。我的老天啊！乔伊丝对我大呼。她那里是凌晨一点、两点、三点，她正要上床，而我这边则正在一杯一杯地喝清晨的咖啡。乔伊丝感叹，想想我离开前经历的痛苦，真是荒唐！这里，一旦夫妇中有一个觉得在这段婚姻里不快活了，那说断就断，一秒钟都不拖。 孩子们也过得快活，觉得自己的故乡落后而蛮荒，因为我们穷，没有塞得那么满的冰箱。 杂志社发展出了新事物：政治。 我不知道该不该把它当真。我想，大概……是真的吧。社里有一种新的气氛，我不喜欢，当然，我年纪大了，不喜欢变化，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一开始很宽容。屈尊俯就？可是我觉得他们才是屈尊俯就。革命不对我的胃口，但我生命中也不是没有过革命，而在我看来，我不值得像现在这样受到容忍。像以前那样受到容忍。因为我镇压过了。突然间，我出入办公室时，遇到或成群结队或三三两两的人们，他们似乎立即沉默下来，好像他们刚才的交谈太深奥，这个局外人没法领会。可他们说的内容我们都听了上千次。到处都是陈腐的政治套话，我实在没法把它们当真。尤其没法让我严肃对待的，是那些年轻人，自己就属于中产阶级，却没完没了地议论中产阶级价值观，说它要被摧毁，被取而代之，它腐朽透顶，理应受到揭露。这里头的确有一个真正出身劳工阶级的年轻人，是一个摄影师，他的父亲是个印刷工人：对于这说法，我可以展开一大段分析，讨论一下在我们这块如此中产阶级的土地上到底什么是、什么不是劳工阶级。不过我不准备跟着这帮繁琐哲学家去纠缠这种细枝末节。他们身上唯一真实的，不是他们五花八门的宗教观点，或是教条，而是他们注入自己论点里的狂热。员工中间现在蔓延着一种以前没有过的情绪，一种互相撕咬、彼此忌恨的卑鄙气氛，大家情不自禁地要批判、打压任何立场和自己不一模一样的人；同样地，大多数时间还是在批判、谴责任何一个虽和自己处在同一阵营却暂时或总是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叫我受不了的是，这种情况，我们从书里、电视里、广播里，通过很多很多渠道见识过，可这些小年轻们却弄得好像他们做的这些事前人从未做过，好像所有那些陈词滥调都是他们发明的一样。 这一切让我越来越不安，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理解了薇拉和我说的一段话。 我和薇拉四处奔波时，很享受我们的午餐，烘豆子或者一块煎蛋卷，再来一杯咖啡。我们享受我们做的事，或者准确点说，我们享受自己能做，并且能做好的事。 “老天啊，”薇拉说着，一屁股坐下来，伸手去拿香烟，把一摞两英尺高的文件碰落在地上，“老天啊，简娜，我告诉你，要是当初我递申请的时候知道会这样就好了，不用，你坐着，我就是有气要发泄发泄，你肯定无法相信……” “要不是我们杂志社也有这种事的话，”我说，“我的确不会相信。” 她口中我不会相信的事，是现在才周四，而这周已经开了七个她原该参加的会。 “这些会全是瞎折腾，瞎折腾，简娜。请相信我，不管他们要讨论的是什么，任何有脑子的人三言两语五分钟就能搞定。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会，是因为他们热爱开会，开会就是他们的社交生活，真的，简娜，这就是事实。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弄明白，但是一旦明白了……他们到底什么毛病？一开始，我刚开始工作那会儿，我自问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你知道的，新人都这样。他们会说，你不来开这个会那个会吗？我会去。你知道吗，他们当真会安排那种会议，会上他们搞角色扮演，绝了吧？他们说，现在你扮老太太，你扮她的丈夫。或者他们会讨论这个那个。你知道吗？有些兼职工，他们根本没有出过办公室门，从没真正接触过这些需要照顾的人。我的助手，所谓的助手，她就是一个兼职工，打周一早上起，她就不出办公室的门，一直在开会。我觉得她认为开会就是她的工作。然后下班后接着开，每天晚上都一样，每一个该死的晚上。之后他们一起去酒吧，完全相同的一批人。他们可舍不得分开。你要是觉得就这些了，那就大错特错啦，还有生日聚会，各种周年聚会。我告诉你，如果他们能买到一张现成的足够大的床，他们肯定会在上面一起赖上一辈子，开会。啊，我的确是开过几个会，尽了最大努力，然后我说，我不奉陪了。所以如今他们觉得我是个怪人。他们总是对我说，今天晚上要开这个会，你不来吗？好像我很另类似的，也许我的确是另类，不过我觉得不大可能。我说，明早告诉我说了些什么。你可以给我解释解释，是这样的，我很蠢，我好像搞不懂政治。” 我带着这番新见解回到社里。的确没错。他们天天召开集会，讨论各种事项，工作时间、午餐时间、工作量、经营管理、杂志政策、我、杂志的政治偏见、国家现状。很多这种会议占用了工作时间。我找来特德·威廉姆斯，他是工会代表，我对他说在我看来，他是这帮人里唯一一个没昏头的，从此以后，除了他召开的会议，其他的我统统禁止。他哈哈大笑。他觉得这帮中产阶级革命者们是个笑话。（但愿不是他们笑到最后。） 我召开了一个全体员工会议，来了近百号人。我说这是最后一个在工作时间召开的集会，从此以后除了工会代表召集的会议，严禁在工作时间集会。从今往后，想要搞社交，下了班再搞。震惊。恐慌。但是当然了，他们完全享受这次和敌人的对峙，敌人说白了就是我，就是反动势力。 我和薇拉一起吃午饭，她抱怨这周开的十个会，我对她说：“打住打住。你好像觉得这是你们社会福利工作者特有的毛病。不是的，举国上下都得了这个病。遍地都是，就像一场瘟疫。集会，议论，这是不做事的方法。这是他们的社会生活。他们是帮寂寞的人，大部分都是，没有合适的社会群体听他们倾诉。因此，要集会。总之，《莉莉丝》那头我已经把它们给禁掉了。” “不会吧！” “我规定，一周开一次会。大家都得来。每个人发言不许超过一分钟，除非是紧急的事。当真迫在眉睫的事。于是他们去酒吧聚会议论我。” “关键是，可怜的家伙们，他们不知道这不过是他们的社交生活，他们真的相信这是政治。” 我坐在这里，认真地回顾我这一年……我看着这个词，认真地。我不收回它！我看着，想到了乔伊丝那句懒洋洋、亲昵的：好简娜，老伙计。 啊，好吧。我坐在这里，认真地回顾这一年，我再次意识到我工作得多辛苦，多辛苦。我亲爱的外甥女吉尔打电话来说：“简姨，我希望你没有工作得太辛苦。”她的意思是，哦，千万不要拼命工作，不要变得乏味无趣，不要尽职尽责，不要做复杂困难的事，不然我梦想里光鲜、轻松、有趣的生活该怎么办？但是，就像我那时回答她的那样——“我这辈子都没有像你妈妈那样辛苦工作过，就算我一天工作二十个小时，这句话也照样成立。” “我能来过周末吗？” “尽管来啊。你可以帮我个忙。” 她来了。这就是一个月前的事。 我叫她写一篇文章，谈谈两次大战对时尚的影响。我留心她的表情。智囊会上，我已经检验过这个想法了。我说，在一战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习惯了看照片上大队大队穿着制服的人。那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思维里适应了制服这个概念，你就更容易追随时尚潮流；追随着时尚潮流，你就更容易接受制服。二战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看到数以百万计的人穿着制服。强国老大的军人穿性感的紧身裤子，臀部凸显。自从二战以后，全世界的人都穿紧身性感的制服。全球时尚。就是源于一场世界大战。 我讲得冷漠、客观，一点都不激动。我想看她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她听着。我留心观察她。她的确不自然，但在拼命掩饰。 “我觉得我写不了那样的文章。” “现在不行，还是根本不行？” “现在不行。” “你什么时候参加考试？” “再过几个星期。你还去看那个什么太太吗？” “福勒太太？是的，我还去看她。” 她的脸上突然露出强烈的拒斥，她真的感到紧张，这让我明白她觉得受到了多大的威胁。 就像我以前会的那样——唉，也就是不久前——她大喊：“她的家人为什么不照顾她？社会福利部门为什么不把她送到养老院去？她为什么要缠着你？” 我刚请了三周的假。他们欠我好多假呢。就连弗雷迪还在世的时候，我也从没把我的假休足过。弗雷迪自己也没有休足过假。我突然想：弗雷迪的公司是他的家吗？如果是的话，那全是因为在家里他得忍受我的各种别扭。我们会驾车出游，通常是很短的假日，一般去法国，吃得好睡得好。回到家里我们都很高兴。 菲丽丝自然很高兴趁我不在时掌管大局。她脸上有一种得意的神情，必须拼命遮掩住。为什么？所有的东西她都得来全不费功夫。比方说她的服饰。她的风格照搬了我的，对她合适极了。轻柔的丝质衣服，一切都考究、精巧，金褐色的头发。有的时候手腕上和领边有小荷叶边——唉，这些我可穿不了，我太结实了。朴素的咖啡色衬衫，柔柔地泛着光泽，领口露出细细的精致的金首饰，袖口下可以看到一条漂亮的手链，袖子上细细的条纹和手链交相辉映。她用我的裁缝，我的发型师，我的编织工，上我告诉她的店里买东西。可看上去却像她从我这儿偷艺是出于不得已：因为我对她不坦诚，故意藏着掖着。因此，当她看到我打量她的装扮，看出我在想，“哦，菲丽丝，做得好！”时，她必须掩饰住那傲慢得意的微笑，那微笑后的意思是：没错，我可胜你一筹啦！令人吃惊的姑娘。 不知道菲丽丝新添的性感是不是反映出了内心里的什么，对此好奇的不只我一个人。我观察她在摄影师办公室的样子。他们，他们的工作区，相对于我们的办公室，乔伊丝和我的——菲丽丝和我的，一直是另一个极点，一种平衡。两个权力中心。迈克尔以前没注意过这个姑娘，现在感兴趣了。她对他也有点意思。两人同我和弗雷迪那时完全不一样：鲁莽，随便，平等。反正他们谁都不肯退让一步。这是我看到的典型一幕：他斜倚着搁板桌，双脚交叉，因此身体正面完全展露，穿着软灯芯绒，可以看见鼓鼓的肌肉。他稍微偏着点头，朝她微笑时，脸颊形成一个弧度。这个迈克尔相貌不错，但这是我最近才注意到的。菲丽丝半个屁股坐在一张桌上，另一条长腿折出一个角度。她穿着漂亮柔软的衣服，比方说黑色的绒面革，或者是某种出人意料的亮色，向他展示自己的全身。他们讨论工作时——哦，多么的干练——她的发丝落在脸上。他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她的身体，这是一种冷静的欣赏，带着一点自嘲。而她睁大眼，目光嘲弄地掂量着展示给她看的肌肉。然后他们一起去吃午饭，很有可能会一边吃饭一边讨论杂志版式或者广告。 我很享受旁观这种游戏，但是得注意不能过于显露我的享受，不然菲丽丝会觉得我偷了她什么。唉，乔伊丝，这些场景我无人分享。 这三周我过得多么快乐。我没有外出，因为要是离开莫迪太久我受不了：如果这很疯狂的话，那就疯狂吧。 乔伊丝打来电话。最近她喝得实在是太多了。 “简娜，为什么你从来不给我打电话？” “就该是你给我打电话。是你离开的。” “老天，你还真没完没了。” “没错，我就是没完没了。” “我可以看见你坐在那儿，写——叫什么来着的？《仁慈的女士》？” “我都差不多完成另一本书了，严肃社会学类的，叫《真实结构和表面结构》。” “我看，你这么有精力是因为你没有感情生活？” “所谓感情生活就是指丈夫，孩子，或者甚至是一个情人？” “甚至是一个情人。你不想要一个吗，简娜？” “我害怕呢。” “啊，这话至少坦白。” “比你坦白，比如今的你坦白，乔伊丝。” “坦白？我全身上下都流露着真情实感。我参加交友小组了，我告诉过你吗？一共十个人。我们互相大声辱骂，重温我们可怕的童年。” “我不知道你的童年很可怕。” “我也不知道。但现在看起来好像我肯定有个糟糕的童年。” “真相终于出来了，是吗？感情方面的真相？” “你不会理解的，简娜。” “对于爱，我的确是一无所知。是的，这一点我知道。” “所以？” “所以，你知道吗？这些年我们坐在一起工作，从来没有吵过架，互相理解，在我看来，那就是爱。你现在觉得爱是那种叫啊、嚷啊、发生关系。” “那是当然了，我现在是美国人了。差不多是了。” “我还是我行我素吧，拜托。” 又有一次： “你在做什么，简娜？” “我十分钟前刚写完《真实结构和表面结构》。” “这速度够可以的嘛。” “我休了三个星期的假。” “没有动心去巴黎、阿姆斯特丹、赫尔辛基转一圈？” “信不信由你，我这一阵子在自己的城市过得很开心。” “和无聊老太们聊得很开心？” 这个城市永远有无限的可能，像一场盛宴，我实在喜欢这一点。但以前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喜欢它，直到我过了美好的三个星期，春季的白天很长，全部归我一个人随心所欲地享受。突然我手头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就像泡在时间的大海里。我意识到，我的时间过得同老人或者特别年轻的人一样。我会坐在花园的墙头上，看鸟儿在灌木丛里忙上忙下。黑鹂还是椋鸟，我可分不清。我会坐在咖啡馆里，整个一下午都归我，我坐在那儿听着、看着两个姑娘聊自己的男朋友，聊得咯咯笑。她们强烈的快乐感。乐趣，我的生命中缺的就是这个，我连它叫什么都不大清楚，我一直那么忙碌，哦，我一直那么辛勤地工作。 我可以从年龄非常大的人那里学到真正地、缓慢地、充分地享受乐趣，他们坐在长椅上，看人来人往，看一片叶子在街边石沿上努力保持平衡。一阵小风把它掀起来：它是会掉下去，还是会被吹到车轮下，被碾碎？不，它还躺在那里，这片厚实多汁的绿叶，充满了叶液，亮晶晶的，大概是哪只鸽子从哪根枝头啄下来的。一辆购物推车经过，轮子差一点没碾上这片叶子。推车是一个年轻女子的，里面坐着一个小孩。她爱极了那孩子，小家伙抬头，亲昵信赖地看着她。她弯下腰来，冲小东西微笑。两人在人行道上沉浸在对彼此的爱中，对周围的一切浑然不觉，老人们望着他们，和他们一起微笑。 我喜欢和某个老人一起坐在长椅上，我现在不再畏惧老人们了，而是等着他们对我产生足够的信赖，和我讲述他们的故事，充满历史的故事。我问，告诉我，你婚礼那天穿的是什么衣服？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会哈哈一笑，或是展颜微笑。“啊，原来你想知道这个，是吗？喏，是这样的，它是白色的，上面有……”或者我问，你参加过旧的那场大战吗，你知道的，就是1914年到1918年间那场大战。“可以算是参加过吧……”于是我就坐在那儿，听着，听着。 我喜欢——所有这一切，全部这一切。我越发地喜欢，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那么不可靠。只要我的背说一声，够了，停下！只要我摔断一根骨头，鸡肋骨一般长短吧，只要我在浴室滑一跤，我的浴池瓷砖上沾满了各种精油——随时随地，在命运的指示下，上百种疾病中的一种，或是上百种意外中的一种，就会向我袭来，都是意料之外，却又存在于我的身体构造或是性格特点之中，然后，好啦，我就哪儿都不能去了。就像莫迪一样，像所有那些老人一样。如今我走在他们中间，会向他们微笑，现在我了解他们了，看到他们小心翼翼地弯下腰，把购物筐的轮子拽上人行道，或者他们突然停下脚步，扶着灯柱以便站稳，看到这情景，我就知道仅仅是能站直这件事，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多么不可靠——因为他们都被多次打倒，努力爬起来，再次振作，一次比一次困难，而他们走在人行道上，手里满满的，拎着手袋、购物包、拄着拐杖，这就是个奇迹……独处，这美好的馈赠，是要仰仗健康的身体的，或者说基本健康的身体。我早上醒来，知道自己可以购物，烧饭，打扫房间，梳头，在浴池里放满水、泡进去……现在我以这样的心情迎接每一天——我过这一天不需要谁来帮忙，所有的事我都能自己做，这是何等荣幸、何等美妙、何等珍贵。 我去莫迪那儿小坐，这些天，她身体好多了，很高兴见到我，因此不会大叫大嚷，也不摔门。 对于我光鲜生活里的逸闻趣事，她永远听不够。我拼命回忆，找故事告诉她。 “莫迪，我能喝杯茶吗？听着，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它发生在……” “坐下，亲爱的。歇会儿，歇会儿。” “发生在慕尼黑。” “慕尼黑，是吗？那么，那是个好地方啦？” “好地方。也许哪天你能去看看。” “是的，也许。呃，发生了什么呢？” “你知道那些时装模特表演的时候换衣服得多迅速吧？喏，那里的一个姑娘，走出来的时候穿着一件绿色的晚礼服，然后她的黑头发散了……”我看了看莫迪的表情，看她是不是看到了我看到的景象，还没有。“一件华丽的绿色晚礼服，闪闪发光，她的头发盘在头顶，黑色的，漂亮极了，然后，突然地，它就垮了下来……”莫迪看到了，她双手向上一挥，坐在那儿，哈哈大笑。“我们大家，买家、主持人、所有人，我们哄堂大笑，笑了又笑。那个姑娘，那个模特，她站在那里，满头的黑发落在肩上和背上，她不断甩头，像演戏一样啊。” “于是你们就坐在那儿哈哈大笑……” “是啊，我们笑得停都停不下来……是这样的，这种事从来没发生过。简直是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笑。” “哦，简娜，我真喜欢听你谈你的工作。” 我也有时间听安妮·里夫斯说话，听伊莉莎·贝茨说话。 安妮坐在堵上了的壁炉边的一把小硬椅上，裹着一条旧花披肩。披肩正前方，食物、烟灰的痕迹连成了条。 “你不要以为我对你帮我做的这一切毫不感激，贝茨太太说这房子是你打扫的。” “我和薇拉·罗杰斯。” “你大概是个‘好邻居’吧。” “不，我不是。” 她若有所思、久久地打量我。 “薇拉·罗杰斯也不能算是‘好邻居’，她其实是个社会工作者？” “是的。” “啊，这我有点不大理解了。”她说这话时，是字斟句酌的。安妮·里夫斯说话基本上全用的是套话，但是对于她来说，它们不是陈词滥调，它们闪耀着明明白白的真知灼见。听她说话，就像回到了我们语言早期阶段。她说：“心未老则人不老。我的心未老。”她听过这些话，琢磨过它们，知道它们符合她的情况，恭敬、郑重地使用它们。她说：“我不喜欢和老年人在一起，我喜欢和你这样的年轻人相伴。”她说：“倘若我年轻时，他们告诉我将是如此结局，我不会相信。”她说：“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时间不等人。” 安妮一辈子都做女招待。从十四岁一直做到七十岁不得不退休，安妮曾步履轻快，端着鸡蛋、薯条、午餐肉、烘豆、煎牛排和煎鱼从上菜口送上客人的餐桌。她在咖啡馆、餐厅，以及大百货商店的职工餐厅工作过，两次大战的时候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来的士兵、飞行员们端饭送菜，这些军人中有几个想娶她。但她说，她是伦敦人，知道自己属于哪里。安妮攀上其理想的巅峰时是六十岁。一家真正高档的咖啡馆聘请了她。她切三明治，往面包卷里塞那种神奇的外国奶酪（那玩意儿她自己是不会尝的），给顾客们上意式咖啡、卡布奇诺咖啡，还有重料蛋糕。她在一个讨厌的男人手下干了十年，那个人剥削她，但是她热爱那份工作，所以不在乎。七十岁的时候，他们让她走人。由于她在那里只工作了十年，所以领不到退休金，只得了一座钟，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她把它当掉了，而她的日子是立马就不好过了的，因为她彻底垮掉了。她的丈夫在一战的时候被弹片打中肺部，后来去世了，而自从他去世以后，她的工作就一直是她的生活。她飞快地垮下去，酗酒，回忆美好的往昔，回忆在最后那家，那个咖啡馆里，她如何认识了那儿所有的顾客，他们也认识她。有时候他们会带她上酒吧去，给她买一杯上好的波尔图葡萄酒，街上的小货郎们还会招呼，啊，是我们的安妮，给她桃子，给她葡萄啊。五十五年来，她一直是一名笑容可掬、母亲般慈祥的女招待，正是这样的女招待成就了餐馆、咖啡馆，让客人回头再来。 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她就坐在那家“私密酒吧”里喝酒，直到人家打烊。然后她一个人在街上晃悠，她在自己住的那个区里没有朋友，因为她除了晚上和周日，几乎不在小区里露面。周日的时候她洗头，准备好下一周要穿的那些制服。她自己是个脏兮兮、醉醺醺的小老太，若是在街上碰到了衣着整洁、无可挑剔的伊莉莎·贝茨，她就会背过身去，盯着商店橱窗看，装作没看到她。 安妮经常谈起食物。又一次，我听到了关于六十年、七十年前膳食的详情。她们家住在霍尔本区，那栋经济公寓如今已经被拆掉了，以前楼梯是石头的，有两间卫生间，楼两侧一边一个。楼里的住户理论上都该负责打扫卫生间和楼道，但是真正去做的只有两三个女人，其他的都逃避责任。父亲是个卖苦力的。他酗酒，不断地丢掉工作。三个孩子，安妮是老大。日子不好过时——这是经常的——孩子们会跑到店里去买六个鸡蛋，六便士；买前一天剩下来的不新鲜的面包，德国面包师们特意把它们留下来给穷人；讨煮羊头的汤，这是免费分给穷人的。他们抱一罐回来，母亲做点面疙瘩汤，这就是他们的晚饭。他们花六便士，从屠夫那里买油渣，回来炖着吃。还有大个的水果布丁，煮的，上面撒了糖，用来压制食欲——和莫迪记得的一样。日子好过的时候，一家人就挑最好的吃，父亲在周六晚上去参加肉品拍卖，快过期的肉那个时候拿出来卖，他半个克朗[10]就能买回一大块牛里脊，或者一条羊腿。他们吃鳗鱼、土豆，浇欧芹汁，鳗鱼是从鳗鱼店里用盆端回来的。或者他们喝浓浓的豌豆汤，汤里还加了土豆。牛奶是从一个老太太那儿买的，她养了头奶牛，就养在后院的棚子里，脑袋从门上方伸出来，孩子们走进来的时候它就哞哞叫。老太太卖乳酪、黄油和奶油。 她们家从菜贩子那里买“残次品”：上面有一点黑斑的苹果，或者前一天的绿色蔬菜。它们和新鲜的差不多，有的时候根本不要钱，白给他们。 在面包店里，如果他们买当天的面包，那个德国女人总是会给孩子们添上点前一天的蛋糕。在市场里，一个做糖果的男人站在带遮阳篷的货摊上，在火上煮太妃糖，然后在上面撒椰蓉、核桃，或者榛子，他用小锤子把太妃糖敲开，常把敲碎落的糖渣分给孩子们。 还有衣服。安妮，按她自己的话说，是个信奉及时行乐的姑娘，三十多岁了才结婚。她的钱都花在买衣服上了。她那时很苗条，每周花半克朗烫一次头发，会在索霍区的商店买衣服，用分期付款的。她有一条镶黑蕾丝边的舞裙，上面缀着朵红玫瑰，警察局办舞会的时候她就穿这个去。她有一条海军蓝的裙子，白色的滚边，合身极了。她戴有面纱的小帽子，因为她的男朋友们喜欢。一条棕色的百褶裙，侧边从上到下一排扣子，扣子有勺子那么大。一件紧身风衣，翻领，蓝天鹅绒。她回忆着六十、五十、四十年前的服装，每提起一件，就会说，他们现在不做这样的衣服了。她讲到牛肉上的白脂肪时也是这样说，现在没有这样的食物了。她说得没错。 我问她以前那些衣服她都怎么处理了：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毕竟，很少人真能把衣服一直穿到破。“我穿它们穿到腻味了为止。”她说，没明白我想知道的是什么。 “之后呢？” “那你是怎么处理你那些衣服的呢？”——她打量我的衣服，但不像莫迪那样是以专业眼光打量的。“你的衣服很漂亮，那你一直把它们穿到破为止吗？” “不会，我把它们捐给牛济会[11]。” “那是什么东西？” 我解释给她听。她根本听不进去。她听不进去的不仅仅是这个：大概十年前的某一时刻，安妮的大脑就冻结了，或者说停止运作了，或者说饱和了。有的时候，我坐在那儿，听着她重复同样的故事，我会尝试给她灌输点新事物。 我告诉过她我为一本女性杂志工作。她听说过那名字，但是从来没读过。她不好奇。不，这么说不对：她大脑那架机器里有一个固定模板，任何东西只要超出这个模板，就无法接纳。于是，我会说，今天我去见了一个年轻的服装设计师，她做的衣服是给……但我几乎立刻就必须抛开整体，转向细节，因为我能从她的眼里看出她没听进去。“我看到一件漂亮的衣服，”我说，“蓝色的，上面有……” 安妮经常坐在三楼她的窗边，望着大街，等有趣的事发生。除了来去匆匆的家务女工、护理员、送餐员以外，家里只有她独自一人。而直到十年前，她还从来没有缺过伙伴，她说自己根本没单独一个人待过。但是现在的人都闷在屋里，看电视，而不像当初她和妹妹那样，在街上瞎逛、冒险。两个年轻靓丽的姑娘，将整个西区玩弄于股掌之上，她们利用它，也知道如何躲避危险。若是两个心里打着小算盘的推销员上前搭讪，她们也不拒绝，会跟着他们去罗曼诺大酒店，吃一餐真正讲究的美食，然后，指望她们该有所回报的时候，她们就说，若是不介意的话，我们去一下盥洗室，就一会儿——但是她们对进出的明路暗道了如指掌，于是直到现在这些推销员的情也还没还掉呢。或者别人要带她们去音乐厅或是剧院，她们也去，散场的时候就混入人群逃之夭夭，要么编个理由钻进警察局，再要么就是闪进地铁。因为她们是好女孩，她们真的是，安妮每隔一天就要向我申明一次。她生命中的那段时光，妹妹出嫁（她真蠢）前五年，两个年轻姑娘还不到二十岁，安妮还在做第一份工作，那些年是她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她现在坐在这里回忆它们——它们，还有那个咖啡馆。坐在窗前朝外望，这才是她想看到的，生气勃勃、脑袋灵光、闹闹嚷嚷的人群，若是街上还有推着手推车的卖货郎和顾客讨价还价，那自然是更好啦。但是没有，现如今没有这样的景象了。至于她在街上看到的那些年轻人，对他们她可没什么好话说。但其实这些年轻人便是早年的她和她的妹妹，十来个住在街角公寓里的男孩女孩，精力充沛，黑皮肤，棕皮肤，白皮肤，肆无忌惮，小偷小摸，有的时候在这条街上溜达，这是他们领土的一部分啊。但他们看到的是窗户后向外张望的一张张老脸，这些房子里住满了上年纪的人，这个区对于他们来说太沉闷乏味了，对于安妮来说也是这样。 安妮满腹牢骚，喋喋不休地抱怨，她太无聊了，日子真是枯燥乏味…… 可怜的伊莉莎·贝茨的故事都发生在遥远的过去，那会儿她的丈夫、她的姐妹都还在世。 现在她孑然一身。她认为自己在哪里还有一个侄女，但是她把她的地址弄丢了。一个姐夫最近去世了。提到他，她叹气，愁苦。“知道吗，他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她喃喃说道，然后努力挤出来一个微笑。 而她的“年轻”朋友，那个七十岁的女人，嫁给了一个在午餐中心认识的男人，移居苏格兰了。这让伊莉莎·贝茨大为震惊。经常有事情让她愤慨。认识伊莉莎·贝茨之前，我从来没有弄懂过这个词。听到什么让她震惊的消息——这是常有的事——她会十指张开，双手举到齐肩高，眼睛圆睁，大口抽气，喊道，啊，啊，啊！我怎么也想不到！ 关于她失去的这个“年轻”朋友，她表示谴责，我哪会想到她是这样的人！ 她这话的意思，信不信由你，是她怀疑那可怜的女人嫁给那个稀里糊涂、枯柴一根的老情郎，是为了床笫之欢。 楼上的安妮可不是这样的，她有的时候颇像《福尔赛世家》里那个精于世故、热爱生活的女人，艾琳被强奸时她奏着手摇风琴，咧嘴笑着，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得意[12]。我们的安妮创造了一个羞涩胆怯、优雅精致、坚忍自制的人格样式，以配合她认为自己在我们心中的那个形象，一切不快的事实在她面前都万万不可提及。比方说，她喜欢和我们说起，她父亲、母亲、丈夫经常挡住她，不让她看到街上被撞死的狗，亲戚去世的消息都瞒着她，甚至路上的送葬队伍也不让她看到，因为她是如此多愁善感，纤弱娇柔。（长不大的女儿，长不大的妻子！）哦，是的，安妮，伦敦西区漂亮的女土匪，同时也给自己打造了一种噘着小嘴、腼腆娇羞、一脸痴笑的风格，我觉得她那些情郎们看到的也是她的这一面。十有八九，那些加拿大飞行员，澳大利亚士兵，美国水手，两次大战时的战士们，还有那些推销员们，花花公子们，这些“带她出去”、给她买礼物的人，都从没见过这个得意洋洋、肆无忌惮、会占便宜的女人。如今她有时会忘了要面带假笑或者故作优雅，这个时候她就会眨眨眼，说，哦，我那会儿知道如何照顾自己，我知道门道，我不想给人的东西从来就没脱过手。 但这个女人几乎是转眼就没了踪影，安妮记起来要保持体面，于是她就又变回腼腆羞怯的小姑娘了，就连坐的时候，用的都是三岁小孩——这个八十五岁的老太——憨态可掬的呆样，那姿势在无声地说，哦，我是多么娇柔的小东西，这么可爱…… 我感觉安妮很认真地考虑琢磨过什么能告诉我们，什么不能告诉我们，而且她的故事总是被认真编辑过的。 但是有的时候事实会一闪而过：广告里的一句台词，或者流行歌里的一句歌词，然后她就容光焕发——小值夜护士，他这样唤我，那天她这样低声呢喃；然后，她记起我还在场，朝我微微一笑，半是害怕，半是得意。是的，值夜护士——哎，我喜欢坐在这里，记得我的人生的确美好。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人行道上有一帮老太太，都戴着帽子，围着围巾，以抵御傍晚的春寒。她们刚坐大巴从哈特菲尔德回来，是教堂组织的郊游。她们中有伊莉莎·贝茨。小老太太们，叽叽喳喳地聊着天。瞧不起莫迪的这伙人。教区牧师也在，身边是几个女助手。伊莉莎的朋友们扶着她。我意识到在她们眼里，她身体虚弱，而且越来越虚弱。我给薇拉打电话；她说：“她最后一个亲戚去世了，她最好的朋友嫁了人搬走了，她这样也不意外吧……” 我又看到了莫迪，在刺眼的春光下，拖着步子困难地走着，气喘吁吁。脸色是鲜亮的黄，那种看上去像是涂了颜料的模样。我不需要打电话给薇拉问情况了。 三周结束，我决定，简单说吧，少工作一点。他们喜欢我的《女帽工》。他们喜欢我的《时尚变化》。 我将只做兼职，他们得找个新主编。我想要享受生活，放慢节奏…… 乔姬姐姐打电话来，她现在都是这个口气，小心翼翼地、态度含糊地，查验一下她不负责的妹妹。我讲话未加思索，说了我以后不做全职了，不出两分钟，吉尔就打来了电话。 “简姨，”她喘着粗气，“不是真的吧，不可能吧。” 我沉默着，沉默了太久。 她哭起来。“简姨，你答应了的。” 我答应了？我做出了承诺？ 我好好考虑了一番，给她写了信，鼓励她在即将到来的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让她知道成绩以后就来找我。我几乎可以听到乔姬姐姐从北极吹来的冷气，冰冷，责难：真是的，简娜，你除了自己，从来不为别人考虑吗？ 又是乔伊丝： 她说：“我这些天一直在打扫和整理我们的新公寓，我刚把厨房擦洗干净，然后我想到了你。” “那么，新公寓怎么样，美国怎么样，在大学的生活怎么样，当师母当得怎么样？” “我想我要去当顾问。” “去哪个委员会[13]当？” “不是，是咨询顾问，我去给人出主意。” “给谁？” “那些需要别人帮忙出主意的人啊。” “代表谁？” “那些知道答案的人。” “很显然人家不会少你薪水？” “足够的薪水。这钱好赚。但其实真应该你来干，简娜。提供建议你比我强。” “我从来没提供过建议。” “长篇社会学方向的学术论文不是建议是什么？” “你丈夫喜欢美国吗？” “他正在适应。” “你那两个充满活力的孩子呢？” “他们在适应，和同龄孩子们和谐相处。” “那你呢，乔伊丝？” “有可能我太老或者太顽固了，适应不了。” “哦，这是不是说你要回来？” “我可没这么说，简娜。” “我明白了。” “我就知道你会明白。” “嗯，我想你。” “我想你。” “再见。” “再见。” 喏，这一年就是这样了。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说的，这是此时此刻。这是现在。 我和他们说了他们得找一个新主编，我想一周只来两三天，或者只上午来。菲丽丝有怨言。她做主编助理，和我一起工作，十分出成绩。我要因为菲丽丝，因为吉尔而坚持全职吗？她们的质问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无言的质问——菲丽丝。滔滔不绝、大呼小叫——吉尔。 但是大水会轻而易举地、彻头彻尾地将我淹没，就像当初它淹没乔伊丝一样。 杂志社里的年轻人以可爱的漫不经心待我，这是办公室里的新风格——肯定不是我的，它是从哪来的呢？做事的效率都降低了，草率马虎。他们又开始集会了，午餐时间、咖啡时间。“哦，对不起，简娜，我们在开会。” “祝你们愉快。”我说，这个斗争我放弃了。他们无一例外全是革命者，这帮受过良好教育、收入丰厚、营养充足的年轻人，他们像我一样，花在衣服上的钱足够养活一家子。我对他们说，唔，革命之家还是包含多处宅邸的，他们嘴巴上都表示觉得这话很有意思。 迈克尔和他的伙伴们全身心“投入”，认真研究洗脑技巧，宣传、使用口号、劝人皈依，等等。当然了，研究的角度是，如果这些玩意儿用在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同志们身上，该如何对抗。 我说：“但是你们似乎没有考虑过，你还有你的手下，会把这些东西用在敌人身上——很可能就是我的身上？” “哦，简娜，别这样。” “不，要不是你和你们一伙有很大的可能获得权力，”我说，“我倒是会觉得这挺可爱的。当然了，你们谁都熬不过十分钟。第一波就要被淘汰掉。” “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真的是。” “一个个的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对于新统治阶级来说可不是什么好的特质。” “啊，你自然是了解浪漫的啦，”迈克尔说，挥了挥《马里波恩的女帽工》的校样，杂志社上上下下都在兴致勃勃地读它，“但是为什么不写一本关于他们的严肃小说呢？他们受到了那样的剥削和压榨。”他提高声音。 “这就留给你做了。”我说，“在我看来，事实叫人无法忍受，我们承受不了，只好将它美化一下。” “逃避主义者。” 可我把我那本严肃著作《时尚变化》的校样拿给他，他却没有读。这是因为，我知道，他需要把我归入这样一个类别：无法面对现实的老龄保守派。 莫迪生病了。她看起来情况很不好。她坐在我对面，大白天也把窗帘拉上，不让我看到她的脸。但她改变坐姿的时候，我能听到她喘气，看到她抬手护住肚子。她小口小口地抿着茶，好像那是毒药似的，然后突然又一杯接一杯地灌，好像可以用它冲走什么。 过去的一年，我一直在找医生给她开药，但是医生只能估摸着开，因为她不肯去看病。她不肯去。 今天我对她说：“莫迪，你应该让医生看看。” “如果你们已经这么决定了，那我就照指示办。”愠怒。 “不，去不去由你决定。” “那只是你说的吧。” 我意识到她其实是希望我请医生来的，但是不肯这么说。他会开新药片吗？如果某个独裁者想要征服一个民族的话，他只需要上电视荧幕说，好，都给我听好，现在你们该吃小白药片了。乖乖地给我吃小白药片，亲爱的…… 如果你问安妮，你问伊莉莎，你们在吃什么药？她们从来不会想到要这样回答：我在吃硝基安定、安定、戴奥辛、速尿灵，她们都回答说，是一种黄色的大药片，白色的小药丸，粉红的药片，上面有一道蓝色…… 今天医生来了。我不在场。莫迪说：“他说我得去再做个检查。” “我陪你去。” “随你的便。” 今天我带莫迪上医院。我帮她填了表。她声明不希望接受检查时有学生观摩。轮到我们的时候，他们先把我喊进去了。一间有许多窗户的大房间，权威之桌，大牌医生，一大帮学生。他们年轻无知的脸…… “不让学生见病人，那我还怎么教他们？”他问我。 我回答：“那样她受不了。” 他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不算什么，而且我敢肯定要是你生病了，你也不会觉得那有什么的。” 这简直蠢透了，我都懒得理论。“她年纪太大，还很害怕。”我说，不再解释。 “哼！”然后，他对学生们说，“那看来我得请你们出去了。” 这是暗示我该退让了，但我才不准备让步呢。 学生们离开，房里留下那会诊医生，我，还有一个年轻的印度人。 “你得容忍我的助手。” 莫迪在护士的搀扶下慢吞吞地走进来，不抬眼看我们。她被安置在我身边的椅子上。 “你的名字？”大牌医生问。 莫迪没有抬头，但是在嘟囔。我知道她在说自己看到我在表上填了她的名字的。 “你感觉怎么样？”大牌医生问道，声音洪亮，吐字清晰。 现在莫迪抬起了头，瞪着他，满脸诧异。 “你哪里痛吗？”医生问。 “我的医生说我得上这儿来。”莫迪回答，又害怕又愤怒，浑身发抖。 “明白了。好吧，拉乌尔医生会替我给你做检查，检查完了以后你再回到这里来。” 他们带我和莫迪去了一间小房间。 “我不要，我不干。”她恶狠狠地对我说。 我自顾自地给她脱掉外套，我和医生一样恃强凌弱，然后一股气味扑鼻而来。唉，我要是能习惯它就好了。 “我为什么要接受检查？”她抱怨，“这不是我想要的，是你们大家想要的。” “既然来了，不如就让他们检查检查嘛。” 我脱掉她的裙子，看到她的内衣又脏了，我知道这是今天才换上的。她直哆嗦。我把她的衣服全脱了，只留衬裤，然后拿医院的大号病员服把她裹上。 我们等了好长时间。莫迪直挺挺地坐在检查台上，眼睛死死地盯着墙。 印度医生终于进屋来了。很可爱的人。我喜欢他，莫迪也喜欢他，耐心地躺了下来，容他细细检查。（福勒太太，我们躺下好不好？我们翻个身好不好？我们咳一声好不好？我们屏住呼吸好不好？这是个标准用语，侮辱人，各个医院和养老院里所有和老人打交道的人都用，把这些老人当孩子对待。）他听了她的心跳，听了好久她的肺，然后他伸出他棕色的手，十分轻柔地摸她的肚子。一丁点小的肚子，不知道她吃的东西都上哪里去了。 “那里有什么？那里有什么？”她恶狠狠地质问。 “到现在为止，在我看来，什么都没有。”他微笑，令人愉快。 突然，大牌医生大步走进来。他吼道：“你把食道X光片交到档案室去干什么？我现在要用。” 印度医生站直身子，看着老板，莫迪的身子横在他们之间，他棕色的手还在她的肚子上。 “那看来我弄错您的意思了。”他回答。 “不称职就是不称职，别找借口。” 突然，莫迪开口：“你凶他做什么？他是个好人。” “他也许是个好人，但是个很糟糕的医生。”暴君说着离开了。 我们三个不看彼此。 印度医生帮莫迪拉起裤子，扶她坐起来。他生气了，我们看得出来。 “我看他这下心里好过了。”莫迪恨恨地说。 回到大牌医生的房间，莫迪，印度人，我，坐在三把椅子上，面对着他。 我知道事情不妙，因为那人态度和蔼，精明干练，也因为那印度医生待莫迪的态度意味着什么。但是莫迪身子向前倾，蓝眼睛炯炯地盯着大牌医师的脸：她在等着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下结论。结论来了：啊，说得有技巧，我很佩服，满分。 “嗯，福勒太太，我们给你做了全面检查，你身上没有什么我们控制不了的病。你一定得记得吃……”他就这样讲着，看看记录，再看看她，微笑，然后再低头看记录，好像在核实事实，多精彩的一场表演。而我则在想，目前我是没法知道真实情况了，得等报告到了莫迪的医生那儿，薇拉给他打过电话，我再给薇拉打电话，那时我才能知道：而在此之前我只能勉强忍着了，因为我不是莫迪真正的亲人，只不过是走得最近的人而已。 出租车里，莫迪裹成厚厚黑黑的一团，身子挺得笔直，紧张、痛苦、颤抖，她问：“我的胃疼呢，那个怎么说？” 她之前没和我说过她胃疼的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好说她的医生会来的。 “为什么？你把我带到那儿去，又是那样的阵仗，又是那个会诊医生，随他管自己叫什么，那个狗屎大人，可是折腾了这一通，我还是回了家，都不能让我知道到底怎么了。” 得知这消息用了十天，这些天里莫迪担心极了。她知道自己得了很严重的病。大牌医生给小医生写了信。薇拉给他打了电话。薇拉给我打电话：莫迪得了胃癌。 薇拉对我说：“很严重，糟糕透了——但这你知道，他们现在能控制疼痛，他们很清楚该怎么做。所以等她非住院不可的时候……” 薇拉怕我担心——我的确担心。非常担心。与此同时，莫迪被告知她得的是胃溃疡，他们给她开了温和的止痛药。但很不幸，这药会让她晕乎乎的，因此多半都给她扔进了马桶。 薇拉和我通电话，许多话都没有挑明说，更多的是心照不宣：尽量不送莫迪去住院，拖一时是一时。如果她不想要，就不请家务女工来烦她，也不让护理上门给她清洗。我们要设法让她的房东不理睬市政府发来的警告，即他会因她公寓的现状而上法庭。与此同时，薇拉会和相关官员谈一次。 这一切会持续多久？我发现自己突然迫切希望它能早日结束。简而言之，我希望莫迪死掉。 但是莫迪不想死。正相反，她心中烧着一把熊熊的怒火，她非要活下去不可。是薇拉强迫她去医院的，是她把她的医生叫来的，是她硬让他们给她下了胃溃疡的诊断。敌人就是薇拉：但是，像薇拉说的，这是好事，因为老人们一定要有个敌人（只是老人们吗？），所以她可以把我当作朋友，把薇拉当作敌人。这种事薇拉已经习以为常了。 莫迪对我说：“胃溃疡？”她坐着，两只青筋虬结的手捂着肚子，轻轻地摸着。她脑门上有汗。 薇拉说老人的细胞自我复制的速度很慢，也许还要很久癌细胞才会扩散到致命的地步，莫迪可以再活三年、四年——谁知道呢？ 薇拉和我在街角的咖啡店里喝茶，吃烘豆和烤面包片。我们都是挤出时间来吃这顿饭的，吃完就匆匆奔向各自的岗位。 薇拉对我说，是的，莫迪说不定知道，但也可能不知道：我们得察言观色，见机行事。 薇拉和我说了她照顾的一个老先生的事，他得了肠癌，却挺直腰板，存活（她用的原词！）了两年。他知道。她知道。他知道她知道。他的痛苦，他的挣扎，他慢慢地一天一天垮下去——那污秽——他们两人都视而不见。但是昨天他对她说，啊，熬不久了，死了我也不遗憾了。我受够了。 莫迪不肯要家务女工，坚决不要。听着她说话，我看得出来，多少年来，这位那位的社工都在试图让莫迪讲道理。听了莫迪说的他们那些故事，你还以为他们是一帮懒婆娘、小盗贼呢。但是我现在知道的多些了，因为我见过安妮的家务女工。而伊莉莎·贝茨生病了，突然就生了重病，几乎无法自理，所以安妮的家务女工现在也给她做家务，尽管这些年来她最为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她素来、从来不要人帮什么忙，从来没有出让过自主权，从来没有做过别人的累赘。 一个家务女工的一天 她也许是爱尔兰人，或者西印度群岛人，或者英格兰人——什么国籍都有可能，但是她没什么资质，又有什么人要照顾，或者有孩子，于是就得找一个不妨碍她照顾家庭的工作。她年轻，至少不是上了年纪，因为做这种工作是要力气的。她总有一点什么病，不是腿疼，就是背痛，要么是长期消化不良，再或者是子宫有毛病。但是如今几乎每个女人都有子宫方面的病。（为什么呢？） 她几乎肯定住在政府公租房里，是市政府的雇员，做家务女工。 她六点半或者七点起床，和丈夫一起。他搞建筑，一大早就得出门。他们中的一个烧上水，给孩子们倒好玉米片，两人一起把他们哄起床，哄他们洗漱，换衣服。她还要留意大家的早饭、健康状况、猫粮、天气，她的声音和大儿子的录音机此起彼伏，她压低着嗓门，因为她在数落他。但与此同时，她还在安排着一天的计划。在下雨……孩子们得带雨衣……本尼要带踢足球的那套行头……她得去给丈夫取治皮肤感染的处方药，那是上周冒出来的病，还没有要好的迹象。她一边给牙医打电话为“宝宝”——现在五岁了——预约，一边催促老二——是个女儿——手脚麻利点，给五岁的那个穿上外套，戴上围巾，不然她们要迟到了。她的丈夫一边往嘴里塞玉米片、面包片和果酱，一边读《每日镜报》，心不在焉地挠着脖子，那儿一片鲜红，这样子让她很担心。他对儿子——十二岁——说，来吧，走吧，然后，经过妻子身边时，从她手里（没拿着电话听筒的那只）接过一袋三明治，三明治是他在盥洗室里洗漱时她给他做的。晚上见，他口齿含糊，因为他在想要不要找医生看一下那皮疹。她冲着他们的背影喊，本尼，你踢球的装备，两个男人就离开了。 家里只剩两个女孩。录音机关掉了，没了音乐。一片寂静。“宝宝”捡起一片面包，轻轻哼着，大点的姑娘坐在那里，飞快地往嘴里塞面包片和果酱。 家务女工一屁股坐在一把椅子上，还拿着电话，她把话筒夹在腮下，给自己倒了茶，伸手把儿子没吃完的面包片和果酱拿过来，她可不能容忍浪费。 她打了六个电话，都和丈夫以及孩子们有关，然后给家政办公室打电话，看有没有新活。他们让她今天去霍奇斯老先生家，给他做家务的女工刚打电话来说自己得带母亲上医院去，今天不能工作。办公室的人听上去有些抱歉，应该的，因为布丽奇特原本一天就要跑四家，而且他们都难伺候。她总是分配到难伺候的老人，因为她很善于和他们打交道。 她坐在那儿，看着“宝宝”——哎呀呀，看看，看看，牛奶泼出来了吧，一团糟啊——琢磨着怎么把霍奇斯先生安排进日程里。然后她站起来，好了，该去上学了。她一一拿起手袋、购物袋、篮子，这些东西原本扔在厨房的各个角落。然后她从抽屉里拿钱，找一块塑料布顶在脑袋上，拿上给孩子们的两袋三明治，还有一堆她们上学需要的小物件：书本、练习簿、蜡笔。这些东西似乎在她四周跳舞，包里、抽屉里、钩子上，上蹿下跳。三个人终于准备就绪，都裹了塑料，以抵御外面的坏天气。 她们出了门，发现外头的天气倒不是特别糟糕，潮湿，但是不冷。到学校走路就五分钟，这点很不错。至少她生活中，这方面很便利，布丽奇特对这一点一直非常庆幸。看到两个小姑娘跑着穿过了操场，她转身离开，心想，哦，她不再是小宝宝了，小玛丽不是小宝宝了——现在安排安排，再要一个是不是太迟了？有些时候，她渴望有第四个孩子。她提起这事时，丈夫说她神经不正常，她也觉得他说的对……她脚步匆匆，经过另一个送孩子到校门口的母亲身旁时，朝童车里的一个小宝宝微笑，心里想道，丫头，打住！你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 她回家又待了几分钟，每天就这会儿她可以享受一下彻底的宁静。她坐在厨房桌边，看看壶里还有没有剩下的茶——有的，但是看起来太浓了，她懒得喝。她蜷成一团坐着，平稳地呼吸，从里到外，还是一个年轻女人呢，不到四十岁，你还能在她身上看到十二年前她和丈夫刚来到这个国家时的影子，一个貌美如花的爱尔兰姑娘。矢车菊蓝的眼睛，粉嫩的皮肤，一头浓密的黑色卷发。不管怎么说吧，她现在很疲劳，也一脸倦容。疲劳——这就是她如今的状态。 脑子里，她在列要买些什么，要给四个常规客户以及自己家买的东西——啊，是的，她差点忘了——要给霍奇斯老先生买的东西。他用电话吗？哦，不，圣母马利亚，帮帮我！这是不是意味着她得多出一趟门，给他买食物和日用品？不，她先去他家处理他的事，然后再去购物。真麻烦。 她一点都不想去霍奇斯先生家，她早就认得霍奇斯先生了。 布丽奇特又望了望天，觉得脱掉塑料外罩没事，然后再次拿起包和篮子。走去霍奇斯先生家要十分钟。她没有钥匙，站在那里嘭嘭地敲门，终于，楼上窗户里探出一个脑袋，一个气鼓鼓的老头，他说：“你要干什么？走开走开。” “哦，霍奇斯先生，”布丽奇特欢快地喊道，“你认识我的，我是布丽奇特。你记得不？莫琳今天不能来，她得带她妈妈上医院去。” “谁？” “哦，行行好，让我进来吧。我可没法在这儿耗上一天的。” 这个威胁成功地让他开了门，她飞快地以一名医生、护士、精神病医生——或者说家务女工——的专业眼光打量了他一番，心想——谢天谢地！——他今天不算太糟。霍奇斯先生八十五岁。霍奇斯太太身体太差，现在住在养老院里，这让霍奇斯先生松了一大口气，因为他俩怄气，连杀了彼此的心都有了。霍奇斯先生是个干瘦的小个子老头，衣服挂在身上。最近他瘦得越发厉害。布丽奇特想，癌症？糖尿病？我得给办公室提一提这事。 他走在她前头，艰难地爬上楼梯，一路嘟哝着，她没给我买糖，我奶酪也吃完了，没东西吃，谁都不做事…… 布丽奇特进了霍奇斯先生住的——如果能用这个词的话——两个房间，一眼扫过，啥都审视了一遍，她大声说道：“霍奇斯先生，我看得出来你今天心情不好。来，我能帮你做什么？” “帮我做？你们都在帮我做，你们这帮家伙。”他没好气，浑身直哆嗦，一半是因为年纪大，另一半是因为火大。 除了和家务女工，他没有人可以说话，因为无助，每天他都花好几个小时幻想出各种让自己发火的事。他原本（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是个精力充沛、独立自主的人，小心、温柔地照料着身体先他垮下去的妻子。可现在…… 布丽奇特看她今天不用打扫，房间里还算干净。而他的需要是讲话和训斥，因此虽然这不是她的工作，她还是在厨房里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一边听老头子抱怨、责怪，一边审视厨房，看他缺什么。 “要我给你买什么吗？”她问道，觉得让他唠叨够了，于是打断他。 “我需要茶叶，你不会用眼睛吗？” 他没提奶酪和糖，于是布丽奇特想，我要给他买那些，还有我觉得该买的东西，如果他不要的话，也许科尔斯太太要…… 没过多久她就离开了，反复叮嘱他要记住她过会儿会带着他要的东西再来，得开门让她进来。现在她知道都要买些什么了，于是坐车去森茨伯里超市。 她没有购物单，甚至没有在信封背面草草地写下要些什么，但是她脑子里记得住十个人各需要什么，半个小时以后再出现在人行道上时，她拖着购物小车，还拎着四个沉重的篮子。她冷静地沿着街走，心里想着，布丽奇特·墨菲，看在老天的分上，当心你的背……你可别再犯一次那个。于是她走回去，不坐公共汽车，坐车意味着提上提下，各种麻烦。走到上班的地方要半个小时。对此她感到心虚，但是对自己说，这是明智的，不是吗？你要是躺倒在床上，还有什么用？她路过莫迪·福勒的家，不止一次她从那里被赶了出来，她心想，谢天谢地，他们没再安排她给我，那实在有点是可忍孰不可忍，真的。 第一站，科尔斯太太那儿。她是个俄罗斯老太太，从前是个美人，房里贴满了的照片可以证明。皮草、俏皮小帽、光着双肩、薄纱——每天大部分时间，这个身躯庞然的女人都恹恹地坐在一把大椅子里，凝视着自己的过去。她很能抱怨，这把布丽奇特快折磨疯了。 布丽奇特走进房子，把感官功能关闭，她总是这样做。任那黏糊糊的低沉声音没完没了地说东道西，她自顾自地把面包、黄油、汤罐头、消毒剂各归各位——但是她突然意识到她应该好好听，因为科尔斯太太正在说：“它是鲜红的……” 布丽奇特严厉地问：“什么是鲜红的？你都吃了些什么东西？” “我能吃什么？你能吃什么让尿是红的？” “你替我留下来了吗？” “怎么留？放到哪里？” 布丽奇特旋风似的从这儿转到那儿，然后去了厕所。 科尔斯太太住的是政府分配的新居，这是这栋楼中间那层，装修过。搞得很好，但是科尔斯太太不喜欢这屋，因为她根本就没想要搬家。她把自己拥有的所有东西都带来了。两间房里塞满了古旧沉重的家具，两个衣橱，三个五斗橱，一张重如磐石的桌子。你几乎挪不开脚。不过房里有一间像样的厕所和一个不错的马桶。布丽奇特眯着眼看马桶。被冲过了。但是房里有一股味道。是什么？什么化学药剂？ 她回到原来的房间，科尔斯太太还坐在原来的位置，还在喋喋不休着，仿佛布丽奇特根本没离开过房间。 “我觉得我大概是过度疲劳，大概是这么回事。我昨天搬了那把椅子，我不该搬的。” 但是布丽奇特在顺藤摸瓜。 “你是不是又吃那些补药药片了？”她突然问，然后冲进卧室里，在那儿她找到了一瓶药，药片硕大，完全可以拿去喂拉车的马，而且是一种歹毒的红色。 “哦，我的老天，”她说，“哦，圣母在上，赐我耐心。”她飞快地走回原来的房间，说，“我跟你说过这垃圾得扔了。这东西对你没好处。我这就把它们扔了。就是这东西让你的尿发红的。” “嗷嗷嗷嗷，”科尔斯太太号叫道，“你要把它们扔了，你没有权利……” “哦，那你就留着，接着吃吧，但是别和我抱怨你的尿。我上次看到时就告诉过你了，记不记得？我告诉过你，它们会让尿发红。我照顾的另外一个人有过一模一样的经历。” 科尔斯太太伸出一只胖胖的脏手，要布丽奇特把药片给她。布丽奇特把瓶子放在她手里。她自己把药扔进垃圾桶里，喃喃道：“那就扔了干净。” 布丽奇特在这儿待了十五分钟了。她应该在这儿待一个半小时。但是购物时间也包括在其中。不过她把大家要的东西一次买齐。脑子里算各个客户的时间的时候，她把那个购物时间算作每人半小时。然后她走回来要半个小时。这就意味着她还要待十五分钟。这么计算每天都让布丽奇特觉得良心上过不去。但是最后她总是这样想：最终算起来，她每天陪科尔斯太太半个小时，也许半个小时还不到。但是，她跑东跑西去拿药、请医生，专程来给电工、煤气工，还有修补天花板漏洞的工人开门的时间呢？——这些时间她好像没有算。嗯，大概最后就两相抵消了。但是她知道，像霍奇斯先生一样，科尔斯太太只能指望她陪陪了，于是她又坐下来，心里急着要走，烦躁不安，听科尔斯太太发牢骚。 十二点的时候，她听到街上送餐员的声音，打开窗户，确定自己没错，然后说：“啊，你的午饭来了，明天见。” 然后她冲下楼，心思已经在安妮·里夫斯身上了，她是下一家。 哦，亲爱的上帝，保佑她心情好吧，她祈祷。有的时候，挨过了科尔斯太太没完没了的牢骚，走进安妮家里，又来一出一模一样的，这让她实在是忍受不了。她在想，要是她又在闹情绪，我发誓要把她干掉。 她到安妮家时，安妮正蜷成一团，坐在暖气片旁边，她注意到老太太抬起头来茫然地眨着眼睛，这是一张痛苦、焦虑、苍老的脸。 安妮立即开口：“我感觉好糟糕，我的腿，我的肚子，我的脑袋……” “等一下，亲爱的。”布丽奇特说着走进厨房，她四处摸索，找到了水壶，烧上水。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也许我可以再找点别的活儿干，布丽奇特想，双眼紧闭……什么呢，清扫？不，等一下……“来了。”她尖声叫道，因为那边安妮在大吼：“你在哪里？你到底在不在？” 她走进那间房间，把这里那里的东西摆放整齐。安妮则一直在发牢骚。布丽奇特倒了便桶。她发现猫拉了屎，得打扫。她发现安妮的羊毛衫都脏得发黑了，实在是应该换下来。 但是首先…… 她把送上门来的饭放到盘子上，扶安妮走到桌前，伺候她坐下来，把食物摆到她面前，给两人端了茶。然后她坐下来，点一根烟，吃自己带来的三明治。 安妮吃得津津有味，吃完了，把盘子一推，说自己没有胃口。她抱怨茶凉了，但是布丽奇特一动不动，她就嘟嘟囔囔地把它喝了。布丽奇特扶她回原来的椅子上坐着，她一路抱怨。她说她谁也见不着，她不出门，她从不…… 听到这，布丽奇特列举安妮可以做的事，她每天都要这样列一遍：天气好的时候，她可以下楼，坐在外面，看人来人往；她可以拄着助行器来回走动，某某老太太还有某某老太太以及某某某老太太就是这样的；她可以参加市政府安排的假日活动；她可以像伊莉莎·贝茨以前那样，坐大巴出游；简娜提出带她出去兜风的时候，她可以答应，而不是总是拒绝。 “等天气好了再说吧，”安妮回答，得意洋洋地看着窗外的雨，雨刚开始下，“你没把我要的东西带来吧？” 布丽奇特直起身，把她带来的东西拎过来，让安妮看。 “我跟你说了要买点黑线鳕的。”安妮最后说。 “没有，亲爱的，你没说。不过我明天给你买。” “那我的橘子呢？” “这里，三个漂亮的橘子。你要吃一个吗？” “不要，我的胃不舒服。我不想吃东西。” 布丽奇特拿来工作记录单，确保安妮在正确的地方签上名。 下楼去伊莉莎·贝茨家时，她听到：“一个半小时，有才怪呢。爱尔兰人。人渣。他们尽把人渣派给我们。” 布丽奇特不由自主地低声道：“你才人渣呢！”安妮的双亲都是爱尔兰人，她心情好的时候会说：“我也是爱尔兰人，和你一样，尽管我货真价实是生在伦敦。”然后她会说起她的母亲，她在都柏林湾挖鸟蛤、淡菜，她坐爱尔兰双轮马车去看赛马，身穿一件碎花平纹细布衣服——安妮有一张她的照片。她还会说起自己的父亲，他有六英尺四英寸高，参过军，退伍后做了劳工。他参加的是英国陆军，在印度、中国、埃及打过仗，但是总对自己的孩子们说，我是爱尔兰人，我可不会忘了这点。她还说圣帕特里克节那天，他和她母亲总是一起为爱尔兰干杯，尽管离开爱尔兰以后，他们一直没有钱，没法再回去看看。 布丽奇特敲伊莉莎·贝茨的门，没人答应。她的心脏怦怦跳起来。她成日担惊受怕，生怕走进一个老人的房里，发现人已经死了。她还没碰到过这样的事，但其他家务女工遇到过。总有一天，她也会碰上的。布丽奇特昨天给薇拉打了电话，说伊莉莎最近不好，她的身体垮得很快，他们应该考虑送她去养老院。这是布丽奇特委婉地在说自己不愿再一直忍受这样的安排了：伊莉莎不进养老院，是因为她布丽奇特，她为伊莉莎做的事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责任范围。 伊莉莎直挺挺地坐在电暖炉前，在打瞌睡。小房间里很热。热气把伊莉莎烤得皮肤通红，脸上有汗。她裹着披肩、毛毯。她的腿架在脚垫上，这是因为其中一条突然害了溃疡，发展得很厉害，而且两条腿都肿了。 又一次，布丽奇特把送餐员留在门外的锡纸小扁盒拿进房，把食物倒进盘里。为伊莉莎摆餐时，她会费心找漂亮的盘子用，因为伊莉莎还在乎这个，会注意，不像安妮，让她拿狗食盘吃都不会注意。布丽奇特煮了茶，记得弄成伊莉莎喜欢的口味，然后喊醒伊莉莎。伊莉莎醒过来，眼睛圆瞪，神色狂乱。 “哦，布丽奇特，”她说，声音苍老、颤抖，刚做了噩梦，然后她听到了自己的声音，赶紧换回自己平常轻松快活的口气，“哦，布丽奇特，亲爱的布丽奇特……”但噩梦的阴影还在，她像个小孩般地向布丽奇特伸出双臂。 布丽奇特的心立刻融化了，展臂抱住老太太，亲亲她，摇摇她。 像她对丈夫说的，想到伊莉莎她都想哭，老太太突然就得把腿架起来，成了残废人。若是换了安妮，布丽奇特不会难过的，因为安妮处心积虑，就为了好让别人服侍自己。不，伊莉莎不是这样的，伊莉莎一直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因此特别痛苦。布丽奇特知道，最近伊莉莎已经有两次醒来，发现自己被尿湿透了：是布丽奇特帮她洗的床单。她知道伊莉莎怕有更糟的事发生，不敢离厕所太远。伊莉莎过去十五年里都和老人们在一起，很清楚生命走到尽头会是什么样，明白等着自己的可能会是何等悲惨的羞辱。 布丽奇特坐在伊莉莎身边，哄她吃饭，和她聊自己的孩子、丈夫，说今天天气不如昨天好。 她得知伊莉莎根本一晚都没上床，就坐在那椅子里睡觉。她到现在还没吃什么，但是“好邻居”给她泡了杯茶。“这个‘好邻居’是谁？”她没好气地问布丽奇特，“她进进出出的，我知道她是好意，但是我不认识她。” “她住在隔壁，”布丽奇特回答。“让她进来吧。她就是经常来看看，确保你没事。你知道，我们担心你。” “简娜好几天没来了。”伊莉莎说，不过口气并不确定，因为她知道自己有的时候记不得谁来过。 布丽奇特不想说简娜那点时间都忙着照顾已走到生命尽头的莫迪·福勒了——这些老家伙们都善妒，你说话时可得留心。 然后她开始进行喂伊莉莎吃药这项工程。伊莉莎要吃好多种的药，布丽奇特本人看到那数量都感到毛骨悚然，她确信这些药在可怜的老太太肚子里一定是搅成一团，但是医生说要吃，护理员听医生的吩咐，而她，家务女工，最底层的那个，不能不从。 “乖，亲爱的。”她柔声哄着，恳求着，苦求着，把一片又一片药递给伊莉莎。 护理员早上来给她喂药。“好邻居”晚上来给她喂药。而中午（或者说早晚之间的某个时候，因为布丽奇特从来不确定到底是什么时候）的这餐药是布丽奇特的任务，是她自己答应的。 伊莉莎坐在那儿，绷着嘴，看着那成堆的药片，脸苦着，满是厌恶。但是她一辈子都顺从听话，在老习惯的驱使下，她一言不发地吞下药片，一片、两片、三片、四片、五片。 布丽奇特暗自发誓过，自己绝不逗留超过一小时，但是等她离开的时候，已经过了三个小时，而她可以聊以自慰：因为自己的亲切关照，伊莉莎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清醒、活泼，也许言语有点尖酸，但是依然微笑着，甚至还能拿自己的病开玩笑，对布丽奇特说会有一天布丽奇特走进门来，发现她已经走啦。 啊，如果她能拿这事开玩笑的话，看来她不太糟糕，布丽奇特告诉自己，但话说回来，谁又能说得准呢？ 是该去接两个姑娘的时间了。她从来不让她俩独自上学或者回家，因为去学校的路上得横穿一条宽阔的主干道。 她冲进一个电话亭，很幸运，有一个朋友在家，拜托了她去接两个姑娘，先带她们去她家。 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已经将近四点了，她还有布伦特太太和霍奇斯先生家要去。 老先生那里好办，她只要把他的食物送去就行了，她再次捶门、大喊、捶门，让他放自己进去，然后告诉他明天不是她就是他自己的家务女工来。 现在去布伦特太太家。布丽奇特不用祈祷她是个好心情，因为她的心情总是好的，尽管她其实半身瘫痪。布伦特太太还不到三十岁，是个漂亮的年轻女人，有一个三岁的孩子。布丽奇特的工作是把那孩子从托儿所接回来，每天早上则是由那家的年轻丈夫送去。尽管大部分的时候布丽奇特并不介意自己的工作，但还是有这样的时候，她会觉得这个工作自己一天也忍不下去了，觉得背上的重负几乎要压垮了她，觉得自己要放弃了——然后她就想起希尔达·布伦特，她总是能让人笑出来，哪怕是在悲伤的情形下。 布丽奇特以自己最快的速度跑过几条街去托儿所，但还是迟了，到的时候孩子已经在等她了，老师满腹牢骚。然后她去布伦特家住的小公寓。她很喜爱这个小姑娘。每天都期待着这个时刻：她把小姑娘送回到妈妈身边，给她煮茶，因为希尔达做不了这个，得依靠丈夫和家务女工。但今天她进了屋，看见希尔达躺在轮椅上，双眼紧闭，漂亮的脸庞一片死灰，眼窝、脸颊深陷。 啊，圣母马利亚，布丽奇特对自己说，哦，不，停下来，我受不了了，不。 她知道发生了什么。希尔达不时会发作。 “你给医院打电话了吗？”她大喊。 希尔达没有睁眼，摇了摇头。 布丽奇特打电话喊救护车，然后给年轻丈夫工作的办公室打电话。但是，她猜得没错，他不到七点不能回来，他得加班。 她把年轻女人的东西准备好，等着救护车来，帮救护人员把她抬上车，向她保证她不必担心孩子，目送她离开，然后锁上房门，把小罗茜放进她的幼儿推车里。 她推着车去朋友家接自己的两个孩子，然后带着三个孩子回家。 她想起上一次有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社工们正在为了提高工资而罢工，要求家务女工们要消极怠工，以支援罢工。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她都觉得这做法实在是蠢到了极点。做这个工作谁有办法消极怠工？怎么做，倒是告诉我啊！但是在福利局办公处组织纠察的某个聪明人正式警告她，好好呵斥了她一通，怪她没有罢工。那么，我该怎么做，让婴儿在公寓里自己一个人过？是吗？ 但是年轻的英雄对她说：“如果你再这样做的话，会处分你的。” 好吧，现在她又这样做了。不过如果幸运的话，也许现在没人闹罢工。她希望是这样的。 回到家里，她忙得团团转，给丈夫备好茶。他回来以后需要它，这周他跑工地，而且他身子本来就不大好，脖子上还生着那可怕的疹子呢。 男孩儿回来了。“我的球衣该怎么处理？”他问。她回答：“丢到浴缸里去。” 她把桌子摆好，茶煮好，安排了三个孩子喝茶，小罗茜坐在她膝头喝牛奶，这时丈夫回家了。 又是专家的眼光，飞快、熟练的一瞥。她立刻知道他生病了，因此他说“我要上楼去睡了，我就想躺下”时，她也不惊讶。 “那我给你弄点茶来。” “不用费事了，亲爱的。我睡一觉就会好的。” 于是他就上楼去了。 给薇拉的办公室打个电话吧，说不定她还在，有的时候她会加班…… 布丽奇特拨了电话，运气不错。 “哦，谢天谢地，薇拉，”她说，“真谢天谢地是你。” “我才下班。”薇拉提醒道。 “是伊莉莎·贝茨。她熬不下去了。熬不下去了。” 布丽奇特突然就哭了起来。 “哦，有那么严重了，是吗？”薇拉问，“唉，不用告诉我了，我知道了，我能把眼睛哭瞎，瞧这一天忙的，这还没完，他们现在要我去开会。” “我挂了。”布丽奇特说着挂断电话。 但是当她转过身来面对四个孩子的时候，脸上挂着微笑。 她洗干净蔬菜，把蔬菜和一只鸡一起塞进容器里，然后放进烤箱，收拾了茶具，对年长的两个孩子说：“现在去做作业吧，做完了就可以看电视。” 她坐下来，搂着小姑娘，她父亲因为有一个瘫痪的妻子，总是忙得不可开交，而母亲又没法好好抱她，所以她很需要被人好好抱抱，好好抚慰。 幸福美好的半个小时，两项需求一起得到了满足，孩子轻轻地哼着，依偎着她，布丽奇特则嗅着孩子那香香的鬈发，她昨天才给小姑娘洗的头（尽管这不是她分内的工作），抚摸她胖胖的、软软的小胳膊小腿。 然后她对年龄稍大的男孩儿说：“帮我看着点她们。”对女孩儿说：“要是闻到糊味，就把烤箱调到3挡。” 她在头上围了条围巾，外面罩上塑料帽子，把它系紧，然后用塑料布把小罗茜包好，沿着黑黢黢的街去半英里以外的布伦特家。年轻的丈夫已经回来了，十分感谢她照顾孩子，还想知道明天怎么办。他明天还是得加班，不过他说了妻子生病了，因此回来的不会比今天迟。 “不用担心。”布丽奇特说，给了小罗茜一个全心全意的吻，然后回家。 快八点了。她要给孩子们做晚饭，自己也得尽量吃点，尽管自己并不饿。她想起来丈夫说过他俩明天要上俱乐部喝一杯。唉，如果他能行的话……然后下周还有一个婚礼，她丈夫的小妹妹，这倒是件值得期待的事。她独自坐着，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竖着耳朵听孩子们，确保他们动静不要太大，免得打扰到父亲。她有很多东西得洗，但是非周末的时候她很少有时间顾得上自己家。布丽奇特周末不干活。那是说，她不干家务女工的活。 今天发生了这件事。吉尔打电话来，尖叫，欢欣。“小姨，简姨，刚结束，我知道这次不错。” “什么不错？” “小姨！哦，不。我受不了了。”她在抽抽搭搭。我想，这一定是那个讨厌的凯特，但是不是，这是吉尔。那么，到底是什么？我意识到我刚才真是笨。“对不起，是考试，是不是？考得好？” 擤鼻子。擤鼻子。“是的，我确定。我准备得那么辛苦，小姨，我准备了。” “那就过来和我说说吧。”我心里没准备让她立刻就来，但口里却那么邀请了。她大喊：“耶，谢谢你，我下午就来，不过得迟点到，因为轮到我给邻居喂那几只猫了，她不在家，而妈妈去医院看贾斯珀了，他踢球的时候弄断了踝骨。” 我让自己坐下来思考。我记得，吉尔向来不以成绩好著称。她痛恨考试，经常不及格。如今她考得好。她努力备考：为了简姨。她下定了决心要以好成绩通过：为了简姨。全家上下都参与了。有欢呼，有揶揄，幸福快乐的一家人。但是简姨说：“什么不错？” 她来了，兴高采烈，容光焕发。 她亲了我，不由自主地，然后似乎有点不好意思。 “和我说说吧。” “我知道自己考得好。成绩还要好几周才会出来，但是我就是知道。” 她叽叽喳喳地讲着，向我描绘了这些日子的情形，吉尔五点起床复习备考，整晚地复习备考，最后就是大奖了：在《莉莉丝》和简姨一起工作。 “你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她问道，我意识到她指望我回答，譬如，“下周一”。我心中一惊，一时无语。好长一会儿。我想到了很多。她正期待着搬到这里来，和我一起过，开始在《莉莉丝》工作——期待着自己成人生活的开始。而我坐在那儿，看着——我自己，她那个年龄时的我。满满的欢乐，自信，兴致。吉尔，她没什么雄心壮志。只是想到能够把事情做好，成为这一切的一部分，她就满心激动了。她摆脱了照顾周到的家庭生活，照顾周到的家庭生活可打击人了：“可怜的吉尔，她考试可差劲了，可怜的吉尔，她可做不了学问。”她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她迫不及待地要施展拳脚。她现在还不清楚自己能不能做事。她只知道自己等不及要开始。 突然，我意识到我一直没有真正消化这件事：吉尔，乔姬姐姐的孩子，要参与我的生活，要接手我的生活——我突然地、清楚地、彻底地明白过来，这是多么正确、多么恰当、多么合适，我放声大笑，坐在那儿哈哈笑着，停不下来，而可怜的吉尔坐在那儿，喜悦渐渐褪去，眼里涌起泪花。 “你为什么这么恨我们大家？”她倒抽着气，“为什么，我们做什么了？你觉得我们都糟糕，觉得我差劲，哦，我知道！” “不，你不知道，”我说，“我在笑自己呢。是你城外的家人觉得我差劲，而吉尔，你知道吗，此刻我觉得他们没说错。” 我望着她的脸，刚才情绪低落、一片惨白、皱成一团的脸慢慢又有了神采和自信；没一会儿，她就微笑起来。 她循循善诱：“哎呀，简姨，你对我的认识不正确。我从来不大吵大闹，不摔门，不赌气，不把东西乱放，不指望人家伺候我……” 我捉弄她：“这种话，由你妈妈的女儿说出来，谁信。” “我不是凯特。而且我一直在和妈妈说，为什么总是我们想怎么样你就让我们怎么样？你为什么随人踩？” “她给了个像样的回答吗？” 她哈哈大笑。我哈哈大笑。 “要想讨好我，你可以从不坚持喊我简姨或者小姨开始。” “没问题，简娜，就听你的。” “如果我姐姐的女儿允许自己称呼我简娜，那……” “哦，小姨，哦，简娜，是这样的，你不知道，我们还讨论来着……” “你们讨论了？不错的家庭讨论会？” “当然了。你肯定不会以为大家不谈论你吧？哎呀，你一直算得上是个焦点——呃，所有事情的焦点。家里因为你而产生分歧出现派系呢。” “是吗？” “是啊，而要我看，这事的起源，一定要倒回去到你和妈妈都还小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由于我们现在的行为，比如说十年以后吧，我们之间肯定要起矛盾。尤其是凯特和我。将来我们要肯见面就好了呢。她实在是烦人。” “那么，要是记得我们十几岁的时候都为什么吵架，这对你妈和我会有帮助？” “你们吵些什么？妈妈说你们从没吵过架。” “胡说八道啊。她把我整得够惨。你知道，那会儿是战争时期。所有东西都短缺。她偷偷拿走我那份口粮。我还得捡她的旧衣服穿。” “啊。”小心理学家回答。 我告诉吉尔她自然是没法马上开始工作。她得等到有空缺，而且若是求职的人里有条件比她好的，她就得不到那个工作。 “我不搞裙带关系。”我说。 “我倒是希望你稍微搞一搞。”她诙谐地说，我知道将来她会用这种口吻来“对付”我。 她离开以后，我瘫坐下来。我已经认了，这件事已是既成事实，是铁定要发生的事了。等吉尔搬进来，我就得和别人分享生活。美妙的独居生活就此结束。啊，啊，啊，我受不了，受不了。哦，我多么喜欢独自一人，多么喜欢独处的快乐…… 我和办公室的人说我要再休两周假。菲丽丝的表情。她嘟哝：“新主编来的时候你会在吗？” “我从现在开始休两周。他来的时候我就回来了。” 她那表情的意思是，我搞不懂你。我做给她的表情意思是，我懂我自己，这就够了。 乐事 我早早醒来，太阳还没升起，灰色的天上，金色和粉色的小朵云彩等着阳光的沐浴。初夏，一个真正的夏日。我躺在床上，看着，听着，鸟儿们歌唱，奶瓶叮当响。我感受着自己强壮的身体，那里面充满健康和活力，那身体展开，伸着懒腰，把自己叫醒，然后我跳下床，记挂着《仁慈的女士》。我写啊写啊，乔伊丝打来电话，她正要上床。友好地互损。我说，外甥女吉尔要来接手我的生活了。她回答：“好极了，现在你真的是要有个负担了。含苞待放的年轻灵魂，要是走上歧途，那可是你的错。” “你的看法，不是我的。” “哦，也是你的，你不过是还没意识到罢了，这个游戏你赢不了的。不，不，简娜，歉疚是你的命运。” “不是你的？” “我解放啦。顺便问一句，把我那两个制造歉疚感的家伙接管了吧，怎么样？就我而言那是越早脱手越好。” “不，你知道，我对爱一无所知。你那两个由爱浇灌长大的子女就留给你啦，乔伊丝。” “我得说，这是你能想出的最巧妙的托词了。” “你什么意思？” “如果你把外甥女吉尔接来，你就没有你自己的生活了，没有私人生活了，至于情人，想都不要想。” “你认为我想要一个。” “你当然想要了。至少潜意识里是想要的。要一个是你的权利。鱼水之欢是我们的权利。你肯定知道的吧？” “但是我以前有过了啊。” “不，你有权一直享有。直到九十岁。” “随你说吧，乔伊丝。你的鱼水之欢如何？” “我在努力中。” 然后我洗了个澡，很快就洗好了。我可爱、耗时的泡澡活动哪里去了，我的香薰、我的精油、我的香精哪里去了？我没有时间，就是这样。 九点时我已经下了楼走在大街上，信步闲逛，以我的方式享受生活。哦，这个城市真是好脾气，多么讨喜，多么友好！太阳忽明忽暗，白云飞速移动，一会儿遮住阳光，一会儿又容它露面。温暖宜人。我走进那家既是精品店又是咖啡屋，还卖健康食品的小店，店里没客人，于是玛丽·帕金离开她的柜台坐到我身边，给我讲那篇长篇连载故事的最新一集，讲她和邻居之间的战争，那个坏女人待她的猫可不好了，她看不下去。我享用了健康、醇厚、美味的全麦蛋糕。然后我沿着商业街往前走，在报刊店里，我旁边有一个帅气的年轻工人在打趣柜台后那两位体面的中年妇女，因为她们卖的一本杂志给一个想重得丈夫青睐的年轻妻子提了个建议，让她把阴毛修剪成心形。 他昨天给太太买了这本杂志，结果他们大笑了一场，而现在，他说，他实在是忍不住，要和玛奇和琼分享这个笑话。 “啊，谁知道呢，”他说，“我们觉得有必要指出，毕竟，你也许没注意到，但你总不想任阴毛疯长而不加修剪吧，是不是？” “我觉得最近没什么机会注意到我的阴毛啊，”玛奇说，然后问琼，“你呢，亲爱的？” “我的阴毛大不如从前啦。”琼一边回答，一边把《太阳报》和《每日镜报》递给一位老太太，老太太听到了这番对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是莫迪或者伊莉莎·贝茨在，肯定也是这个反应）。 “要是我没结婚，”小伙子说，“我还会考虑帮帮忙，不过既然我已经……呃，谢啦，帮我们留着《家居和花园》，莉莉说她既然没有钱重新再搞一次装修，就想至少读读这方面的东西吧。” 他说着就走了。两个女人互相看看，一起笑了，那笑声的意思是，过去的好时光啊。然后又把注意力转回到老太太身上，老太太正在翻包找零钱。她们耐心地等着，知道她听了刚才的那番对话，心里不舒服，然后她们问候了她的丈夫。 她和我同时踏上人行道。她那双震惊的眼睛直视我，悄声问：“你有没有听到？” 我换了角色，回答：“不成体统。”我心里想着伊莉莎说到广播、电视、报纸上的东西时那种由衷的痛苦，她不解，大家都怎么了啊，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是这个样子？ 但是琼和玛奇不年轻，这就是她为什么难受。我们一起走在人行道上，她轻声嘟哝着，慢慢地恢复平静。 现在去坐公交。这个时间上班族都已经退出这片区域了，公交车上满是女人，简直是女人的共济会，她们身上堆了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挎着购物篮，放松地坐在那儿，享受着舒服的安坐和美好的天气。早上十点半的公交车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和上班高峰时间的公交车毫无共同之处。 是这些女人使一切正常运转，我们参与的大事是由她们做的那些繁杂琐事支撑起来的，这些事儿如此微不足道，一天结束，问她们都做了些什么，她们可能——也的确经常——这样回答，哦，没做什么啊。 她们要去三段车程[14]以外的一家店，买毛线回来给孙子孙女织毛衣，或者买扣子来配一条连衣裙或是短裙，再要么是去买一卷白棉布，这个东西手头总该备着点。她们要去超市，或者去交电费，或者去领养老金。家务女工们这时去为伊莉莎·贝茨、安妮·里夫斯、科尔斯太太、布伦特太太、霍奇斯先生等人取处方药。有些要去文具店买生日卡片，美国的伯蒂伯伯要过六十四岁生日了，家里人分别都要给他寄一张生日卡。她要寄包裹给移民去开普敦的侄女一家，因为侄女说要一种背心，这种背心好像在南非买不到。或者是寄一包自制饼干给威尔士的表亲。有的要去牛津街，这是一周或者一月一次的远足活动，是她的假日，一种休息方式。她们会花好几个小时试衣服，并且擦亮了眼睛留意有没有适合母亲、女儿、丈夫、儿子穿的衣服。在店里辛苦了好几个小时，她们回家，战利品是一条衬裙，两双尼龙袜，一个小钱包。这些都能在附近的商业街上买到，但那就没什么乐趣了。晚些时候，她们要去探望行动不便的亲戚，带去各种他们特别需要的东西，比方说牙粉，或者某个专门牌子的润喉糖；她们会去医院，陪奶奶、外婆坐上好几个小时；她们去串门，和女儿一起喝茶，或者带孙儿去公园。这些女人，她们整天就在忙这些事，事情做得得心应手，也就心平气和，宽厚温润。善意溢出来，洒在公交车里，于是大家互相点头微笑，聊着天气——换句话说，互相安慰或者互相打气——窗外人行道上发生的事，她们一眼瞥到，会就题发挥，诙谐地评点生活。 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我用大把的时间研究着一把小椅子，十八世纪初期，木材如丝缎般光滑，它的一生、它经历过的时光给人的感觉是那么广博，包容一切，就像听莫迪说话，或是伊莉莎。它本身就是一句铿锵有力的话，矜持端庄地坐在那里，看着我！——我看够了，就去了一家餐馆，餐馆里有一位绅士，就是这个词，举止优雅，言语幽默。和我一样，他也愿意吃饭的时候友好地闲聊几句，于是我们坐在一桌，聊聊生活和时代，点到为止。真愉快。出了门，分道扬镳，我这次是坐在公交车上层，因为已经是下午，不再是女人们的时间了。我听着售票员和一名乘客抬杠，伦敦风格，冷嘲热讽，透着一股子超现实主义的味道。 商业街上，我坐在咖啡馆里，以前偶尔我能挤出半个小时，就会在这里和薇拉一起吃午餐，但是现在我一坐就是一个小时左右，听邻桌两个失业青年谈天。一黑，一白。年轻人。打发时间，和我一样。我对自己说，这是出悲剧，你应该感到难过才是，但是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丝悲戚，有的是平和。是的，的确不能算是快乐，但绝没有绝望。他们开着玩笑，计划着上电影院去。我下决心不要难过，今天，如此完美的一天，不要难过。我和他们稍稍聊了聊，但我是那种不在他们经验范围内的人啦，在他们这个年龄的人看来，我很可能已经是个“老太太”了。他们态度很好，不过不准备和我推心置腹。他们离开时说：“那谢谢啦，再见。保重。” 我去看莫迪，唉，不好，这是一天里糟糕的那个部分。莫迪病得那么重——但算啦。我离开她以后，去了戈尔德斯公园散步，身边有鹿、孔雀和山羊走来走去，我坐在公园的小露台上喝咖啡，周围是一群头脑精明、生活舒适、上了年纪的犹太人，他们一整个夏天都坐在那里，晒得黑亮黑亮的；露台上还有不少带着小孩的母亲。连绵的绿地上，一张张躺椅就像风帆，彩色的风帆，一望无际的蓝天，万里无云，人们三三两两，沐浴在阳光下。 我踏着暮色回到家里，很迟了，已经过了九点，现在我坐在这里，坐在桌边，是记日记的时间啦。我努力把这一天描绘出来，这美好的一天，这样它就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去不复返了。它太宝贵，太稀有了。哦，我知道如何珍惜它，如此美妙的一天，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要多少时间就有多少时间——但仅此一天，没有我非做不可的事，没有我非见不可的人，除了莫迪，唉，可怜的莫迪，但是我今天不想她的事，明天再说。在伦敦的一天，伦敦这个大戏院，可爱的伦敦，它的特色是诙谐俏皮，轻松愉快，外加亲切善良。一整天都归我自己，就我一人。如此享受，堪称完美。 两周过完了。那天是最好的一天，因为阳光特别明媚，不过每一天我都喜欢，一共十五天，漫漫长日，慵懒悠闲——除了去看莫迪的时候。我又开始帮她干这干那了。 夏日已接近尾声。我一直在工作，工作，我工作得多卖力，我也多么喜欢能够工作——而当我不再做全职，不再需要工作得如此辛苦的时候，我该有多欢喜。快了，快了。 吉尔住进我的公寓了，我的家，她住在我的“书房”里，那间房挺好，不是很大，但是她几乎没多少时间在房里。她喜欢待在办公室里——就像我过去一样。她喜欢上了菲丽丝，菲丽丝也对她有好感。她俩一起工作，吉尔充分吸收、消化一切。她同我对菲丽丝的看法不一样——同我以前对菲丽丝的看法不一样。菲丽丝变了，她的棱角都没了。她对吉尔很好，善解人意，慷慨大方。 新主编。我没投票给他，他是理事会选出来的。我和菲丽丝第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人会是个甩手掌柜，游手好闲，什么事都不做，实际上社里上上下下都一眼就明白了。菲丽丝觉得事情太不公平了，气得要死：她太年轻了，不能当主编，当然了，没人推选她当主编，因此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提上议事日程，但是她的确能胜任那份工作。这下可好，她得通过他工作。我没法对她说，亲爱的姑娘，不要往心里去，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难过和烦躁上，没什么大不了的。 旁敲侧击的指导。我所做的，是说了好多以前我和乔伊丝一起工作时的事，什么都管，所谓的主编只不过是随着我们的音乐跳舞吧。菲丽丝听着，脸上隐隐挂着一丝好看的笑，听得津津有味，眼里满是讥讽。吉尔现在还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但是她如此专注地观察着菲丽丝，她很快就会懂的。我一次都没有贬过可怜的查理。 我现在在“带”查理，这段时间一结束他将顶替我的位置。他人挺好，我喜欢他。六十年代的产物。一帮马虎散漫的家伙，他们的日子一直过得太舒适轻松。随和，头发渐白，稍微胖了点，几乎让你觉得他的翻领上该有食物留下的污渍。他心不在焉。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人群中百分之十是真正做事的人，剩下的随波逐流，看上去好像是在工作，说不定他们还真的相信自己是在做事，到底是什么造成这两种人之间的差别的？可怜的查理来上班，就等着人家告诉他该做什么。当然了，我得琢磨把他放在哪儿。我没准备把摄影师们赶出去，他们需要那块地方。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让出我们的房间，反正那办公室也从来算不上是最好的。不，就用开董事会的那间，有着发号施令的权威感，地毯、窗帘、软垫什么的相当齐全，和别的办公室不在一起。我和查理搬进这间办公室，把两个姑娘留在我和乔伊丝的老办公室里。现在我坐在查理对面，就像以前我坐在乔伊丝对面一样。我们处得挺好。 查理以前负责一本商业杂志，杂志做得干净、明晰、美观。（不过真正负责的是谁呢？）他坐在那儿，把那张大办公桌铺满了文件，而我则向他讲述杂志的历史，做过的改变，“在我看来”它现在应该是什么样的——哎呀，我可不是说如今我的想法有多重要，我都是要退下来的人了嘛。啊，简娜，你的意见我们当然一定要考虑的啦…… 他从来不主动提出点什么……唉，这要紧吗？有的时候，消极被动也是一大美德呢。能够让事情自然而然地发生：嗯，是的，一个人必须知道如何做到这点。但也要能在正确的时刻控制局面，发动机器，利用惯性，促使事情发生。 等待，倾听，然后接手，掌控，乔伊丝做这个很拿手。我以前想过，也许查理也是这样的人。但是不，现在我相当肯定，他不是的。他不做事——唉，一直是这样的，真正做事的实在没几个人。看人消极怠工，这很有意思。来了一封信，他把它递给我，我和他一起读。他说，这样这样如何？我说，你不觉得如果我们……？他说，啊，大概吧……我去打各种电话，然后叫来了我的秘书，我口授信件的时候，查理忙着翻报告。他每天中午都有工作餐，和这个那个人一起。他很迟才回到办公室，那个时候一切都已经运转起来了。他无所事事地坐着，我们说话，然后他口授一两封信，这一天就结束。他什么事都没做。他甚至对我这样说过：一个好组织者知道如何下放权力。说这话时他微笑着，那笑容里居然没有丝毫的不安。 哎，说得有理：我们的各部门，靠自己的惯性就能长期良好地发展，不需要别人插手。 与此同时，社里还有菲丽丝，还有吉尔呢，她们已经明白过来了。查理把责任下放给她们了——他是这么认为的。菲丽丝进来听指示、提建议的时候，我观察着她。她不让自己和我有眼神交流，根本看不出来我们是一伙的。哦，满分，菲丽丝！她坐在那里，能干，安静，自然是穿着她那让人心安的柔软的丝绸衣服，说，“查理，我在想，如果我们……你怎么看？” “啊，我也有此意呢。”半个小时后，他会这样回答。而当我去她们办公室聊天的时候，我们说得好像其实是查理提出了这个那个想法，掌控大局的查理。 美好的秋天继续着，一天又一天，今天下午我好好地打扫了公寓（吉尔的房间的确是收拾得很不错），而且真的有机会把我的衣服、双手、指甲等打理得合乎标准。我正看着天呢，忽然抬脚冲下楼去，钻进车里，去莫迪家。 “莫迪，”我说，“和我去公园。” 她举棋不定，我看出来了，于是我说：“来吧，莫迪，来吧。就答应我一次吧。” 她笑了，是通情达理、活泼愉快的笑，看到这种笑我总是松一大口气。然后她说：“但是我已经切好了三明治，杯子也摆好了……”我冲进房里，拿上她的外套、帽子、手袋，她任我安排。十分钟以后，摄政公园。我开车绕着内圈转了一圈又一圈，看着湛蓝湛蓝的天空下黄金的、青铜的和碧绿的事物。莫迪别着脸，用手遮着。我想，她在哭，是的，但是不，我不去注意。于是我坚决不看她。 “你能稍微走走吗？”我问。 很幸运，从公园门口到咖啡馆距离只有二十码。多么漫长的二十码，我能看出来，自打去年夏天我们来这里以来，她的身体状况变坏得很厉害。第一次听那个卑鄙小人漂亮靴子赫米奥娜用这个字的时候，我很讨厌它。如今薇拉用它时，我还是讨厌，但现在我自己也用它了。莫迪的身体在迅速地变坏……就像生鲜食物。 终于，我们走到了桌子那儿。玫瑰还没谢，一团团的色彩、芳香，立在花坛里，吃得饱饱的小麻雀到处蹦蹦跳跳。我安置好莫迪，端来蛋糕和咖啡。莫迪吃啊吃啊，慢条斯理，有条不紊，充分享受，吃完一块，她歇一下再拿下一块，这个间隙她就坐在那里，朝着小麻雀们微笑。小可爱，小可爱…… 想到她那黄黄的小肚子，我简直不能相信她怎么这么能吃。而莫迪说，是啊，他们说，溃疡得喂……不是抱歉的口吻，而是纳闷的，因为她也很惊讶，自己怎么吃了还要吃，有的时候风卷残云般扫掉他们送来的饭以后，还要切几块面包片涂黄油吃，或者吃掉一整袋饼干。 然后我开车，带着她沿着公园的内圆环绕了一圈又一圈。她遮着脸，盯着满是黄叶的树，看着它们投下的阴影。 莫迪。她似乎在好转：如果对一个罹患癌症的女人还能用这样的说法的话。她那可怕的脾气不怎么发了，大部分时候很友好，甚至十分欢快。而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觉得我让她失望了，这真矛盾。就在带她去公园的那天，晚上我醒来，背又拧成了一团。远没有上次那么糟糕，第二天就好了。但是我知道我得做什么。我给薇拉打了电话，好好地谈了一次，然后我去莫迪那儿，坐下来，说：“听着，莫迪，我有事要说，拜托听我说完，不要发火。” 我本来早已决定不用“发火”这个词了的：前一天晚上，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对自己说，她是个聪明人，她是通情达理的人，我一解释她就……哦，真扯淡——她几乎是立刻就转过头去，和以前一样，狠狠地瞪着炉火，浑身发抖，凄凄惨惨。 我对她说，她得要一个家务女工，哪怕是一周只来两次，帮她买东西；她还得要一个护理员，帮她洗澡。不然我就得躺倒再也起不了床，她永远见不到我了。 她一言不发。我说完以后，她说：“我没有别的选择，是不？”后来她特地说明，她只怪薇拉·罗杰斯，那个大坏蛋。 我那个时候意识到，我不能指望她讲道理了。 来的家务女工是个可爱的爱尔兰姑娘，来之前已得知福勒太太不好相处，于是耐心地站在门口，一直敲门敲到莫迪放她进去为止，莫迪磨着牙，怒目相向，小声咒骂。 莫莉礼貌地问：“要我给你弄点什么回来？” 莫迪说：“我什么都不缺。” “哎呀，”莫莉说，换了个策略，这招对付另一个不好伺候的老太太有效，“我好累啊，我能坐下，抽根烟吗？”她看了看那把可怕的扶手椅，然后坐在了桌边的硬椅上。 莫迪没有错过那个反感的表情，尽管它仅仅一闪而过，她打定主意不能喜欢这个姑娘。“你想坐我可没法拦。”她回答。 于是莫莉明白，在这家她不能坐，不能叽叽喳喳地聊天。很快，她掐灭了烟，说：“如果你没有什么要我去买的，那我就走了。” 听到这话，莫迪一开始保持沉默，然后用一种匆忙、愤怒又无所谓的口气说：“要点饼干……还可以给猫买点东西吃……不想太劳烦你。” 以这个为基础，可怜的莫莉好歹买来了些莫迪要的东西：但当她想去厨房看看，好利用一下自己的大脑，看她到底缺些什么时，这时莫迪说：“我可不记得我请了你进来。”于是当莫迪记不得自己要什么东西的时候——而她经常记不得——莫迪只好缺吃少穿。因此当我去看她的时候，我得再出门给她买东西。我觉得荒唐极了；毕竟，这就是几分钟的事。她觉得荒唐极了，她居然得忍受那个家务女工，就因为我的心肠变冷了，不再宽厚、宽容。 但是，当然了，最糟糕的事情，是她得让护理员给她洗澡，这些护理员要么是黑人，有的年纪太轻，有的太大；要么是白人，有的下手太重，有的双手太冷——反正不是简娜。她一开始不让护理员进门，但是发现我故意凶巴巴的，不理会她无言的恳求。她只好让她们进门，但是她们找不到沐浴用具，找不到干净衣服，她们先是温柔耐心地询问，然后是恼火专横地逼问，得到的都是嘟嘟哝哝的回答。第一个护理员是黑人，报告说她觉得福勒太太不能容忍黑人护理员；第二个是白人，尝试了两次，放弃了；第三个居然给莫迪洗成了澡，莫迪觉得这经历太耻辱、太痛苦了，于是下一个护理员来的时候，迎接她的是一通大叫大嚷：“滚开，你们我谁也不要，我自己能行。” 还有一次，实在是太荒唐了，晚上我到了莫迪那儿，发现莫迪恶臭难闻，显得绝望又羞愧。我们和往常一样，各坐炉火一边，她和我讲了一样的故事，因为她的回忆用完了，还有这么个想法梗在心中：我不肯给她洗澡，我原来是她的朋友，现在不是她的朋友了。 “你还是我朋友的时候。”有一次她这样开头，她不是想给我施加压力，而是她的确是这么认为的。 很快，我就在想，这是一个得了癌症、活不了多久的老太太，而我居然不肯花自己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她洗澡。 我给薇拉打了电话，叫她取消护理员，但是留着家务女工，而从那以后，一直是我给莫迪洗澡。不过不是每天都洗，我实在做不到。我害怕那个沉默的敌人，我的背。 我到她家的时候，莫迪，有的时候真为自己的腌臜和气味感到痛苦和厌恶，会思忖，她今天心情好不好？我察觉到了这个，就说：“你今天乐意洗个澡吗，莫迪？”她的表情！她可怜的老脸上那如释重负的表情……她多么痛恨自己肮脏，痛恨自己让自己恶心。从某个方面讲，我介入她的生活对她来说是件坏事，因为在此之前，她可以稍稍忘掉这些事，无视自己腌臜的衣服，脏兮兮的手腕，指甲缝里的污泥。 于是，每隔三天的样子，我给她洗一次澡。她最近一段时间一次都没拉在身上，尽管有的时候会尿湿衣裤。 她得付出多大的警惕和努力才能保证不把自己身上弄脏，这我大致了解：她得频繁地拖着身子去那冰冷的厕所；还要潜心研究，以智胜她的肠子。再说，还有一件事：她不想让简娜——薇拉·罗杰斯派来的探子——知道她拉出来的是什么东西；为此她不惜一切，甚至一整晚不上床，硬坐着，这样就不需要用痰盂。但是有一次她来不及出去，不得不用，而还没来得及倒，我就来了。她没有阻止我倒痰盂，但是她站在那里盯着我的脸，那表情告诉我，她一直害怕这个时刻会到来，而现在它来了。我一开始以为她喝了用真正咖啡豆煮出来的咖啡，然后我记起了关于咖啡色粪便是怎么回事。我第二天的确给薇拉打了电话，她说，哦，我得把医生叫来，我得这么做。别，我说，拜托了，别这样。能不干涉她就不干涉，能熬多久就熬多久吧。 于是，现在，真正的好朋友简娜不见了，世上唯一一个（你的另一个自我）可以依靠，总是回答“好”，做你需要的事的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这另一个简娜，处处设限，有的时候肯，有的时候不肯。 我带莫迪去看了她姐姐。她挑了一个星期天，觉得那天自己状态足够好，不会丢脸。她好不容易挪进街角的电话亭，给姐姐打了电话，事后告诉我她都安排好了，而且到时候她自己坐公共汽车去，我不需要费事。 那是十一月里一个温暖的日子。莫迪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深蓝色的绸子，上面有灰色和粉色的玫瑰。这件衣服是二战刚结束不久，她在汉默史密斯的那个女演员朋友给她的。她在外面罩了件黑外套，戴了一顶黑草帽，草帽上系着黑丝带，还有一小束玫瑰：这帽子是她四十年前为参加一个婚礼买的。我去接她的时候，觉得她完全可以做《窈窕淑女》里莉莎的妈妈：贫穷败落，却又时髦时尚。而她身上还透着一股活泼，甚至是不羁的气质。于是莫迪就这样去拜访她多年未见的亲戚了，呈现给他们的正是他们心中她的形象：偏执古怪，让人巴不得能忘掉的落魄穷亲戚。 那是一栋漂亮的小房子，挺老的，有一个花园，新的高层建筑区、大商店、停车场、喧嚣的街道间散落着好几栋这样的房子，这是其中之一。我们开车在周围绕了好几圈，找这个地方，而它就在那儿：几乎是一个村庄，或者说村庄的孑遗。一扇刷了漆的花园门，一条小径，两边是秋日黯淡凋零的玫瑰，路尽头是那一家子，等着接待莫迪小姨和她的新朋友。好奇。他们这一帮人真不怎么样，冷漠、精明、鄙俚——这个词如今不大用了，真不应该让它停止使用的。 莫迪的这位姐姐是个女族长式的人物，依旧活力十足，大权在握。她做了午餐，吩咐女儿们、孙女儿们摆好桌子，而要倒垃圾、要撬开卡死的窗户、要接马桶抽水拉绳的时候就指挥儿子们、孙子们去做。 家里一共十二个人，都穿着难看的时髦衣服，聊他们的车，他们的割草机，他们的假日。他们都比莫迪和她的姐姐波莉高一个档次，但是，和他们那个寻欢作乐的缺德外祖父比，他们的档次是高了还是低了呢？我坐在那里一边琢磨着我们那有时理不大清楚的阶层划分，一边回答他们关于我是做什么的问题——我绝没有和他们实话实说，反正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在撒谎，我说我是个秘书。他们还问了关于莫迪的问题。但是我知道他们到底想问什么，他们也问了：“所以，你是莫迪的‘好邻居’？” 我坚决不能让他们用这个说法抹杀莫迪真正的好友，我回答：“不，我不是。我是莫迪的朋友。我们认识有一段时间了。” 他们不信这话，互相交换了一个会意的眼神。他们问莫迪问题和同她说话时，大着嗓门，直截了当，居高临下，好像她弱智似的，而她坐在他们中间，穿着她最好的衣服，脑袋微微有些颤抖，明显的身体不适，一边顽抗，一边又心虚，努力顶住这些压力，他们弄得她像是又荒唐又愚蠢，实在是可怕的压力。她怯怯地问姐姐：“波莉，你记不记得我以前给保罗做过水果卷？”“是吗，莫迪？你做过？你以前总忙着动些小脑筋，不是吗？”还有：“波莉，那是原来那个船形酱汁盘吗？我记得是家里的。”然后波莉愤怒地狠狠擤了擤鼻子：“你可别觉得现在你能把它拿走，我不会给的。你名下的东西你都拿走了！” “哦，妈妈！”“哦，妈！”“哦，亲爱的！”这是“孩子们”和孙子辈的反应，“孩子们”其实现在自己也上了年纪，孙子辈是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兴致勃勃地互相交换着眼神：这下家庭传统复活啦——莫迪姨婆总是想要顺走奶奶的东西，她总是乞讨索取，现在又开始了。 莫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沉默了下去，整餐饭中除了回答“是”和“不”，不再多说什么。 我们十四个人围坐一张加了抽板的桌子，把餐厅塞了个满满当当，这餐厅是大家共用的房间。还有一间前厅，像是老式建筑里的“会客小厅”，那间房异乎寻常的干净明亮。用餐时，我们互相传着盘子，老式的蔬菜盘，里面盛着油腻腻的烤土豆、水汪汪的白菜、烂糊糊的防风。桌上有一盘烤得不错的牛肉。我们传递着山葵汁、番茄酱，还有一个银调味瓶，那大小都够一家酒店用——或者够这样的家庭聚会用。我们吃了炖李子，李子是自己花园里摘的，腌在瓶子里。我们还吃了很好的板油布丁，蓬松生脆，抹了果酱。我们一杯一杯地喝牛奶浓茶。中年的聊他们的蔬菜园，谈如何腌渍、冷冻他们种出来的东西。年轻人聊旅游时吃过的比萨和外国食品。听上去，这家还有不少小孩，不过没被带来参加聚会，他们说不然莫迪姨婆一定受不了，这话果然戳到了莫迪的痛处，我看到她眼里有泪，但是我没搞清这话是指什么。这些人只有圣诞节才会见面，他们聚到这里，所有人都来。他们没完没了地互相挖苦打趣，这是一个冷酷、残忍的游戏，重新提起别人的弱点、失败、背信弃义。他们的脸上充满了力量、自信，还有这种随随便便的残忍，容光焕发。女族长镇静地坐在那儿，满面微笑。我很容易就能在她身上看到她父亲的影子，而在莫迪身上我没看到一丝一毫。她有一张宽大的红脸盘，头上是蓬蓬的白色鬈发，可以看得到亮光光的红色头皮。她体型硕大，穿了一件咖啡色和白色相间的克林普纶衣服，贴身裁剪，很紧，难看极了。她的手肥硕，有些发红，指关节肿得发亮。她走路时要拄拐杖。她九十六岁了，完全能再活上十年。他们吃了又吃，吃了又吃，我们都吃了又吃。而吃得最多的要属莫迪，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低垂着眼睛，有条不紊地吃着，什么都不剩下，她慢条斯理地把每一点面包渣吃完，让我们大家等着。 而他们都舒服地围坐在摆满菜肴的桌边，脸上是盛气凌人的笑容，摆出一副好脾气的样子，说着莫迪姨婆做过这个、莫迪姨婆做过那个来打趣她。 她一句话也不接。 吃完饭，她对我说：“现在我们该走啦。”然后，她直视姐姐，提高声音说，“既然我已经把你吃了个倾家荡产。” 儿女们不安地讪笑，孙子辈们饶有兴味。那些不在场的曾孙辈们大概从来没听说过莫迪姨婆。 女族长只是微微一笑，女王一般，淡漠冷酷。她说：“我按老规矩，给你烤了一个好吃的小圣诞布丁，你带回去吧。” “我倒记不得去年有过，前年也没有过。” “唉，小姨。”一个外甥女说。 女族长朝一个年轻人点头示意，他端来一个白色小钵，递给莫迪。起先莫迪想要把它撂下，但是最终把它递给我：“拿着。” 我端起那个小布丁，那个量也许能喂几只麻雀吧。我们一大队人慢吞吞地朝我的车走去，速度要看莫迪的。哦，在那晚秋的阳光下，她看起来面色多黄、多糟糕。那一家人也看到了，明白过来。这些高大魁梧、朝气蓬勃、活得滋润的家伙看着她，黑黑的一小团，家族的替罪羊，突然感到冷飕飕的。他们恐慌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提高声音，喊道：“小姨，再见，改天再来玩！” “没错，”她姐姐吩咐，“下次再找个星期天，让你的‘好邻居’带你来。不过这次要提前打招呼，把时间留足了。”她已打定主意不去弄明白莫迪不会再来了这个事实。她对我说：“莫迪能有一个‘好邻居’真好。我都和她说过上百遍了，你得要一个家务女工，我是这么说的。” 于是用这个方法，莫迪的家人终于抹掉了她的这项成就：一个真正的朋友，一个爱她的人。 而我真的是爱莫迪的。她坐在我身边，哆嗦，呜咽，我心疼极了。 我对她说：“莫迪，那帮人一百个都抵不上你一个，而且我相信你以前也一直比他们好得多得多。” 于是我们驱车回家，一路无言。一整个下午我都陪着她，给她煮茶，给她烧晚饭，悉心照料。但是她无精打采，痛苦伤心。第二天，她真的大不一样了。那是三周前。自从那天起，便每况愈下。 一周前，她开始讲小时候。有一次他们带她去参加圣诞前夜的教堂礼拜，她从此忘不了马厩里的圣婴，还有那些天使们。我让我的秘书找找哪里可以去做礼拜，要不太费事的。最后我选择了莫迪家街那头的一个教堂，这样她就不用走太远的路了。 过去一周里，她一直在讲——这也是她第一次讲——自己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去参加过的教堂礼拜，但明显地，花花公子先生和他的情妇，还有那位可怜的妻子对宗教没多大兴趣。她讲的是教堂里的歌声，教堂有多漂亮，玻璃彩窗，“木头发出的好闻的味道”，鲜花。 昨天晚上，我带她开了一百码左右的车程去那个教堂，车开得很慢很慢。我可以看出——又一次看出——她身体又垮下去多少，因为我带她去她姐姐家不过是五个星期前的事，可现在车子轻轻一动她就会不舒服。我扶她下车，和她一起走进教堂。从外面看，那不过是一栋平常的、让人愉悦的小建筑，没什么特别的，但是从我们走进入口时开始，我便透过莫迪的眼睛来看。她静静地站在那里凝视，抬眼看屋顶的阴影，然后视线投向圣坛上耀眼的烛光。圣坛的一边，是躺在摇篮里的漂亮婴儿，还有天使们，披着红色和蓝色的袍子，戴着金冠，跪在马利亚身边，马利亚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年轻姑娘，粉红的双颊，笑容甜美。东方三博士站在附近，手里捧着裹了金纸和银纸、系着鲜红缎带的礼物。四周，在闪闪发光的柔软稻草上，是一只只小羊羔。还有一条真的狗，是教区牧师的，一条毛绒绒的白色小猎犬，卧在羊羔中间。 哦，真漂亮，莫迪叫道。人们闻声转过身，看到这个年迈、驼背、身着黑衣的丑老太婆站在那里，微笑，颤抖。于是他们也微笑，屋里只有温柔模糊的烛光，谁也看不出她病得有多厉害，皮肤有多黄。 我们沿着教堂坐椅间的通道往前走，走得极慢，因为她没看路，而是盯着圣坛边美丽的布景。我们在最前面一排坐下，可以看到那条听话的狗微微地喘着气，还被烛火熏得暖洋洋的，于是不住地打哈欠。哦，太可爱了，哦，太漂亮了，哦，我的小东西，我的小狗狗，莫迪啜泣着，伸出手来。狗看到她这样，就往她那儿去，但是廊柱后面看不见的地方有人低低地喝了一声，它就又卧回羊羔间去了。礼拜式平常得很，我确定那个布景很俗气。 这一切让她累得筋疲力尽，我服侍她上床，给她倒了杯热牛奶，她的猫躺在她身边。 可爱，可爱，我可爱的小东西，她喃喃低语，我离开时，她微笑着，对我微笑，对着那猫微笑，对着自己的回忆微笑。 但是……她得住院。上周医生来过了，而且不是坏薇拉叫他来的。他告诉她，自己估算着，莫迪差不多“适合”去医院了。他来了，看到现在的情况，说如果不去就要过圣诞节了，她应该立即住院。不过他施恩，宽限她一周。我们知道她进去就不会再出来了。 她知道吗？ 哦，不，两个星期就这么过去了…… 简直是一场噩梦。莫迪成天怒不可遏，大发脾气。薇拉·罗杰斯不在，她外出参加培训了，而既然她得有个敌人，我就成了那个敌人。有一天晚上，她当着我的面摔上门，把我关在外面，第二天才让我进去，她脸色惨白，眼睛里冒着熊熊怒火。“莫迪，”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待我？” 我们面对面坐着，炉火熄了，房里冰冷，猫饿着肚子，烦躁不安，大声号叫。我指望她会投降，像往常一样，猛地一扭头，傲慢地抬起下巴——然后叹气，抬手遮住脸，没一会儿，细小的声音，通情达理的口气，向我解释。但是不，她愠怒地坐在那里，下嘴唇噘着，瞪着眼睛。我连哄带劝，但是没用。我现在不大确定，我能不能再看到我的莫迪了，因为毫无疑问，这个莫迪现在有点神经失常。这个问题我琢磨了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容忍人们的某些怪癖、怪脾气，不把那称作神经失常。那，到底什么是神经失常？过得和现实脱节，这肯定算吧？莫迪对着自己唯一一个朋友大叫大嚷、大发脾气，把我当作敌人，这就算不上理智。 现在发生的一切都和现实脱节了，一切都是一场可怕的闹剧，我不能对她说，莫迪，你得了癌症。我想到了妈妈，我想到了弗雷迪。我晚上睡不着觉，躺在床上想不通，那两人可以说，我得了癌症，但莫迪却不能，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不同。教育？胡说八道！可是我妈妈、我丈夫去世前，没有一时一刻和所发生着的一切脱节。那会儿脱节的是我！ 而薇拉又不在，我没法问她……问什么？各种各样我需要知道的事情。我管不了莫迪的事了。不管她去不去医院。 薇拉回来了，我们把莫迪送去了医院。 我不得不安排住莫迪隔壁的那个女人帮她喂猫，她说我不能指望她会收留它，不如把它送去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吧？我把莫迪的房子彻底检查了一遍，确保没有会散发恶臭的东西——马桶，厨房。我找到了藏起来的肮脏衬裤和内衣，终于能把它们丢进垃圾桶里了。做这事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这就好像把莫迪扔掉了。 我的确是在想，她为什么得经历这一切，这漫长、肮脏、悲惨的死亡过程？她若是能在睡梦中死去，该多好。但是她自己都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有什么权利这样想？ 她住在我们最新的大医院里，住的是四人病房，用的是最好的现代药品，接受着最好的现代护理。周围的人都小心翼翼，给她充分的独处机会，举止谨慎、讨喜。那个可怜的莫迪，一个脸色蜡黄、怒气冲天的小老太太，就是这样，坐在床上，或者坐在椅子上，垫着靠垫，别人给她送餐送药，她什么都不做，就成天发火、反抗、嘟囔、诅咒……可尽管这样，他们还都喜爱她。真的。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因为他们实在是训练有素，但不是这样的。每个护士都和我说过，莫迪身上有点什么与众不同的气质。小医生也对我说，“你是怎么和她交上朋友的？”他是真的想知道，因为他也感觉到了莫迪的那种气质。“她很可爱。”病房的男护士说，他刚花了二十分钟劝莫迪吃药。那是止痛剂。这还只是药性相对温和的一剂药，而到时候，她身上的疼痛会越来越厉害，那就得用药性猛烈的药剂，非用不可。但是莫迪说，这让我意识模糊，弄得我一脑子糨糊。她熬着不吃，直到她愤怒地啜泣一声，猛地把头扭向桌上的杯子，这是告诉我她肯吃药了。 我每天下班后去看她，待两个小时。 “噢，你终于来啦。”莫迪说。 然后，当我起身要走的时候，她说：“要走，是吧？”然后她转过脸去，不看我。 轻松了，不用给她洗澡、搓衣服（得保证它们大致干净）；不用坐在她对面，强压下怒火、沮丧、怨恨，听她对我恶言相向。 她的家人已经来过了，那个部落，医院一次放两三个进来看她。 “你们是来看我死了以后会给你们留什么的吗？”她问，“你们还不清楚吗，多少年前你们就把我的东西都拿光了。” “哦，小姨！”外甥、外甥女们这样说。而女族长则质问：“莫迪，你这是什么话？” “你知道这是什么话。”莫迪说，转过脸不理他们。他们说再见，小姨；再见，莫迪的时候，她也不搭理。 我提出申请，要提前结束全职。现在我一周去两个整天，根据需要灵活安排；智囊团晨会的时候去半天；我还答应在杂志交付印刷前的那几天中，再去一天半。 菲丽丝请我和她一起吃午餐。这是一个正式邀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现在和吉尔形影不离，吉尔黏上菲丽丝了，所以想找几分钟单独谈一谈都不容易。 我以为她是想要我给些关于杂志社的建议，也许还有些关于吉尔的，但是她让我乱了阵脚，她说查尔斯想娶她。 我根本没想过这个可能，我坐在那里，拿餐巾轻轻擦嘴，啜了几口酒，想要争取一点时间。我在想，我之所以没有想过这个可能，是因为这实在太荒谬了。那是我的第一反应，而现在我在这儿记日记（午夜时分），我依然觉得那个反应是正确的。 我几乎是立刻就恢复了正常，坐在那儿，集中注意力听她说，表现出满满的同情，努力让自己不要对这一切太过挑剔，反复暗暗对自己说，众所周知，我不具备在这方面做评判的能力，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结过婚，“缺了些什么”。 但是她怎么能嫁给查尔斯，或者准确地说，如何维持这段婚姻？他要离婚，有三个孩子，所以要花在他们教育上的费用简直惊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得靠菲丽丝维持、供养。孩子们会怎样？这些问题在我脑海中一个个出现，而她坐在那里，焦虑地欠着身子，穿着柔软的衣服，真是个漂亮的小东西。我以前怎么也想不到要称她为漂亮，但她如今的确是漂亮。润泽的头发，晶亮的眼睛，在餐厅深色木墙的映衬下，她好像在熠熠生辉。 她想要建议。唉，我现在可是知道了，没事不要随便给人建议。 我想要知道，若是结婚，她要承担起什么来，对此她心里有多清楚？归根结底就是这个问题，不是吗？而她说的，是她和查尔斯一起管理杂志，合作得多么好，一切多么轻松顺利：她讲啊讲啊，不停地谈工作，她的眼睛期待地盯着我的眼睛，因为我没有说，哦，菲丽丝，你真是疯了，或者，这真是好消息。我就让她这么一直一直讲下去，我自己不怎么插话，只偶尔提供几句显示处世智慧的话，每个人都应该储备一大堆这样的话，碰上这种别人指望你告诉他们该怎么做的情况，就好应付了。 到我们用餐结束的时候，她第一次提到了如果结婚，他们要不起孩子，因为她得工作，而她也不知道自己对于孩子是个什么想法。她不时地瞥我一眼，一脸期许，好像觉得就算这谈话眼看着就要结束了，我也还有可能说，哎呀，那当然了，你一定要嫁给他！ 但是我确实开口问了个问题，语速飞快，态度尴尬，你想提一个和当前谈话氛围不大契合的话题时，就会这样。我问的是：“但是你的妇女解放集会，那一类的东西，怎么办？” 她目光躲闪，微笑着，漫不经心地说：“噢，他不介意我做什么，其实，他还挺感兴趣的。” 我觉得这实在是答非所问。我听到自己神经兮兮地哈哈笑，那情形，就好像是谁讲的笑话没爆响。 查理也邀请我共进午餐。他想和我说说他的麻烦。他觉得娶菲丽丝，把自己的过去强加给她，这不公平。对于娶菲丽丝的事，他又有新考虑了？我扩大储备，又备好了这样的话：你一定得严肃、全面地考虑这个问题，然后走你认为最好的路！还有，我能理解你的感受！这顿饭根本就是一场长达两小时的个人独白，我偶尔穿插一点上面那些话。我们在餐厅外道别的时候，他感谢我给了他好建议。菲丽丝太聪明了：几天前，当我们道别的时候（在餐厅外），她涎皮赖脸地对我咧嘴一笑，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该怎么做呢，这样我就可以把错全赖在你身上了！” 看来，至少这两个人有可能出于惯性结了婚；若真这样，到头来，要是这段婚姻居然是个成功……？ 我原指望着现在有时间了，可以让我的衣服达到水准。保持我的风格，真不是个轻松活儿。我站在镜子前，穿着自己最好的套装。蜜黄色，柞蚕丝。我的包。我的手套。我的鞋子。臀部上方不够平整，但没法解决。翻领的边沿看上去不够灵动。两颗扣子松了。鸽灰色的缎质衬里上有一根线头冒出来了。我的鞋子面上起了皱。我的手套不理想。我所有的丝袜上都有抽丝的地方。怎么办？全扔了，重新来！但不行啊，问题是，就算我现在有时间保持我的风格，我也没兴趣保持了。我最近想起来，科莱特的，或者说是“亲爱的”[15]的莉亚以前迎接老情人时，告诉他，自己换了一身套装，系了漂亮的蕾丝褶裥，一身盛装，去什么场合都可以。而让他伤心的（让科莱特伤心的？），是她不再在乎这些费时费心的奢华打扮了。但是我不会不修边幅的，我不会。若是因为没有精力而邋遢，那就是掉进了老年的陷阱——毕竟，我才五十多岁，还不是退场的时候呢。我的风格需要费时、费心、注重细节，如果我不再在乎它了，那我就要想个什么聪明点子，折衷一下。在考虑这些的同时，我捐了好多衣物给慈善商店，还让我的裁缝按原样翻做了一些衣物。我以前从没这样做过，我们花大量时间讨论布料、扣子、衬里。她很惊讶，接到我的信以后打电话给我，她真正想问的是，你居然叫我把那款浅灰毛料套装照样再做一身出来，料子在邦德街就能买，你这是不再感兴趣了吗？——是的，我亲爱的，的确是这样的，我失去兴趣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好歹是介绍了菲丽丝给你。我还会请你再帮我做那款棕色的女衫裤套装，那款黑色的中国绉纱衬衫，那款米色的丝绸裙。 过了多久了？我想大概有两周了吧。 每天我都去病房看莫迪。你好，我说，你怎么样，和大家一样，微笑、友好；而若是站在她的角度上看，我知道她觉得这态度是伪装，是欺骗，就像一场噩梦——她就这样被我们捉住了，是我们的囚徒，我们用虚假的微笑包围了她。可这些是她自己逼出来的。我渴望她能不再躲在那张愠怒、充满敌意的蜡黄面孔后面；我渴望和莫迪本人交流，哪怕只有一会儿。但是她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狂怒、自己的猜忌里，从这个牢笼里向外张望，看着我那可憎的讨喜微笑。我自己都能感觉到，每当走进病房，我的脸就自动摆出了这副表情。 实在是煎熬，实在是糟糕！我现在是在讲我的煎熬，不是莫迪的。明显，我还是自私的，但是我相信，如今这个每天在病房陪莫迪一个、两个、三个小时（尽管时间是永远不够长，每次我离开的时候她都觉得自己被抛弃了）的简娜，和以前那个丈夫、母亲濒死时也拒绝参与一切的简娜，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我好几个小时地坐在莫迪身边，当初丈夫、母亲需要我给予的，如今我随时准备好了要给她：我对现实的直视，我对现实的参与。但莫迪想要的是——不要濒临死亡！ 她现在对我嘀嘀咕咕地抱怨，用的是新的说话方式，飞快地嘀咕，都来不及喘口气：“我知道这都怪谁，我知道是谁下令把我弄来的！”她不看我，因为她痛恨眼前的一切。 她指的是我，她指的也是薇拉·罗杰斯。薇拉来看望她的时候，莫迪叫她不要再靠近自己。“不要你，”她对可怜的薇拉说，“不要再在我面前出现了。”然后转过了她自己的脸。 我安静地坐在那里，她靠在一把矮椅子上，因此我坐的那把椅子就显得太高了。她那把大椅子，还有椅子上那些摆放得很专业的枕头，看上去像是企图吞掉小小的莫迪，而莫迪，不管被以什么姿势安置在椅子里，总是瞪着正前方。“福勒太太，您怎么样？您要点茶吗？——热牛奶？——热巧克力？来点汤？”没有哪个女王，或者阿拉伯富豪的太太，能接受到比她享受的更好的护理服务了。但是她想要的是——不要走向死亡！ 我坐在她身边，心里想，活了九十二岁，莫迪似乎还觉得老天对她不公！有一个值夜班的护士，目睹了莫迪是怎么和我道别的——“要走，是吧？”——在走廊里追上我，说，萨默斯太太，萨默斯太太……拉住我的手臂，对着我微笑，温柔、友好、令人信赖，而同样的微笑，莫迪却觉得是羁绊，是谎言……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她说，“他们都要经历这样的阶段。你会看到的，有不同的阶段。病人开始明白过来的时候，他们首先会觉得不公平。他们自怨自怜。” “不公平？生老病死叫不公平？” “通常病人可不是世上最理智的人。然后，下一个阶段，他们开始愤怒。” “没错，她那可真是愤怒呢！” “唉，”一边用她专业的眼光打量我，看有没有压力过大的迹象，一边带点迷离的神情说，“我想，对于任何人来说，要死都不是什么好事吧。” “这些阶段有没有可能交织在一起？” 她哈哈大笑，不过她其实是享受能够嘲笑一下“书”：“书上说了，三个阶段。不过我同意你的话，生活中的事情才没法分那么清楚呢！” “那第三阶段呢？” “那时候他们接受现实，妥协了……” 一个护士跑过来，康诺利护士，康诺利护士，于是她飞快地道了一声失陪，就飞奔着去处理什么小的——或者大的——危机了。我则回家去。 不公平……愤怒……接受现实。 一个年过九旬的老太太觉得她要死了这不公平？ 第二天，莫迪居然让自己浑浊、黯淡的目光落在了我脸上，没有——一般都是故意的，或者说显得像是故意的——避开，口齿清晰，语气轻蔑地说：“这是出悲剧，悲剧！” “什么是悲剧，莫迪？” 她看着我——鄙视！“一出悲剧！”她大声、清楚地说，然后目光避开我，难过地轻轻喃喃，这种语气最近我听不到她用了，“我们原本都那么快乐了，你每晚来，我和你说我的故事。如今成了这样，真是悲剧……” 我坐在那儿，握着莫迪的手，尽管她总是僵着手，任它从我手中滑脱一次，两次，有时三次，四次，然后才抓紧我。她转过头，眼睛始终不看我，嘴巴张着，因为那药让她没法控制自己的嘴，一个郁郁寡欢、闷闷不乐、怒火中烧的老太太，可她的手还说着我们友谊的语言。 自己要死了，莫迪觉得这不公平。 昨天，她又说了，轻轻地飞快地嘟哝：“悲剧，悲剧，悲剧。”我听到自己说：“莫迪，你九十二岁了。”没有用那种可以称得上是本医院“院风”的“讨喜”、迷人、关切的语气。 她缓缓地转过脸来，然后蓝眼睛里腾起怒火。盛怒。 我在想的是，莫迪体内到底是谁，或者什么，让她觉得自己本该不朽，硬被冤判了？我觉得那具蜡黄的小骨架里有好几个莫迪，死亡的速度不同，而其中一个根本不准备死！ 另外一个护士问过我：“你是不是信教？”我知道她为什么这么问。这是因为我的态度、举止、行为整个属于那种不会因为垂死、死亡而乱了心绪的人，而不属于那种会受这些影响的人——我看着其他访客，那些亲友们，很容易就能看出哪些人是后者。 她的意思是，我看你是相信死后有来世的！轻轻地擤擤鼻子，这是含蓄地表示对思想落后的人嗤之以鼻。 我说：“不，我不信教。”没有理会她真正的问题。 又一次，我沉思默想，若是有来世——妈妈，弗雷迪，莫迪都有一个来世——我怎么看，或者说我可能怎么看。我今天是这种想法，明天又是另一种。十年里“笃信”一种想法，下一个十年又是另一种。 又过了一个星期。 大概晚上九十点的样子，我准备离开，莫迪的手就会握紧我的手，身子凑过来，居然如此有力。她说，带我回你家，带我离开这里！她的目光，过去的两三个小时里一直在躲避我，现在突然直直地瞪着我，这目光是愤怒的要求。 我怎么能带你回家，莫迪？你知道我不能，每天晚上我都这样说，听上去不安，而且歉疚。 让自己卷入一个被剥夺了一切的人的生活，意味着你要背负巨大的歉疚感。他们需要的是那么多，你能给的是那么少。 每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都在想，也许我可以带莫迪回家？可以在起居室里给她摆一张床。我可以早晚请护理员……吉尔也可以帮忙。这实在太蠢了，但是她的需要逼着我考虑这个。可这根本不是她想要的，她想要的是我，她的朋友，简娜，来照顾她，早晚照顾，随时都在，不要技术娴熟、面带微笑的护士。 这根本不可能。可是，每天晚上，我都在想怎么能够安排一下。 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她想知道。 我没法照顾你，我说。 我做莫迪的朋友都做到这个分上了，而且好几个月来都一直会去看望伊莉莎和安妮，为什么这个安排就会更荒唐？在别人，比方说乔伊丝看来，我做前两件事，就已经不仅仅是行为乖戾了。从别人的角度来看，或者就从我在丈夫和母亲去世前的角度来看，我的行为好像有些强迫症意味，甚至是不健康的。（当然了，这种看法没有考虑我的疯狂也许给这些不幸的老太太们的生活增加了点什么。）但是为什么呢？我这样的人，富足，中产阶级，拥有才干，尽管没有必要，还是担起了这样的责任，于是这就意味着我大脑不正常，怎么会是这个道理？有的时候我是这样看这件事的，有的时候又是那样：先觉得疯了的是我，然后又觉得疯了的是我们这个社会。但是我的确担起了这个责任，我是伊莉莎和安妮的朋友，而且我是莫迪的朋友（我觉得不只是朋友），纯粹是因为这是我决定要做的事。我做了，它就有道理。如果你下定决心，去做了某件事，那么它就不荒唐，至少对于你而言是这样。 我对乔伊丝说：“你那‘给建议’——天晓得那是什么意思——与我同需要友谊的人做朋友，这两者有什么不同？”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希望她回答：“不同就在于我是拿钱办事！” 但是一旦说出来，就挑明了它是荒谬可笑的。 “乔伊丝，你是说，不赚钱的事，就谁都不该做？” “哎呀，好吧好吧，如果你非要讲逻辑的话。但是我只知道，你做这事，实在有点神经质。” “这问题我不和你理论。” 于是我们隔着大洋进行辩论，但多半时候总感觉两人之间只不过隔了半英里，我们的声音在彼此的耳朵里是那么清晰。 要我把莫迪带回家，她去世前的数周或者数月甚至数年都让她住在这儿，这很荒唐，因为我做不到。 昨天，她欠过身子，好像十分惋惜地宣布：“你这个朋友，只能同甘，不能共苦。” 我不得不接受这一点。 今天下午她说：“我为什么不能回家，为什么不能？” “莫迪，你知道你不能！你没法再自己照顾自己了。” “但是我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啊，我一直照顾得很好。”她惊讶地说。 莫迪知道，自己应该住在姐姐家，她在那里投入那么多时间，加起来都有好几年了，她爱那一家人，为那一家人服务。她应该躺在那里的床上，她的亲戚们应该围在她身边，端着热粥、热牛奶，递水递药。 记忆里冒出了《战争与和平》里的一段，像是捉弄我一样。是老伯爵夫人的故事，她正在经历第二童年。大家得允许她哭一哭，笑一笑，睡一睡，吵一吵架……在那家里，有许多的仆役、随从、食客、家人，因此一个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或者斜倚在床上的老太太，很容易就被接受了。 我想不出在我认识的家庭里，有哪一个能够接收莫迪，我们的工作已经够辛苦，责任已经够重的了。我们的生活几经削减，只剩我们努力塞进去的那一点点，我们都不过在勉强对付，一点都不能再多。 我坐在那里握着莫迪的手时心里在想，她应该处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里，那样的家庭就像一张有弹性的橡胶网，可以拉拉撑撑，接纳下她。当然了，这想法荒唐得很。一样荒唐的想法，是她应该有理智的父母，爱她，却不溺爱她，她的母亲不该在她十五岁的时候去世，而她按理说这长长的一辈子里都该幸福、健康、富足、睿智。我说她，说一个濒临死亡的老太太，理应有什么，这是在禁绝艰难、困苦、不公、疼痛——简言之，是在否认人类真正的生存状况。 带我去你家吧，简娜，带我去你家。 我不能啊，莫迪，你自己也知道的！现在我得赶紧回家了，已经迟了，值夜班的已经来了。明天见啦，莫迪。 今天我去参加了那个婚礼。一如寻常婚礼，一大群谁也没听说过的亲戚，还有业界多年来只曾耳闻从未谋面的人物（对菲丽丝而言）。菲丽丝的家庭和我的差不多。但是——出乎意料！查尔斯居然是个外国人，有一个从巴黎来的优雅至极的母亲，还有两个父亲，亲生父亲和继父，两个都世故、诙谐、迷人。菲丽丝看上去美极了，真是给我们以及我们的杂志增光。我玩得很开心。 两周。 莫迪身上的疼痛越来越厉害了。她吃的止痛剂的剂量经过精心调整，一天吃三次，但是他们用专业、谨慎、带笑容的眼睛监察着她，温柔地问她问题，然后根据他们所见到的，她所说的，逐渐增大剂量。 晚上六点我走进病房，药瓶就放在她床边的桌上。他们知道对于她来说，吃那东西就是溃败，是最糟糕的——是末日。所以他们不逼她也不哄她吃。“慢慢来，”他们说，“需要的时候再吃。” 莫迪坐在那儿，我能感觉到她瘦骨嶙峋的手越握越紧。她用力转过头去看她的敌人，瓶子，还有瓶里的药。然后她逼着自己移开视线。没过一会儿，她的目光又转了回去。我能听到她喘着气挣扎，胃里的疼痛烧灼着。 我学会了不要立即说：“莫迪，要不要吃药？”而当我这么问时，她会匆匆地、心不在焉地点头，好像她正在思考什么更重要的事。我把瓶子送到她嘴边，她的嘴唇急切地噘出来，好像它们自己有生命，不受她控制。那嘴唇包住瓶口，好把那能让感觉变麻木的东西吸进体内。 “他们把我的意识拿走了，他们让我思维迟钝。”她悄悄对我说，哀怨、忧伤、愤怒。至少她没有说：“你吧……” 过去的两个晚上，都有一个值夜班的护士随意地走进来，微笑着环视屋内，检阅她的王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她从一张病床走到另一张，眼睛扫视过每一张苍老的病容——这间病房里都是老太太——那么若无其事，但那么干练高效。她在莫迪床边站了一会儿：“福勒太太，今晚感觉怎么样？萨默斯太太，晚上好。”然后她又对莫迪说，“如果觉得需要什么能让你入睡的东西，按一按铃就行。” 这话的意思是：“如果痛得厉害的话……” 而两个晚上，我起身要走的时候，莫迪都拽住我的裙子，悄声说：“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不要忘了——我要喝点热牛奶什么的。” 我去值班室，翻译这句话：“我觉得福勒太太得再用一点止痛剂。” “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去。” 他们的确马上就去了。 我匆匆地回家，钻进我的浴缸，那是我的药，能让我失去知觉，但一路上我完全可以听到莫迪在想什么：当初我没有东西喂约翰尼，所以他被人从我身边偷走了，在我需要这样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要是给了我…… 一个月。 哦，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我太累了。我绝对累垮了。我对自己说，有什么好让你累的？你以前有时候一天去莫迪家两次，帮她买东西，给她打扫卫生，替她洗衣服，还要帮她洗澡，相比之下现在这个根本不算什么。走进那干净可爱的新病房，看见那些面带笑容的温柔护士，又有人照料莫迪，你只需要坐在那里握住她的手，这简直就是去野餐。当然了，还要做一件事：她冲着你眼冒火光，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或者“这是个悲剧，是个悲剧！”的时候，得忍着不作反应，她现在还是喜欢说这种话。事实上，现在这种状况让我招架不住，而且看起来没完没了。我知道按护士们的估计，她如今的状况应该更糟：你能看出来她们在想什么，通常是因为她们希望你看出来！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只需要一个表情就知晓一切，这种无声的交流，除了医院没有别的地方用得更频繁的了。他们把我叫去值班室，告诉我说有可能要把莫迪转到街那头的老医院去，老年人都安排在那里。这个消息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它会让莫迪大吃一惊的，还因为，说白了，我希望她死去。这太可怕了。但是我又不能允许自己这样想。她不想死，就是这样！在我看来，如果谁想死，那么希望他死就是正当的，但是他们若是没做好准备，那是万万不该这样想的。 我一直在观察莫迪有没有进入“第三阶段”的迹象。莫迪看起来和以前一样愤怒。也许其实只有两个阶段，“这不公平！”应该算愤怒；然后是接受现实。哦，拜托，让莫迪接受现实吧，而且是让她赶紧接受吧！看着这个耄耋老妇死去时，觉得好像是她的什么东西被谁偷走一样，这实在是糟糕。如果她觉得她的生命是被偷走的——被她母亲的早逝偷走，被虐待她的父亲偷走，被那个穿毛皮、戴羽毛的情妇偷走，被她可恶的姐姐偷走——要我说，倒也很说得过去，但是，这要到哪里才算完？关键是，有什么她依然觉得她原该拥有，但是被强拿走了？还有什么她觉得现在她该拥有，而正被人拿走？ 要是我能让她和我好好谈一谈就好了。但我们是坐在那干净明亮的大房间里，就在医院的顶楼，环绕我们的是蓝天和新鲜空气，鸟儿飞过，鸽子在外面咕咕地叫，房里还有另外三个人，护士进进出出，还有探病的人以及医生…… 经常在这儿值班的那个医生人很好，她喜欢他——我看得出来，不过若是他以为她恨自己，倒也不能怪他。可那个大牌医生一周要带着一帮跟班来一两次，于是我晚上到的时候，莫迪还在生气，不只是生气，简直是怒火万丈，七窍生烟。 “他今天又来了。”她说，蜡黄的小脸抽搐着，嘴唇颤抖。 “怎么样？”我问，其实我当然知道怎么样了。 “他们站在门口，他，还有那帮男孩女孩。他们是医生？看起来都是小孩子。他们里面还有黑的。”莫迪是个严谨的人，状态正常的时候，如果要批评的对象是一个黑人，她总记得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但是现在她把这个忘掉了，只知道他们不同，是异己。她现在矛盾得很，十分纠结，因为有两个护士也是黑人，而她很喜欢她们。但她们依然是黑人，这是她生气的一个焦点。她特别喜欢她们抱她起床，把她安置在椅子上的手法，不会弄疼她；我能看到她的脸变得柔和，不过只是一闪而过，瞬间就收起来了——但她是黑人，而且她的存在、她的身影都提醒着莫迪，她住院、待在这里，都不是自己的选择，在这家医院里，她自己一个决定都不能做。 “呃，”我说，“总得有训练有素的黑人医生和黑人护士啊，而这是家教学医院。” “为什么我要做小白鼠？他们又没征得我的许可。而且他们年龄那么小，那种小孩子哪能知道什么？那个臭屁大老爷，他走过来，居高临下地站在我身边，一直在和他们说我的事。哦，他们当我是傻瓜！然后他们都围过来，低下头来看我……”她接着讲下去，我都能看到那场景，小小的、蜡黄的莫迪靠着雪白的枕头，一大群年轻的男生女生，还有——不是站在他们中间，而是站在他们对面——那个大牌医生……“他宣讲完了以后，对我说，你今天感觉怎么样，福勒太太？然后他就又开始对那些孩子宣讲了，讲我的事。他觉得我是白痴吗？”（这句话是喘着气叫出来的，她太愤怒、太难过了。）“他对我说，福勒太太，请把你的衣服撩起来。我才不呢，我干什么要照办？于是护士上前一步，殷勤地帮忙，我的睡衣就这么给掀了起来，当着那一帮人的面，无遮无掩。然后他就这儿戳戳那儿捅捅，我就像是案板上的一团面，而他对他们说，看到那里那个肿块吧？摸摸看，感觉一下。好家伙，一句话都不对我说。他们挨个摸我的肚子。谢谢你，福勒太太，他说，但是他之前根本没有征得我的许可，不是吗？看那肿块，摸摸看，感觉一下——好像我看不见，感觉不到一样！我不是傻瓜，我不蠢，我不是白痴——”莫迪气得不能自已，无助到情绪失控。“他看都不看我一眼，一次都没看。我根本就是根棍子，是块石头。他看他们，对他来说他们更重要。我在这儿就是为了方便他们的。” 他们准备告诉莫迪要把她转到另外那家医院去了。而她的确不蠢，所以——我十分忐忑。 他们告诉她了。我今晚去病房的时候，她转过身来，不搭理我，不搭理一切。半个小时里，一句话都没说，然后她开始叨叨念念：“我不去，我不去济贫院。” “什么济贫院？你在说什么啊，莫迪？” 她继续：“我不要到头来落到得进济贫院！” 我打听到了，她要去的那家医院，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曾是一家济贫院。我给薇拉·罗杰斯打电话。她的声音听上去疲惫、恍惚。“你打电话来有什么事？” “我想知道，莫迪一直没完没了地说他们要把她扔到济贫院去了，这是什么意思？” 一声叹息。“唉，老天啊，”薇拉说，“又来了。这些亲爱的老家伙们都这么说，我们不要去济贫院，他们说。济贫院这东西早废除了——唉，我也不知道废除了多少年了。但是是这样的，他们小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济贫院。那会儿是这么个观念，不管你年龄多大，如果进了济贫院，就得干活。他们擦地板，洗被单，烧饭。让我告诉你，别说这是我说的哦，我可看不出这有什么糟糕的——要是现在会怎么样呢？我们把他们打发去哪家敬老院，在那里他们什么事都不许做，最后只好无聊至死，或者无聊到发疯。要让我说，就该让他们从早到晚地干活，他们就顾不上自怨自艾了。哦，简娜，不要理我，我这是在发泄呢。” 我应该偶尔去看看安妮·里夫斯和伊莉莎·贝茨，但是看望莫迪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精力。 今天我陪莫迪去“济贫院”。一个叫罗斯玛丽的姑娘和我们一起，她挺和气，不过对莫迪不甚上心。她说她起到的作用是保证莫迪能看到一张熟悉的脸，不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可莫迪问她：“你是谁？”罗斯玛丽回答：“啊，福勒太太，你认识我的。我去看过你的。”“我不认得你。”莫迪说。“可我几乎天天都去你病房的啊，福勒太太。” “简娜？”莫迪问，声音小小的，带着哭腔，“简娜，你在吗？” “在的，我在。” 我们三个人坐在救护车里，罗斯玛丽拿着莫迪的东西，一个购物袋，里面是梳子、浴巾、肥皂，还有她的手袋。她的手袋里是她的结婚证，还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她“男人”，照片里的男主人公四十岁左右，挺帅，沉着脸，穿着时髦；另外一张照片上是一个小男孩，衣着整齐，对着摄影师摆出笑脸，并不开心。 在医院门口，态度友善、让人安心的救护员们把轮椅抬上台阶，莫迪死死地握住椅子把手，直到进入楼内，才意识到这就到了，那可怕的济贫院。 “就是这儿吗？就是这儿吗？”她悄悄问我。我们沿着走廊向前，两边是被收容的人、医护人员，还有患者们的艺术展览。然后，楼梯平台上，一张比尔兹利的《莎乐美举着施洗者约翰的头颅》的大幅招贴画，是哪个爱开玩笑的人贴的（我猜）。但莫迪看到这一切震惊不已，上到二楼以后也没平静下来。“就是这儿吗？”她一直在问，紧紧地握住轮椅，虽然护理员们很小心，她还是坐不稳，七倒八歪的，她太轻了，一阵风就能把她吹走。 “这就是老医院。”罗斯玛丽兴高采烈。 “那么，他们把它改造过了。”莫迪说。 “是吗？”罗斯玛丽说，“我知道最近重新粉刷过。” 莫迪是一战前后来这里的，来看望某个小姨，而现在她的记忆和她眼前所见的对不上号。 我们走过时看到病房是传统的医院病房，里面有二十来张床，一排大窗户。但是当我们到了莫迪的房间，发现她住的是一个单人间。 莫迪坐在那里，直挺挺地坐在床上，完全沐浴在透过窗户照进来的明亮光线中，蜡黄的人和背后垫着的一大堆雪白枕头适成鲜明的对比。窗外是教堂的尖顶，灰色的天空，几棵树的树冠。莫迪沉默着，恨恨地环视房间四周——对我而言，这不过是间医院病房，仅此而已——然后目光投向窗外。 “那么这就是老医院了。”她确认了，瞪着我，瞪着照顾她住下的那位护士，瞪着罗斯玛丽。罗斯玛丽正要离开，抱着一大摞文件。 “是的，亲爱的，这是老医院。” 莫迪朝我们龇牙，嘶嘶地喘着气，说：“那就这样了，是吧？我到这儿了，是吧？这就结局了，是吧？” “哦，福勒太太，”罗斯玛丽和善地说，“别这样。哎，我得走了，下次来看你时再见。” 于是罗斯玛丽走了，回新医院去了。 整个下午我都陪着莫迪。我想找出工作人员里，该和哪个说话，和哪个建立关系。这家医院和那一家气氛不大一样，让人感觉轻松，友好，还有些松懈散漫。当然了，那家医院是世界知名的大医院，那里的护士都是顶级的，医生也是。这里的老先生、老太太们多半不会离开了，一直要待到死。它说不上是一家医院，也不是敬老院——介于其间。另外那家医院的那个大牌医生率领随从们来教老年药学课。那家医院有些有抱负的护士也来这里待几周，好学到只能在这样的地方才能学到的知识，这里都是老先生、老太太，再也出不去了，各人情况不同，有各种长期不愈的慢性病。 我觉得，莫迪能自己有一个房间，真是太幸运了；但是我知道（而且我现在知道我猜得没错），莫迪认为这意味着给她判了死刑。而且这个地方实在是该死的喧闹。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早被身边各种大小噪音整得没了感觉，直到看见莫迪饱受噪音的折磨，我才张开了以前闭塞的耳朵，听到了门吱吱地摇晃，嘭地被关上，还有莫迪房间正对面小厨房里餐盘乒乒乓乓，餐车小轮吱吱呀呀。 噪音！我对莫迪说：“我们关上门吧。”但是她说：“别，别，别，”上气不接下气，猛摇着脑袋。她害怕被关在里面。 她来的时候，他们没有给她药，现在她疼得厉害。我去找护士长，问能不能给莫迪点什么。 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看上去就像是个老住户，这个地方大概也是她的家，就和她自己家一样。她犀利、专业地打量我，他们都这样对人进行评估：通情达理的，傻里傻气的，可以依赖的，可以说真话的，得瞒着的…… 她说：“你知道的吧，我们尽量少给药，这样到非得下猛药的时候，才好歹能起点作用？” “是的，我知道，”我说，“但是她颠簸了这一路，而且她很害怕，因为她现在在老医院里了——再说她痛得厉害。” “唉，”护士长叹了口气，“你知道，她也许能再活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而问题在于最后会有多疼，你可明白？” “嗯，我明白。” 不过他们给了莫迪一点能让她“挺过去”的东西，不足以完全麻痹她，但是可以减轻痛感。我离开的时候她清醒，警觉，竖着耳朵捕捉各种声音，冷冰冰的，一言不发。那么，这是不是就是“接受现实”阶段了？哦，老天，但愿它就是。 不要恭顺地步入那一良宵[16]！确实。真是多愁善感，真是感情充沛，真是自怨自艾，真是放屁！太自我放纵了！果然是像我们，被宠坏了的混账东西，要这要那，嚷嚷着“这不公平”，满脑子都是我得到的还不够。 吉尔和我今天回家都早。我从医院回来，累得要死，都不知道把自己摆哪里好。 吉尔看出我的状况，就给我泡了茶，做了一个三明治。 她在我对面坐下来，等着我恢复。她好脾气，希望讨好我，有新的自信——就像我以前一样，她每天都在发现自己多能干，发现自己聪明灵活——但那表象之下隐藏着愠怒和批评。我知道她要说什么。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简娜？”这句话背后，满是年轻人暴躁的抗议：不，不，我不要，我不能，让这一切离我远点儿。最重要的是：你，和我这么亲近的人，如果你准备接纳这种骇人的丑恶，让它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那又有什么可以不让它也进入我的生活？ “我猜同事们讨论这事了吧，谈论它的是是非非。”我说。 她看上去很尴尬，因为简娜的外甥女，住在简娜家里，也忍不住不参与讨论：简娜这么说，简娜这么做，简娜是这样的——诸如此类。 “呃，大概是吧。” “典型的上层社会行为，”我说，“探望穷人的传统，毫无用处的善行，而革命会把这种胡闹革掉的。” 她满脸通红，十分生气。吉尔也成了拥护革新派。我拿这个打趣她的时候，她生气地说：“那么，你以为会怎么样？你从来不请人来做客，根本没有社交生活，你以为会怎么样？” “我以为，”我说，“就和其他革新派一样，你给自己创造社交生活——然后另外给它一个名字。”她以前像这样谈一会儿，的确会哈哈大笑起来。但是今天她的危机感太强烈，笑不出来。 “不要紧，”我说，“她活不久了。很快就都结束了。” “我觉得这太荒唐了，荒唐。”她说，火冒三丈，咄咄逼人，“一天不落，动辄几个小时。她是什么人，莫迪是什么人？——我的意思是，当然了，她不过是外婆的替代，你以前对外婆不好，所以就在莫迪·福勒身上弥补。” “真是犀利，真是真知灼见，真是一语中的！” “哎，简娜，这很明显，不是吗？” “就算是，那又怎么样？” “呃，你这样很古怪，你得知道。” “听着，我亲爱的，你来我这儿住的时候，我可没答应要按着别人的药方调整我的生活——不管这药方是我姐姐的，你的，还是谁的。” 沉默。不打折扣地赌气，噘着嘴——青少年才这样，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垂着头不看人。 不过这是她头一次这样，我还是要给她打满分，因为这事在她妈妈家里简直是礼仪所需。而且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吵架。 “如果你真要，”我说，“等莫迪去世以后，我们可以弄些不错的小型晚餐聚会。这个我可拿手了。你可以请你的同志们来，我们来讨论阶级斗争。” 她差点就笑了。 莫迪在老医院住了一个星期了。她和以前一样愤怒，不过她现在更加沉默。不屈。她还挺着。她现在疼得比以前厉害，因此没什么力气。护士长给我看昨晚给她的药，一言不发，做了个手势，意思是，看到了吧？我看到了。那是疼痛特别剧烈的时候他们才用的药剂，那药简直能要人命，吗啡混合着酒精。 莫迪直挺挺地坐着，瞪着眼，下唇垂着，唾液在那里聚集起来，再滴下来，聚起，滴下。她满眼阴郁。我一来，她就开始了：“把我扶起来，把我扶起来。”我站在她边上，把她抱起来，让她坐起来一些。但是我刚弄好，才坐下，她就又低声说：“把我扶起来，扶我。” 我扶起她，坐下。扶起她，坐下。后来我站在她身旁，把她托起，让她身子前倾，这也无法让她不再提那个要求。 “莫迪，你已经坐得笔直了！”我抗议。 但是，“扶我起来，扶我起来！” 我照办，因为至少这样，她可以觉得自己能够对自己现在的这个世界施加一点影响，这个把一切强加于她，她却没法反抗的世界。这么做还因为我可以抱住她，触碰她。虽然她从来不说抱抱我，我想要有人抱抱，她会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 过去两天我站在她身边，扶她起来，让她坐好；扶她起来，抱住她，一次一个小时。我说了：“莫迪，我累了，我得歇一下。”她脑袋微微一转，表示听到我的话了，但是没过一会儿又开始了：“扶我起来，扶我起来。” 我想，也许这是一种使自己保持清醒的方法，因为现在她吃的药作用实在太强。 大部分时间，她都昏昏欲睡。他们说晚上她几乎也都是睡着的。但她其实有意识，知道周围的动静，忍受着、十分痛苦地忍受着噪音的折磨：乒乒乓乓，哐哐当当，没有铺地毯的走道里橐橐作响的脚步声，餐车轮子吱吱呀呀的响声。每过几分钟，嘭地传来摔门声。我发现自己坐在那儿，神经高度紧张，等着那嘭的一声。 但是尽管这样，病房门还是得敞开着，因为莫迪害怕沉默和冷漠，像是她将被囚入其中的坟墓里一样。 莫迪还没准备好去死。 我现在在她身边没有大段的时间坐着思考，因为我忙着扶她起来，给她放枕头，安抚她，疼爱她。但是此刻在家里，躺在浴缸里，我思考。那些支持安乐死的协会怎么了？我不认为妈妈，或者弗雷迪，会没到最后就想走；他们认命，他们是成年人，但如果他们真希望我们谁能塞给他们一剂致命药剂的话，我确定我能知道。（话说回来，我真能知道吗？我下次见到乔姬姐姐的时候一定要问问。如果我还见她的话。）死亡为什么就这么难？而对此不解，思考这个，这正当合理吗？有用吗？哦，死亡实在是太难太难太难了，身体不想放弃。那儿进行着一场搏斗，那是战场。 但假设莫迪的意志和思想希望她走，这是不是意味着她的身体就不会如此激烈地反抗？如果在反抗的的确是她的身体。 莫迪坐在那里，不愿意死去。我实在是没法理解，就这么回事！ 在将自己和莫迪相比较时我知道换位思考有时候根本不可能。尽管我知道我这是在拿自己，一个从健康角度说离死亡还远的五十岁女人目前的心态，与一个行将就木、年逾九旬的老妇的心态作比较。随着死亡逼近，一个人的心态也会变？我目前的想法，与“我会死”这个认知之间，自然是横着一道绝对的屏障，或者说是墙。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我将死去，但那个认识不是一个清晰强烈的现实。也许这是预先设计好的，让我们像动物一样不知有死，因为若是知道了，我们就无法活下去。不管大自然还关心什么别的，她最在乎的是要我们活下去，繁衍，遍布整个地球，生生不息——任何与此无关的，大自然不可能在乎。因此我，简娜，或者说简·萨默斯，坐在一个垂死的女人身边，努力转换我的思想，剥去一层外膜或者说变得自然开放，好真正地明白我是要死的，但是大自然不让。 我刻意想象各种惊惧，各种恐慌：我让自己假设我，简娜，背后垫着高枕头，非常老迈，正被从内里摧毁。我一点一点剥掉自己的外层，先是剥掉了我的服饰外壳，我用以展现自己的那些东西；然后再暴露我健康的身体，它不会——暂时不会——突然就大小便失禁，仍然标致鲜活；接着再往里，直到自我，即我对自己的认知，然后想象自我其实是存于一个躯壳之中，乱糟糟的一堆肉和骨，仅此而已。但是这没用。我不怕死亡。我不怕。 而且，看着莫迪死去，我更不怕它了，这真是矛盾。那些专业人士，与死亡有关的，对死亡睿智以待，那正是我希望自己能有的态度。他们甚至很诚实，因为我知道，就算他们还没有告知莫迪“事实”——好像她不是已经知道了似的——若是她问，护士也会告诉她的。哪怕他们不直接说，莫迪·福勒，你要死了，他们也会允许她知道事实。但因为她目前这个态度，他们还没这样做：不，他们明白她“还没做好知道的准备”——护士长是这么对我说的。所以她的病房里依旧保持着友好、随意，甚至是不冷不热的气氛，好像她只不过是着了凉或者摔断了条腿。 至于死后永生：实际上，我根本没法让自己相信这股狂暴的名为“莫迪”的能量会完全消失。这一点我实在没法让自己相信。老天啊，不管是健康还是生病，莫迪都对别人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关于她自己，关于生命，关于她所经历一切的本质，她做了如此这般的表述；莫迪如此强势地走过人生，我才不信她会消融飘逝，像随温度上升而蒸发的水雾。 莫迪的当前占据着我的注意力，将来留存下来的会是什么，这对于我来说根本不是个问题，比方说她会变成什么样，看上去年轻还是苍老，“她男人”能不能认得出她来，或者她的儿子是个婴儿的样子还是中年男子的模样，这一切都丝毫不相干。 “扶我起来，扶我起来。”莫迪说。我抱起这一小把骨头，把它放直，把她细细的头发撩到后面，捋顺，然后说：“莫迪，消停一会会吧，我得坐一坐了。” 尽管她根本没什么重量，同一个动作重复得多了，我的背还是开始抱怨了。简而言之，我的背相当不客气，我发现自己经常向它呼吁：坚持住，再等一会儿，你要挺住，还不能放弃啊。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觉得上班太累人了，我实在太累了，最多不过能摆摆样子，菲丽丝给我打掩护，吉尔也在尽她所能给我帮忙。 我和吉尔一起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让她开车，我像个僵尸一样爬上楼梯，倒进我的大扶手椅里，坐在那里，绝对累垮了，几乎一动不动，慢慢积攒力量，好开车去医院。吉尔说：“别去，简娜，别去，你会垮掉的。” “我肯定得去啊。” 十点钟，或者更迟一点，我回到家里，倒在浴缸里，泡上一个小时左右，或者脑袋下面枕个靠垫，在起居室的地板上躺着。吉尔给我端茶送汤。我像伊莉莎·贝茨一样，不止一次根本就没高兴起身上床，一晚上坐在那里，沉思默想莫迪这出大戏，好像它在我的舞台上，在我身体内部的什么地方上演着，而现实生活则被关掉了声音，在别处继续着。吉尔进来过，凌晨两三点吧，我说：“不要紧，不用管我。”但如果不是她来的话，我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一切有什么不正常的。当然了，用吉尔的话说，我可能是“心绪不安”，过一阵就会好的。真正不安的是吉尔，我不上床睡觉，或者躺在地板上睡着了，遇到这种情况她就很害怕。但是她表现得很可爱，善解人意，得她妈妈的真传呢。 这也没能挡住她不止一次地说：“简娜，和你住一起，我是真要成某人的翻版啦。”她指的是成我的翻版。说这话时，她显得凶巴巴的，又有些顽皮好笑，那表情在说，唉，说这话，那是因为我得自己照顾自己！ “你的意思是说，我这个师傅太苛刻了？” “倒也不是这么说，但是我得多少就要付出多少，不是吗？” “我没想到我这么糟糕。” “我真的不介意。我和妈妈说这对我有好处。可以振奋精神。” “就像冲冷水澡。” 彭妮太太也是个问题。 “你为什么这么恨她？”吉尔相当惊讶，这样问我。于是我就得自问我为什么恨她。“她其实人挺好的，也挺有趣，她有好多关于印度的故事，而且她那么寂寞，她实在是个可怜的老太太。” “我一直对彭妮太太不好，确实大损我的人品，我这么做，是因为她得寸进尺。” “你会去看望其他的老太太，你能容忍她们。福勒太太死了以后，你还会去看另外两人吗？” “我总不能就这么把她们撂下吧？” “你真是够固执的，简娜，你得明白这一点。” 我得明白，实际上已经明白过来的，是我允许吉尔进入我的生活，于是我的大门洞开，城防失守，领土沦陷，我不再有一块能称作为“我自己的”地方，既然都这样了，彭妮太太也就无所谓了。我回来看到吉尔和彭妮太太在厨房里开心地喝茶攀谈，于是我朝她们点点头，特意摆出一副心不在焉的严肃模样，像一个心里记挂着重要事务的大忙人。然后我退回我的卧室，紧紧地关上门。 很快，我就又要离开卧室，去看莫迪。在家里，照吉尔的建议“休息”的时候，我也在想她，那还不如就去她身边呢，反正我的思想每时每刻都在她那里。医生护士都习惯我了，我去病房不分时候，他们不介意。 我还见识了大病房里的生活。莫迪吃了中午的药，睡着了，我在那儿坐了一个多小时，等她醒来。 护士长走进来，站在莫迪的床脚，开始聊天，说话含糊笼统，医院里好多信息，还有指示，就是这样传达的。她说有些她的病人从来没有访客。“他们的亲戚根本就当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 于是，我去了大病房，看谁愿意和我聊天，同时还注意着莫迪，以保证她完全醒过来的时候我在她身边。 以前我是那么害怕年老，害怕死亡，我甚至不让自己看街上的老人——对于我来说，他们不存在。现在，我在那病房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凝望，惊叹，好奇，钦佩。 那些护士们……多么耐心，多么明理，脾气多么好！她们怎么做到的？这里有十八个左右的老人，个个都有这样那样难对付的问题，大小便失禁，或者瘸腿，或者痴呆，或者有病痛，或者——像莫迪那样——病危。她们来到这里，这些老家伙们在这里如此亲密地住在一起，住在这间沿两边墙摆满病床的病房里，她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在于她们的需求，她们的虚弱，而且也就只有这些，因为来这儿之前她们并不是朋友。离莫迪房间最远的那床是一个九十六岁的老太太，是个成天笑嘻嘻的丑角儿，耳朵完全聋了，相当迷糊，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护士把她安置在椅子上，她在那儿坐着，也许能坐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然后跳起来，在一排排床之间散个步。但是刚迈出步子，她就迷了路，大家都在看她，有的面带微笑，有的烦躁恼怒，因为她现在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她会随意地停在一张床前，然后试图爬上去，毫不在乎床上已经躺了一个人。“玛吉，”床上的人喊，“你看不见我在这儿吗？”“你在我床上做什么？”老玛吉叫道，然后大家就开始喊了：“护士，护士，玛吉又闹了！”于是护士们跑过来，一般是一路哈哈笑着，说：“玛吉，你在做什么呢？”然后趁机带她去上厕所，反正她已经爬起来了…… 玛吉隔壁床是个“固执的”。 唉，你真固执，护士们叹气，因为她又在自我表现了。她是个壮硕女人，有一张强势的脸，她时刻提防着，不让别人威胁到她认为属于她的一切。她的腿不好，只能架起来搁在面前。她抱臂坐着，监视着。或者读书，一般是浪漫小说，偶尔是航海故事，她很喜欢航海故事——《残酷之海》《霍恩布洛尔船长》。 她已经住院三个月了。有些人已经在这儿待了好多年。她进来的时候，说道，我的名字是梅德韦太太。不许叫我弗洛拉。不许把我当小孩。 哪个新护士来病房，叫她亲爱的，弗洛拉，那就会挨一顿教训：“不要把我当小孩哄，我的年纪都够做你的曾祖母了。”可怜的护士，她接受过训练，就是看其他的护士哄不肯吃饭的人，她们就像哄孩子一样，说：“乖，就吃一勺。”或者，“亲爱的，乖乖把布丁吃完好不好。”“啊，”她回答，“啊，梅德韦太太，我听你的，不过叫我多萝西吧，我不介意。” “我介意。”威严的那位说，她旁听护士们讨论各自的任务，玛吉需要这个那个，弗洛拉需要……“梅德韦太太。”她纠正她们，镇静，大声。 “哦，梅德韦太太，亲爱的，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亲爱的？” “我不是什么亲爱的。” “的确，有的时候你不是……我们现在能带你去理疗室吗？好吧？” “不。” “为什么不？” “我不喜欢。” “但是那对你有好处啊。” “我不要人家给的好处。” “哦，梅德韦太太，你不想腿好起来吗？” “别傻了，护士，你知道就靠踢两下，腿再弯一弯根本好不了。” “是不会好起来，但是能让它们不会变得更糟啊。” “嗨，我在这里也没让腿歇着啊。” 这话不假。每半个小时的样子，她就会脱掉脚上的轻塑料靴，我想大概是要松一松，免得总箍紧了会痛。她晃晃腿脚，用手按摩。然后是单调平淡的大嗓门：“护士，帮我把靴子穿上。扶我走到门口再走回来。” 她对床是一个年过九旬的老太太，护士长告诉我她是个“夫人”。这帮护士都很令人钦佩，而这位护士长是核心，是我以前和乔伊丝说的“那个人”的化身。病房的气氛正是她决定的。她人到中年，一脸倦色，两条似乎有病痛的粗腿，还有一张叫人愉快、通情达理的宽脸，能让人产生信心。她时刻注意着，看她的护士们是否有一丁点的不和气、不耐烦。她们草率马虎，随便，而且——看上去如此——有时没效率，丢三落四，记不得这记不得那，于是就笑笑，道个歉来挽回局面，这些她都不在乎。相反，据我看来，她鼓励这种气氛。但是我看到，其中一个态度稍差、急性子的护士，对老玛吉说话时，语气有些尖刻，这时怀特护士长就把她喊来，对她说：“这个地方是她家。她只有这个家了。如果她愿意，就有权利发傻。不要催她和强迫她。我不允许这样，护士！” 怀特护士长告诉我，那位夫人原来住在埃塞克斯乡下。她以前养着几条狗，还骑马纵犬打猎。她曾有一个大花园。为什么她会来到这儿，来到伦敦的一家医院里？护士长不知道，艾伦在这儿七年了，不喜欢谈论自己的过去。 艾伦的耳朵完全聋了，腿也不好，所以她去一趟厕所，走过去要花十多分钟，回来也要那么长时间。她得要人搭把手才坐得下来。她的脸瘦削、可爱、精明，眼睛里闪烁着勃勃生机。她坐在那里，关注着病房里发生的各种事情，什么都不会错过，看见美好或是滑稽事的时候，会暗自微笑，看见不好的情形，会叹气……我进门的时候，她会朝我笑，指指手里，示意她在读我给她带的杂志：《乡村生活》《女士》《马与猎犬》。她耳朵聋得厉害，所以没法和人聊天。 有的时候我和梅德韦太太聊天。不久前，她还在韦尔斯登经营着一家卖报刊和糖果的小店，她的丈夫去年才去世。她有一个住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女儿，偶尔会来看望她。很少有人来探望梅德韦太太。根本没有人来探望艾伦，她已经被人遗忘了。当然了，还是有各家教堂的牧师，以及做义工的年轻人会来探视，年轻人的来访让她们很是开心。坦尼森病房人人都怕的梅德韦太太会拿过去的故事款待这些访客，讲自己年轻时，像他们那么大时候的事，都是一战那会儿的旧事了。他们离开时，摇着脑袋，哈哈笑着，互相用眼神交流，因为那无限遥远的世界是那么近——离她那么近，这时她会看看我，于是我们也哈哈笑着，因为时间，因为时间玩的把戏。“啊，”她也许会一边盛气凌人地朝护士挥挥手，指示她把自己的眼镜拿过来（她只要往前伸四英寸就能够到了，可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做），一边感叹，“啊，我跟你说。当初我要是和那帮年轻人跳舞，随便哪一个我都能一直跳到他趴下为止，随便哪个晚上！要我说，跟我们当初比，这帮年轻人真不行。”然后她拿起她的小说，那小说或许叫《暮色里的激情》。 我坐在那病房里，看着；坐在莫迪床边，看着。我在琢磨的，是也许可以再写一本小说，不过这次不写浪漫故事。 我想写这些在病房里工作的姑娘，那个西班牙或是葡萄牙或是牙买加或是越南姑娘，一天要工作那么长时间，薪水却少得可怜，还得照顾家庭，抚养孩子，寄钱回去，给身处东南亚或是阿尔加维小村子或是西班牙腹地的亲戚。大家都不把这些女人放在眼里。相比之下，杂务工的工资还高些，他们满医院跑，带着一种自信，要我说，那自信源于工作不累。而我只知道一件事，这些护士很累。她们疲惫不堪，非常希望能准许她们上床睡觉，并且一觉睡上几个星期。她们都有着同样的表情，我看得出来，是忧心忡忡的表情，这种心情源于她们只勉强能够应付生活，时刻担心发生什么事——生个什么病，摔断一根骨头——让她们就此掉落下去。我怎么会看得出这种表情的？我记不得以前见过啊。我在哪儿读到过？不，我觉得这是因为莫迪：也许，当莫迪讲过去的事时，从自己过去的经历里挖出什么我现在记不得了的故事时，她脸上就是这样的表情，因为她心中有那种忧虑。这些女人们很害怕。贫困根本不给她们留下余地，而且她们还需要养活别人。在病房里，正是这些人会从别人的手袋里偷偷摸出钱包，这里拿上一镑，那里摸走几便士，偷拿一点饰物，往自己口袋里塞一个别人的橘子。没什么躲得过这些缺吃少穿之人的手指。而正是因为她们，伦敦这些伟大的医院，这些堪称世界医院之楷模、其名声鼓舞着从印度北部到非洲南部贫穷国度医生和护士的医院，也没法保护受其照料之人不遭贼手，一切可偷之物都可能被偷。我看过这些女人们工作，她们反手稍稍支一下腰，舒一口气，半是叹气半是呻吟；忙里偷闲，站在半掩的门后休息一下，脱下鞋子，放松放松脚；口袋里装着一支抽到一半掐掉了的烟，有空才能摸出来抽两口。她们待人也很好，会给我这样的人端茶，或者在哪个疯傻的老人手里放上一朵鲜红的花，好让她坐在那里盯着看，认为这大概是她这辈子从未做过的事，又或者是往没有人来探望的老人嘴里塞一块巧克力，巧克力是从有人探视的病人那里顺手摸来的。她们把一切看在眼里，发生了什么她们都知道，哪里都有她们的身影——而且，据我所知，没人注意她们。没谁把她们当回事。那么，闹维权运动的那些“勇士同志”们，或者工会那些爱管闲事的人，为什么不出手做点什么，解决解决她们的问题？ 好，这就是我想写的东西，但是写一本这样的小说，同写那些时髦女帽工人或者多愁善感的贵夫人，完全是两码事。 今天，大牌医生与其手下新人。 我正陪莫迪坐着，听到没铺地毯的水泥台阶上传来一阵好似羊群出动的声音，叽叽喳喳，咔嗒咔嗒。嗡嗡的说话声，听得最清楚的，是他浑厚的大嗓门。 莫迪的门敞开着。羊群在门口站定。 大牌医生是老年病专家，还是个世界级的专家，这是人家告诉我的。他开始滔滔不绝。 这是胃癌，他们读过记录了，他们看过幻灯片了。典型症状是……下面几句话我听不懂。好，女士们先生们，请……于是一大群人冒了出来，一起挤进门来。莫迪坐着，稍稍勾着点腰，垂着头，是醒着的，瞪着床单。 她看起来不舒服。跟着医生们一起来的护士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来莫迪不对劲，走上前来说：“福勒太太，亲爱的，靠着坐，嗯，靠着……”但是她知道莫迪是怎么一遍一遍地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的，知道我是怎么一遍又一遍地扶她起来的，也知道莫迪平日就像现在这样坐着，一次好几分钟，好几个小时。 我们把戏做足：让莫迪靠着枕头，她一言不发，一大帮医生围观。 莫迪紧闭着眼睛。 大牌医生犹豫着，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给她做检查，好让学生学到点东西，但是他最终决定还是不做了：但愿是人性让他做了这个决定的吧。 他们后退几步，站到门外。 大牌医生解释说，莫迪现在处于昏迷状态，会在睡梦中悄悄走掉。 这让我大为震惊。护士也吃了一惊，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恼怒地叹了口气。 因为莫迪多数时间是清醒的，努力克制着疼痛。她吃药后会沉沉地睡上一两个小时，然后又挣扎着醒过来。 四周静悄悄的，一片肃然，大牌医生正在说，福勒太太是一个极其独立、富有自尊的人，她从来不想用药，而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必须小心监控——如此如此，等等等等——但是很幸运，她现在陷入昏迷，不会再醒过来了。 护士很恼火。她训练有素，不允许自己与我有眼神交流，但是我们彼此都充分理解。因为，当然了，做监控的是护士们，关注着病人们的需求、情绪的变化，医生不过偶尔露个面，吩咐吩咐。我坐在这儿观察、倾听时，发现给人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护士和医生之间那条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知道实际情况的是护士们，对医嘱护士们会调整、改善，常常还干脆无视。发号施令的人根本不知道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如此之神奇的系统是怎么发展出来的？ 医生们离开去了主病房，喧哗声渐渐远去。 莫迪低声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护士抱歉地朝我笑笑。我起身，扶她起来，让她以原来的姿势坐着，不知为什么，这样的姿势倒让她更舒服。 “我去关门，就关一分钟。”护士悄悄地说，意思是，医生就不会知道你把她扶起来了。 她关了门。莫迪：“把门打开，打开，打开。” “就一分钟，莫迪，等他们走了。” 没一会儿，他们又踢嗒踢嗒、叽叽喳喳地经过病房，下楼去了。 我把门又打开，餐车朝这边过来，哐，嘭。 “福勒太太，来点汤？三明治？冰激凌？” 我替她回答：“请给点汤，再要一点果冻。”尽管她如今根本什么都不吃。 我把汤递到她嘴边，她摇摇头。我舀了一勺果冻。“不要，不要，”她悄声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 我照办，一次又一次，整晚都这样。 然后，九点了，已经换了夜班了。我等着，好去和夜班护士们说话，亲自告诉她们她今天过得怎样——和昨天以及前天一样——夜班护士们微笑着，弯下腰对莫迪说：“你好，亲爱的，你好，你怎么样？” 夜班护士里，有三个棕色皮肤的，一个白皮肤的，莫迪觉得自己被异类包围了。 “我走了，莫迪，明天再来。” “你这就走啊，是吧？那好，晚安。” 《马里波恩的女帽工》今天问世了。他们在出版之前重印了两次。莫迪的事让我忙得团团转，没能好好享受这一时刻。它会卖得很火的。当时我放弃了可爱的、待遇丰厚的工作，也偶尔暗自觉得自己真是疯了，看来都是瞎担心。 今天一大早我把书读了一遍。阴暗的冬日早晨，死气沉沉，冷得很，但是《马里波恩的女帽工》的封皮色彩鲜艳，很漂亮。我把莫迪艰难的生活改写得轻松愉快，充满了意外的惊喜，我多么享受这个过程。在我的版本里，莫迪的孩子被人从她身边偷走，但是她知道他在哪儿，悄悄地去看望他，两人互相支持，以对抗她那坏心眼的情人，她爱这个情人，唉！但是后来她与一个年长的男人建立了持久关系，两人互相尊重，他是个富有的酒店老板，珍视她，帮她夺回了儿子。她是制帽间里备受器重的首席助理，在这位无私人士的帮助下，她自己创业，生意越做越大，贵族常常光顾，就连几位不那么显要的皇室成员也会光临。我给她创造的这个人生，莫迪一定会喜欢。 莫迪在老医院已经住了三个星期。除了她一天比一天焦躁不安外，我看不出她有什么变化。她要我把她放平躺下，一旦放平了以后，又要我把她扶起来。她没完没了地请求，把我扶起来，但是她控制不住，会向前倒，于是又凶巴巴地要求，让我躺回去。 护士们进进出出，关注着，“监控”着。莫迪现在用的药非常厉害，莫迪根本算不上神志清醒，但有一点：莫迪绝对没有陷入昏迷。莫迪没有放弃，没有接受现实，离放弃和接受现实还远着呢。 莫迪还在对我说，准确地说是嘟囔着：“带我回你家——嗯，你回家的时候带上我。” 莫迪既明白也不明白自己得了胃癌，就要死了。 更确切地说，有一个明白的莫迪，还有一个不明白的莫迪。 我觉得，莫迪真的死了以后，那个不明白的莫迪还会留在这儿。 哦，老天啊，要是莫迪肯死就好了，要是她肯就好了。当然了，我知道这不对。我现在在想的是，的确有可能，控制死亡进程的不是身体，不是她胃里那块随着每一次呼吸不断长大的肿瘤，控制它的是不肯死的那个莫迪的需求，她需要调整适应——适应什么？谁又能知道，莫迪低垂着脑袋，眼神木然，在这后面，有些什么重大过程在进行着？我觉得当这些过程完成以后，她就会死去。这就是为什么我永远不会提倡安乐死，或者说，没有成千上万条安全法规保障，我是不会提倡的。那些看护者、继承人、至亲至爱者，他们希望垂死的人能早日死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一负担的压力实在是太可怕了。而垂死的人承受的痛苦远不如看护的人那么大，有没有这个可能？莫迪疼得厉害——间歇的，两餐猛药之间——但是疼痛是这世界上最糟的东西吗？反正对于我来说它绝不是。莫迪神志清楚的时候，也绝不这么认为。一旦垂死之人过了某个阶段，正常的、人类的标准就不再适用，或者说不轻易适用，为什么会这样？莫迪这一辈子都不曾用肉体是否疼痛作为标准来衡量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臆断她如今变了？她依旧害怕死亡，我知道，因为她需要一直敞着门，那道可怕的门，放进来那些噪音（放进来生命）——沉重的脚步，说话声，车轮声，杯盘碰撞的声音。但是她真正在想的事情或许根本与疼痛无关。疼痛是她要对付的，它就在那儿，她能感觉到它来了又去，缓和一阵又剧烈一阵，她得改换姿势——扶我起来，扶我起来！——但我们压根不知道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昨晚莫迪死了。 最后几天里，病房里来的是一个漂亮的小黑皮护士，我是说，她是个白人，长着一头深色的头发，一双深色的眼睛，不是说她是个黑人护士。她有点迷糊，好脾气，马虎。她在莫迪的病房进进出出，走路像在飘。她帮我抱莫迪起来，帮我服侍她躺下，端茶来给我喝。我知道他们认为莫迪的情况越发恶化了，因为昨天她们给我送了好几次茶。但是我自己看不出有什么区别，除了她的确焦躁不安至极。在医院那张平整的特制高床上，莫迪那股能量，把我折腾得筋疲力尽，也让小黑皮护士累得够呛，她说：“好家伙，萨默斯太太，看来你真够强壮的。”昨天晚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护士拿来莫迪的药，几乎是满满一杯，那么多。因为还不到吃药的时候，她就把它摆在桌上，然后出去了。她匆匆地又赶回来做什么事。“哦，我忘记了，福勒太太的药。”她说着伸手去端，却碰翻了它。那些可怕的液体泼洒得到处都是。 她倒吸一口凉气，恐慌地瞪大了眼睛，双手猛地捂住嘴，然后站在那里紧张地咬着指甲，盯着洒了的药剂。然后那双眼睛转向我，那是最低声下气的哀求：我会不会把她供出去？她在问。准确地说，那老套路的夸张动作倒是出于真心。 我很震惊，我没法想象那位可爱、讲话含含糊糊的护士长会是个暴君，不过我无言地让那个姑娘放心，我不会那么做的。 她拿来布和海绵，把地板弄干净，莫迪一直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垂着头，她急需吃药。 昨晚我恰好需要提前离开，比平时早半个小时，我一般都是九点或者九点以后才走。我答应了要回家接一个罗马打来的电话，关于下周展览会的。 于是我对护士说：“你会负责让福勒太太服上药的吧？”不过我现在很清楚，她当时那个状态，很有可能不会汇报自己犯的错。不过反正如果莫迪晚上疼得厉害的话，会再给她加一次药的，护士长告诉过我。 但是我现在想，那个护士是不是没把洒掉的那剂药补上，是不是莫迪晚上想要药，但是没得到——简而言之，她是不是疼死的？我不知道，也不会知道了。 我接了电话，看了一会儿带回家的文件，泡了澡，很迟才上床，大概四点钟的时候被电话铃唤醒：福勒太太刚刚过世，你要来吗？ 我十分钟之内就赶到了医院。 那个时间，那地方有嗡嗡的人声，模模糊糊的，低低的，有一种轻柔的活力，让人舒服。我几步跨上冰冷的石头阶梯，冲进病房。我一眼瞥见两个娇小的棕色姑娘，大概是越南人吧，正费劲地扶一个大块头老太太下床。她们看到了我。我看到了她们厌烦的表情：唉，天哪，又多一件事要应付了。但是她们走到我跟前的时候，脸上厌烦的神情已经抹得精光，得体地微笑着，告诉我，她们认为福勒太太是大约一小时前去世的；当天夜里有个生病的老太太一直在折腾她们，等她们去查房的时候，莫迪已经走了。 她们前一次离开时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等一等，等一等。”可她们得离开，还有那么多人要照顾呢。 “等一等。”她嘟囔着，或者咒骂着，或者叫喊着，想要叫住步履匆匆，离她而去的生命，但是生命没有搭理她，一直往前走，把她留在了后面。 要是莫迪是——是因愤怒而死的，我也一点都不惊讶。简娜不在，但是她从来都不在！——还有那些黑人护士，看看她们，进进出出的，根本没时间理我……也许，莫迪就是这样死的。但我不相信她内心深处翻腾的会是这些。 一个姑娘给我端来一杯茶。这是固定仪式。我坐在死去的莫迪身边，她看上去就像是睡着了，摸上去还是温热的，摸上去很舒服。我握着她没有了生命的手，另一只手里端着一杯茶。礼仪规范一定要保持。 一个病人去世以后，要给至亲好友一杯茶。的确该这样。 护士长走进来，另一个，夜班护士长，也许她是总护士长。不管是什么吧，她站在那里，说着话，让气氛恢复正常。有一些套话必须由我来说，于是我就说了：比方说莫迪是个了不起的人，她一生艰苦，但是她直面困难，机智勇敢。 总护士长站在那里，深表同情，微笑着，倾听着。 然后就没有什么我能做的事了。 问题是，我根本感觉不到莫迪已经死了，尽管这是几个月来我第一次看到她不折腾；我甚至有些担心她没有死，没有真正地死掉。但是我松开她的手时，它渐渐僵硬，发冷。我刚站起来整理东西，刚才两个棕色小护士中的一个就跑了过来，把莫迪的双手放到她胸前，然后用床单罩住了她的脸。她那表情就像个家庭主妇：这件事做完了！下面要做什么？啊，对，我得…… 我开车回家，经过医院正门的时候，看到了昨晚那个漂亮护士。她看上去像一颗熟透了的软树莓，穿着淡红色连衣裤，一条巨大的粉红围巾盖住了颈子和肩膀。她笑着，满脸通红，懒洋洋的，一身轻松：她身上的每一个原子，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在大声宣布，她享受了一整晚的鱼水之欢，几分钟前她才不情不愿地起了床，而在她的想象中，她还在那张温暖的床上。她的护士服在手中提的包里，她把包晃前晃后、晃左晃右，她笑容满面……她到早了，计划溜进医院，找一间浴室，洗个澡，希望总护士长或者护士长不要注意到她。不过不难想象，年长的那位，本来准备好好说她一顿，结果出口的却是：“唉，算啦，不过下次别这样了。”然后，她一边心里觉得这么说实在是太鲁莽、太过偏颇，一边细细地打量那张睡意蒙眬、欢乐满足的脸，意识到自己的屈服。于是她想，嗨，反正她在这儿也待不长了…… 洗完澡，这个幸运儿会在各间病房里转转，病房里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要赶在早班之前把事情做完，不过她终归能找到一个朋友，朋友说：“当然可以啦，用我们的壶吧。外面什么天气？挺暖和，是吧？” 正式值班以后，这姑娘会打个哈欠，心想，啊，反正这一天很快就过完了，然后……啊，福勒太太去世了，是吧？有没有收拾过了？收拾过了，哦，好极啦！她自然是讨厌收殓这件事啦，能躲掉就要躲掉。 她走进莫迪的病房，看到雪白整洁的床几乎是平整的，只隆起窄窄的一条，那是莫迪。她想起来了，双手又一次猛地捂住嘴，摆出那古老的姿势，哦，我做了什么？——然后想，唉，就算她早死了一两天，又怎么样？她想着，要去查查记录表，看看晚上她们有没有再给莫迪药，她想要确定，老太太不是被疼死的。但是她很快就把这事忘了。 我一等薇拉的上班时间到了，就给她打了电话。她听到消息就哭了出来，这让我也让她自己吃了一惊。“哦，老天啊，”她说，“对不起，这一打击太沉重，我受不了——真是犯傻，她本来就活不长了，但是……你还好吗？但愿你还好。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跟别人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薇拉滔滔不绝地讲，这是一种神经质的反应。她又哭起来。她再次说：“真是犯傻……别理我。你说你见过那些亲戚？你觉得他们会负担葬礼的费用吗？” “他们肯定是付得起的。” “我来给他们打电话……哦，天啊，我感觉太难过了。不，不光是因为莫迪，我手头有一堆麻烦。不，我希望你别问了。我拿到这份工作的时候，对自己说，工作是工作，家庭是家庭，我不会把它们混起来的。迄今为止，我都做到了。我找这份工作，是因为不做的话，我会发疯的。当然了，你可以说，这是才离龙潭又入虎穴，我在家里做的事和在工作单位做的一样——这事就说到这吧，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她后来又打电话来说，莫迪的姐姐说莫迪多年一直在缴丧葬基金，好让自己体体面面地下葬，而她可没有钱，没法再添什么了。 “天哪，”薇拉说，“听到这话你不觉得恶心吗。奇怪了，我打电话前就有预感她会这么说。好吧，那就得由市政来办了。现在我得拜托你一件事——那只猫，你能去安排吗？这些可怜的老家伙去世以后，还得带他们的猫去执行安乐死，这件事我实在没法做。” 办公室里，菲丽丝冲进冲出，弄出好大的动静，她要去罗马参加春季展示会——我说了我不去。我说我有“事”，那事就是莫迪之死。真是疯了，我知道。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是讲得通的。迟来的一场雪，机场有麻烦——唉，这些最终都解决了，她出发了，而我去了莫迪家。哦，那地方的味道，那阴暗的样子，那脏兮兮的样子！没有了那熊熊的炉火，那里就没了生气。我花了半个小时，把所有剩下的食物扫进购物袋里，扔进垃圾箱，包括根本没开过的听装和瓶装罐头。我强烈地希望尽快完事，这种感觉攫住了我。薇拉说这就是为什么老人去世以后，二手商人要大发横财。大家都是我这种感觉，就连市政派来清理、评估的人也是这样的：哦，我们加把劲，早弄完早好。我想，莫迪的书架到古董店大概能卖个好价钱；她还有几块挺好的雕版；房里还有一个不错的五斗橱。但是，如果我嘱咐薇拉说，这是些好东西，不管谁来处理它们，请他务必不要贱卖了，但那最后得益的又是谁呢？莫迪的那个姐姐，就是她…… 猫。我去了后院，发现那可怜的动物蹲在门外等着，我想大概是在等莫迪回家吧。大约十五年前，这只猫来到莫迪后门的台阶上，喵喵叫着求助。猫当时怀着小猫。莫迪收留了她，帮小猫们找到了愿意收留它们的人家，送大猫去做了绝育手术。从那时起，她就有人疼爱，有人亲吻，但是现在，突然间，她又成了一只趴在后门台阶上，无家可归的动物。我去了那个一直在喂她的女人那儿，希望能走运。但是她很生气，说：“我哪知道要管这么长时间！我以为就几个星期的事呢……我自己还有一只猫……”然后，她口气软了下来，“要是我养得起她的话我会养的，但是……” 我把猫放进莫迪的猫篮，把那喵喵叫着的动物装上车，开车去了皇家动物防虐协会，在那儿关门之前赶到了。 今天是莫迪的葬礼。 莫迪有好几年每周缴丧葬基金。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她挨着饿交钱。全部交齐了，一共有十五镑。那会儿，足够让她体面地下葬了。她想要躺在母亲附近，在帕丁顿，但是那些坟墓早就被清空，做了建筑用地了。她不知道那墓园已经没了，也不知道她那十五镑如今都不够租一把铲子。 市政给这些付不起自己丧葬费用的人准备的葬礼还说得过去。要是拿这样的标准葬我，我也不会介意，不过我本来就不大在乎这些。 我今天才意识到，参加妈妈和弗雷迪的葬礼的时候，我其实关掉了感官和思维：我大概算是在场吧，仅此而已。莫迪的葬礼，我绝对是在的…… 春日美丽的一天，浅蓝的天空，匆匆飘过的白云，墓碑间的草地上有一些雪花莲和番红花。一片古老的墓地，满园鸟语。 那一大家子来了，不过没带来莫迪渴望结识的曾孙辈。再说了，死亡和葬礼这样基本而没有深度的事情，自然不应该要求如今的孩子们忍受。 一共三十三个人，家境不错，穿着体面，洋洋得意。 整场仪式，我一直满腔怒火。那个女族长，果然是按照老套路，痛哭流涕，两个上了年纪的儿子搀着她，一边一个。 葬礼结束以后，一个外甥的儿子走过来，开始谈起莫迪来。我可以看到我俩站在那里，站在那堆新堆起来的、散发出浓重泥土气息的黄土边，我打扮得无比得体，无可挑剔，正是参加葬礼该有的样子，深灰色的套装，黑手套，我那黑色的帽子（莫迪特别喜欢的那顶帽子，她说它简直是个奇迹！），鞋跟大概有一英尺高的黑皮鞋，黑色的丝袜。我是不遗余力，精心收拾打扮的，要让这帮人看得出来，我是把莫迪放在心上的。而他呢，灰头土脸，形容猥琐，消瘦的男人。我开始不确定我到底是在生谁的气。他努力微笑着。 他主动说：“莫迪姨婆的确是有幽默感，哦，她可喜欢开小玩笑了……” 然后他给我说了一个故事，我从莫迪那儿已经听过好几遍了。她帮一家打扫卫生，那家人开了个蔬果店，女主人对她说：“你要不要尝尝这季的时鲜草莓？”然后在满怀期待的莫迪面前摆了一个漂亮的碟子，配上糖罐和奶油，在碟子里放了独一颗草莓。莫迪吃了草莓，然后对那女人说：“你要不要试吃一下我后院树上的樱桃？”她拿一个大牛皮纸口袋装了一颗美味的樱桃，带给那女人，并且当场辞职走人。 说到这儿的时候，那家子里又有好几个人围了过来。有些我在那次了不起的午餐上见过，另外一些是新面孔。他们对于莫迪衣着考究的优雅朋友很好奇。 我说：“她以前还常说起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她当时失业，在这之前因流感而丢了清洁工的活。她身无分文，在回家的路上一直祈祷，帮帮我吧，上帝，帮帮我吧，上帝……然后她低头，看到人行道上有半个克朗。于是她说，谢谢您，上帝。她走进最近的一家店，买了一个葡萄干面包，站在那儿当场就吃了，她实在太饿了。然后她买了面包、黄油、果酱，还有一点牛奶。还剩下六便士。回家的路上，她去了教堂，把六便士投进捐款箱，对上帝说，您帮了我，现在我帮您。” 我周围一张张脸上的表情在说，他们是该笑还是不该笑？这是个笑话吗？因为莫迪可会开玩笑了！他们显得十分狐疑，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不知道该不该再讲点过去的事。我则在想，这有什么意义吗？他们多少年前就把莫迪一笔勾销了。那个姐姐（黄土哗啦啦填进墓穴的时候，她还在抽抽搭搭地哭着，搞出不小的动静），没法正视自己是如何利用莫迪，又如何把她赶走，用完就把她赶走了，于是就说莫迪根本就不可救药——找这样那样的借口，这家人就得以忘掉她。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一张张不安的蠢脸，决定自己懒得和他们纠缠。 再说，最后打赢嘴仗的还是他们，因为，当我走到车旁时，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儿子追上来，用一种纡尊降贵的慈善口气说：“那么，我猜你下面会再给自己接个小任务，是不是？” 就是这样，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火冒三丈地回到家，在房里打转，粗手粗脚，摔门砸桌，自己嘟嘟囔囔。就像莫迪。 吉尔下班回来，站在那儿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不慌不忙地走上前，拉住我的手，把我牵到我的大扶手椅前。 我站在椅子边，她伸手给我摘帽子，我把它扯下来，递给她。 “好漂亮的帽子，简娜。”她说。 她看着我的手套，我把它们脱下来，递给她。 “好漂亮的手套。” 她温柔地推我坐下来，拿来一张脚凳，把我的腿抬上去。“好漂亮的鞋子。”她说。 “我太生气了，”我说，“太生气，简直能活活气死。” “看得出来。” “如果我不让自己生气的话，我就得狂号痛吼起来。” “好主意，真的。” “就这会儿，我在生气。” “只要你知道自己在生谁的气就行。”外甥女吉尔说，然后去厨房，去给我泡一杯好茶。 注释 [1]“Wisdom”在英语中有智慧、明智、哲人的意思。 [2]英国伟大的军事家纳尔逊名为Horatio，Horatia是Horatio的阴性变体。 [3]芭芭拉·皮姆(Barbara Pym，1913—1980)，英国小说家，写作生涯曾在1963—1977年间中断，因为出版商认为她的写作风格过时。1977年，著名传记家、史学家大卫·塞西尔勋爵（Lord David Cecil）以及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都撰文称皮姆是“20世纪最被低估了的作家”，她的创作事业由此得到转机，新作品再次受到好评。 [4]圣约翰森林是伦敦一个区。它地处伦敦西北区，是著名的富人区。 [5]几尼(guinea)，即1.05镑。1663年英国曾发行过这种金币，等于21先令，1814年停止流通。 [6] 莉莉丝（Lilith）这个名字是犹太民间传说中亚当的第一个妻子，也是中世纪魔鬼文化中的著名女巫，还是闪米特神话里的女夜妖。而玛莎（Martha）这个名字则源自《圣经》中的玛大（Martha），她是拉撒路（Lazarus）和玛丽（Mary）的妹妹，耶稣之友。Martha这个名字的引申意义是“为他人辛苦劳作的人”。 [7] 出自《马太福音》13:12。 [8] 海达·加布勒（Hedda Gabler），易卜生同名戏剧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对自身生活感到无聊的妇女，为了解闷摆布他人，最终作茧自缚。 [9] 亨利·梅休（Henry Mayhew, 1812—1887），英国社会研究家、记者、剧作家以及改革推动者，代表作是《伦敦的劳动阶级和伦敦贫民》。 [10]克朗(crown)，英国旧币制硬币，价值5先令。 [11]“牛济会”（Oxfam），即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ord Committee for Famine Relief），又译作乐施会，英国慈善机构，在全英广设分支机构，既向市民出售二手商品，也接受衣物、书籍等的捐赠，赚得的钱用于慈善事业，主要救济贫困国家的人民。 [12]《福尔赛世家》三部曲（The Forsyte Saga）是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 1867—1933）的代表作。莱辛这里提到的“精于世故、热爱生活的女人”是1967年电视剧版里添加的无名角色，并未在原著中出现。电视剧没有正面展现艾琳被丈夫强奸这场戏，而是将镜头移到了卧房窗外楼下这个演奏手摇风琴的女人身上。 [13]原文中，乔伊丝说自己要去做 “counselor”（顾问），简娜误解为发音相同的 “councilor”（议员、委员），因此问是哪个council（委员会）。 [14]原文用的是“stage”，指票价固定的一段公共汽车路程，可能包含不止一个“stop”，即一般意义的“站”。 [15]代表作有《流浪的女人》《金粉世界》《亲爱的》等。“亲爱的”是小说《亲爱的》中的男主人公弗雷迪的昵称。作者是法国女作家科莱特（Sidonie Gabrielle Colette, 1873—1954）。 [16] 这是威尔士诗人迪兰·托马斯（Dylan Thomas，1914—1953）的诗句。诗歌呼吁人到暮年不要屈服于死亡，而是要咆哮，要抗争。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